我跟商务印书馆的缘分不浅。我的外祖父王恺銮就是商务印书馆的作者，所著《邓析子校正》和《尹文子校正》二书收入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学生国学丛书”。而我，2001年和2008年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部论文集，2014年又出版了后一本的增订本。但是，真正让我与商务印书馆结下不解之缘的是《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任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的领导，又是2011年《新华字典》第11版和2012年《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主要修订主持人，因此得以与商务印书馆有较多接触和深入合作。商务印书馆各届领导班子对这两部辞书的修订出版非常重视，选派最优秀的责任编辑，审稿、编校、封面、装帧、纸张、印厂等各个环节都格外精心。商务印书馆的责任编辑业务素质高，不仅不放过文字体例等细节，往往还能提出十分中肯的修改意见。可以说，这两部辞书能保持较高的学术水准和出版质量，里面包含了商务人的许多付出。
1998年上半年的一天，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杨德炎同志说商务馆的老领导陈原先生想约我餐叙，我受宠若惊。陈原老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资深的出版家，他知识渊博，为人又极和蔼谦逊。作为后学，能有机会跟他聊天请教，真是求之不得。吃饭间，陈原先生问我对办好商务印书馆有何建议，我这个出版业的外行哪里说得出什么建议，但又不好什么都不说，就无知者无畏斗胆说了几句。不久，杨总又通知我，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桂晓风同志找我谈话，这下引起了我的疑惑，问杨总是怎么回事？他这才告诉我，上面有意调我到商务印书馆任总编辑。我一听就懵了。我是个读书人，习惯于书斋生活，对于市场调查、选题策划之类的工作根本做不来，于是见面时便如实向桂晓风同志直言告白，表明心迹，他们通情达理，尊重了我的意见。这件事使我与商务印书馆的感情更增进了一步。我差一点就成了商务人，或者说，我原本有机会成为商务人的。
2010年12月，中央电视台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部分贫困小学缺少正版《新华字典》，质量粗劣的盗版、仿冒字典充斥校园。该报道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等领导立即做出公益捐赠的决定，率先于第一时间赶赴学校进行捐赠，与其他两所学校签署了长期的“爱心辞书工程项目合作协议”。商务印书馆还设立了字典爱心价，以较低价格提供给宋庆龄基金会等公益组织。中国社科院语言所也闻风而动，提出降低版税，共襄善举。与此同时，政府机构和社会各界的爱心活动不断扩大，纷纷向农村学生捐赠《新华字典》。这次活动的重要成果是，2012年10月财政部和教育部联合通知，将学生字典纳入政府采购名单，这就从国家层面上根本解决了农村学生缺乏字典的问题。这件事让我对商务印书馆刮目相看，市场规则是“在商言商”，可是商务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依然不忘初心，把出版事业融入文化民生事业之中，彰显了他们对人民的感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我觉得跟商务结缘，靠谱、值得！
120年来，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学术一路同行，一向以文化积累、学术传承为己任。作为商务印书馆的作者、朋友、战友，爱之愈深、望之愈切。我衷心希望商务印书馆更加珍惜自己的社会声誉，不断擦拭自己的金字招牌，跟上信息化、电子化时代的步伐，坚持高标准，多出好书，为传承中外优秀文化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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