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自1897年创立以来，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引进西学、整理国故，编印出版各科教科书、工具书、学术图书，刊行各类杂志，兴办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等，在建设现代教育制度、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推动近现代学术进步、促进社会观念更新、提升国民素质等方面进行了卓绝的努力，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兴起的重要引擎，为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作出了独特贡献。
商务印书馆120年，历值中华民族衰弱到极致而开始复兴的100年。商务作为一个蜚声海内外卓有成就的文化、教育机构，以其成就卓绝的文化出版活动，深刻嵌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中，见证了百余年的复兴之路，同时也顺应时代大潮，于百年激荡的政治风潮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以出版为实验田，历经磨难，砥砺前行，为中国的现代化以及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探讨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推动现代教育制度
商务是中国现代教育制度最重要的发端者与创立者。以编辑出版新式教科书和工具书为推手，商务率先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面向普通百姓的现代教育概念和教科书体系，从此，中国数千年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私塾教育土崩瓦解，而新式教育思想和教学方式开始逐渐风行。这一过程，商务印书馆起了决定性作用。
新式学堂兴办以前，我国的儿童教科书大体分两种：一是蒙学读物；一是为科举而备的儒家经典和史鉴文辞。而当时的社会，洋务运动、西学东渐，各类改良盛行。旧式的蒙学与科举，完全不能应付时需，教育革新，成为朝野共识。对此，张元济是有深刻认识的。1901年，他在致盛宣怀的信中就指出：“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
1902年初，应夏瑞芳邀请，张元济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并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遂辞南洋公学职。张元济入馆后即设立编译所，聘蔡元培为编译所长，主特编定教科书。8月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后，有志教育之士纷纷办学堂，商务率先按学期分册编辑教科书。张元济主持、参与编辑最新初高小学教科书16种，教授法10种，详解3种，中学用书13种，师范、高等学堂、实业学堂用书数十种。商务教科书“采取古人嘉言懿行，足以增进民德，改良风俗者依次编入，由浅及深，循序渐进。……全书十册，适供初等小学五年之用。第一册全用图画，不著一字，令儿童不生厌倦。第二册至第四册每课一图。第六册以下字渐增，图渐减，每册至少亦有十图左右。”学部审定称为“斟酌取舍之间，皆足其精审”的评语。
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教科书名扬国内，但教师对现代课程知者甚少，同时为了提高商务职工文化素质，商务办起师范讲习班和小学职校，也为教科书使用、改编提供实践依据。
1905年7月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的倡议和主持下,开办了第一届师范讲习班，6个月内速成训练了32名教师,第二届48名毕业。1910年7月开办师范讲习社，是一所享有盛誉的师范实验学校，为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培养师资,期末、毕业考试，邀请著名教育家吴敬恒、黄炎培、刘宪阅卷和主考，考试成绩优秀的尖子可获1000元巨额奖金、购书券和去国外研究教育的津贴。自1905年起至1924年共训练培养师资11954人。
在开办第二届师范讲习班时，为了使学员有学习的场所，也为了使商务教科书能得到检验，商务创立了一所小学，1907年正式定名尚公小学，历任校长皆为有名的学者、教育家，有徐念慈、徐宗鑑、蒋维乔、庄俞、吴研因等。商务拨出高额教育基金，使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商务还开办多种类型的职业学校，1907年开办两年制商业补习学校，张元济自任校长，至1923年办了7届，毕业学生达263人。另外办有函授学社英文科、东文学社、国语讲习所、函授学社算术科商业科、艺徒学校、仪器标本实习所、平民夜校、同人子弟学校、图书馆学讲习所、四角号码检字法讲习班、工厂管理员训练班等。
商务职校各行政机构培养不同层次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职校开设语言、算术、商业三科，公司学徒必须上课，作为上岗的条件，工作分配、晋升与学习成绩挂钩，优秀尖子有高额奖金和可出国深造。商务在印刷、出版、销售方面的优势，与张元济的远见卓识和开办职业学校密不可分。商务印书馆自1902年正式出版书籍，“至1930年出版的图书（包括杂志）共计8039种、19708册。1930年全国出版书1000种左右，而商务出版439种”，成为我国出版业的最大巨头。同时，商务职校面向社会招生，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了各类人才。
早年由商务印书馆培养的一批出版家、教育家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主持了相关的教科书的编写。可以说，商务印书馆——中国现代出版的发端之地，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摇篮，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打下了坚实基础。
促进现代学术文化
西学东渐是近代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事件。它改变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思维定式、思想方法和思维路径。这对后来“五四”运动的形成，以及以“五四”为开端的中华民族一百多年自强不息民族复兴运动同样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商务印书馆以出版为推手，首开风气之先，影响和调动了整个知识界。
商务的引进西学，通过报刊杂志与市民阶层接轨，通过大学教育与知识界互动。同时商务出版活动的延续性和系统性，保证了这个浩大工程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从西方的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西方文学戏剧等等无不涉足。时间上，更是绵延100余年不曾中断。纵观百余年近现代史，投身于引进西学大潮的人物与机构不胜枚举，但是，坚持100年余年至今不辍，硕果累累的仅商务印书馆一家。
1902年张元济先生担任编译所所长以后，积极组织翻译出版世界名著，两三年内就印行了90多种。这其中包括以介绍西方历史、地理、政治等的“历史丛书”“政学丛书”“帝国丛书”，和在当时社会以及翻译出版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严译名著”“林译小说”等。
1921年王云五先生接任商务编译所所长，继而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后，进一步拓展译介工作，并逐渐汇集成系列图书出版，推出了“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和“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可称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最早的雏形。“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所收作品涉及哲学、心理学、伦理学、逻辑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历史、地理，以及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则萃集了当时一流的文学作品、一流的作家和一流的翻译家。在商务印书馆1929~1933年和1934~1936年期间印行的两辑“万有文库”中，也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中的200多种图书收入。
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中央确定商务印书馆任务为“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名著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商务印书馆在总编辑和总经理陈翰伯的主持下，拟订了“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选译目录”，确定以译介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著作为重点，首先译介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特别是18世纪、19世纪欧洲近代学术文化高峰时期的世界名著，同时译介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共收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各流派学说，以及政治学、法学、历史学国际关系等各类著作共1114种。1963年，经过了长期的调查研究和反复协商，商务印书馆又制定了《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1963~1973年）规划》，按学科列出了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各流派、政治学、法学、社会学、语言学和历史、地理9大类，共1378种。在此计划指导下，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出版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到1966年，已出版300多种。商务印书馆为此付出了长期而艰难的努力。即使在“文革”期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时，西方名著的翻译出版工作也依然极其艰难地进行着。商务印书馆通过对著作进行特别说明，译者采用笔名，或者是以“内部发行”的名义等种种方式推进名著的翻译出版工作。
1979年，陈原担任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和总编辑后，考虑到虽然之前翻译出版的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但“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因此，在陈原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决定继承和发扬商务印书馆印行“汉译世界名著”与“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的良好传统，分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近年来，商务印书馆集全国顶级专家、学者的力量，重新论证规划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000种。由于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不可同日而语，与半个世纪前的规划相比，现在的这2000种汉译世界名著，学科更加齐整、视野更加开阔，与“世界名著”更加相符。这是商务人的百年梦想。再加上国家出版基金开始资助“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出版，商务自身在文化体制改革中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万事俱备，东风正顺。
实践现代企业制度
商务印书馆虽创立于我国激烈动荡的社会情势，但在顺应时代发展、融入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走出了一条企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从初创时的集资合伙制，张元济加盟后改进和完善经营制度，到吸纳外资实施融资扩张，再到王云五学习西方大力推行科学管理，商务印书馆在产权、组织和管理制度方面都走在时代前列。其管理制度及理念，都与现代企业制度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与接轨，既学习和移植西方先进的企业制度，又与国情结合进行消化改造，形成了当时商务印书馆独具特色而又行之有效的近代企业管理模式。商务印书馆在乱世中经过50年的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知名的大型出版事业体，其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与理念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封建社会传统商业和手工业具有悠久历史，其作为市场的主体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我国近代企业发展的土壤。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近代企业制度的演变的确有其自身的特点。一类如传统商业和手工业组织壮大的路径基本上是按照“业主制－合伙制—股份制”的轨道演进，另一类具有外国资本的影响和刺激的近代中国企业则直接采用西方的股份制管理，还有一类是当时政府中的洋务官僚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官办企业，因而近代中国企业制度的建立具有多重性。另外发展的轨道也不一定完全按照既定路径，而是有所改变和交织，是三轨并行且交织共存的。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立时就是一家合伙制的小型印刷工场，6年后外资的进入，商务印书馆不仅仅在技术、人才方面获益，资本的扩大、股份制经营模式的逐渐形成，也是向近代企业发展迈进的重要一步。
商务印书馆早期的历史就是探索近代企业制度的过程。1897年商务印书馆4位主要创办者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风池，有乡缘、学缘、教缘、业缘和亲缘的关系基础，所以商务印书馆首先就是一个典型的股份合伙模式的家族式印刷小工场。基于他们的精明能干以及事业雄心，到1914年（夏瑞芳遇害年），17年间资本额增长了近500倍。而从成立到成为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的9年间，从接盘现成的印刷所，吸纳私人入股，到接受日本金港堂的注资，已经展现了非常规范且完备的现代企业融资、兼并和经营拓展的企业扩张行为。
企业组织制度是通过机构设置来实现的。商务印书馆组织制度的主要特点，一是线形职能型，董事会下的总经理是公司经营的总负责人，业务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对总经理负责。二是成立执行事务最高管理机构“总务处”，集中协调、监督和管理各分支机构，避免各自为政，这为后来成立分馆、分厂、分店，设立附属机构，不断拓展业务范围奠定了管理结构上的组织基础。三是组织结构的建设始终以生产管理为中心，保证统一指挥生产调度，保持职能部门与经营领导层的紧密联系。
在管理制度上，商务印书馆的管理理念，首先是以人为本。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人才，是决定因素，其对员工的选用制度规范，考核严格，进口关把得很严，同时特别注重鼓励员工学习培训，提升业务素质。对员工业绩的考核也是激励与鞭策双管齐下，方式多种多样，特别是对优秀员工发行股票股权，此举使优秀员工成为公司的利益共同体。
其次是坚持出版理想。在张元济、王云五的引领下，商务印书馆不断吸纳知识精英的加入，知识分子教育救国、教育醒民的理想与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力量的结合，使出版理念和价值标准的坚持具备了高度的自觉性。落实在管理制度层面，则以完备的编审制度保障按精神价值标准甄别选题内容，优化出版结构；以严格的生产管理和考核制度保障图书的出版质量，使内容价值以优质的载体形式传播和传承。第三是建立科学的财会制度。1930年，王云五在财会改革上引进先进的预算制度、成本会计制度和统计制度，使商务印书馆的财务管理与国际上的先进财务制度接轨。另外，商务印书馆在发行渠道开拓、促销策略的运用、品牌的建设与维护和版权的管理等方面，都建立非常科学而且系统的管理制度作为保障。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同道积极探索企业转型发展之路，探寻文化与经济平衡的良方。在这个观念下，商务形成了品牌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以商务百年品牌为核心，以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为总公司或大本营，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跨所有制、跨国界地合作建立分馆分公司，实现本馆和分馆比翼齐飞、协同发展。2009年12月22日，商务印书馆（南宁）有限责任公司在广西南宁揭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商务在京外设立的第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身份的分支机构。以此为起点，商务各类分支机构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目前拥有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17家。
商务印书馆不断创新与改革，将文化理想、创业理念付诸于先进的企业制度的探索，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无疑堪称典范。我国的出版业转制已经完成，集团化、股份化、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正在起步，但如何在产权制度、组织制度、管理制度层面进一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规范建设，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这一个案，为我们的探索和学习提供了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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