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务印书馆120年的历史中，我们究竟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启示？我想至少有几点可以给予高度关注。
其一，关于商务印书馆的功能转型问题，这使得张元济先生的加盟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在此之前，商务印书馆还只是一家印刷出版企业，而在张元济先生就任其股东与编译所所长后，商务印书馆就转型为现代意义上的出版文化企业。尤其是他亲身感受到平民教育的严重稀缺和教育内容的封建八股，决心把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作为商务印书馆的立社之本与发展之魂。这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中国现代出版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与国民教育、文化救国有着先天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这是否在启示今天的我们：出版业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正确方向，都要忠实地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如此而为，它才会有蓬勃的生命力与持久的影响力。
其二，商务印书馆历经120年蹉跎岁月，它的根本经验是什么？我们不妨扫描一下商务印书馆在不同历史时期推出的不同出版物。最初它针对2000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针对封建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出版了《最新国文教科书》。接着针对民众的文化需求，成为各种辞书、工具书的出版基地。后来又开始大量引进翻译出版西方学术名著，力图牵引整个民族进入现代文明的主航道。它还开始编纂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万有文库》等，为接续民族文明的香火，披肝沥胆一直到今天。总之，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就是一部坚守国民基础文化，引进西方积极文化，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推进民族创新文化的历史。换句话说，它始终不忘初心、坚守宗旨，把文化使命放在第一位，把商业利益放在第二位，既创造了灿烂的出版品牌，又收获了稳定的经济回报。商务印书馆的经验表明，我们关于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实现两个效益有机统一的方针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然的。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底蕴与睿智来坚守我们的出版宗旨、出版方向，尤其是在面临各种诱惑因素时能否作到“不为浮云遮望眼”。
其三，我们今天如何来看待商务印书馆的成就与成果。商务印书馆不仅为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知识阶层不断提供了积极、进步、先进的思想文化滋养，同时也成长起来一批又一批的编辑出版名家，他们兼具思想、学术、文化、理论、文学大家的风采。仅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例，蔡元培今天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明天就是北京大学的校长。陈独秀既是商务印书馆的重要作者又是它的名誉编辑。据统计，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出版家中有10人先后做了中国大学的校长。张元济、陈望道、高梦旦、王云五、郑振铎、胡愈之、陈翰伯、叶圣陶、沈雁冰都以自己的学术见解和成就，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进程。长期坚持文化使命第一，争取实现文化使命与商业利益有机统一的宗旨，不可能不同时造就出众多的文化精英与名流。这是否启示我们：深入而不是肤浅地、长期而不是短暂地坚持正确的出版方针、宗旨，必然最终形成一支以文化使命为己任的编辑专家、名家团队，而这恰恰是一种更大的成就。中国编辑学会这几年坚定不移地提出，培养编辑名家，打造出版精品，倡导工匠精神，做学者型编辑、提高编辑素质，坚守文化自信等工作目标，很大程度就是从商务印书馆这样的百年老社中得到的启发。出版方向的坚守、两个效益的统一，最终要落实到拥有一支思想精深、学术精湛、业务精准的编辑团队上面来。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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