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殿利：“一带一路” 文化开路

发布日期：2017-09-22 作者：于殿利（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新闻来源：海外网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构建人类共同体，著名学者、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认为，文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和前提。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构成一切方面相互理解的基础与纽带，相反，文化的差异与误解就会造成交流的障碍，甚至会引发冲突。

在9月19日的丝路文化发展论坛上，于殿利从人类文明的宏观视角阐述了知识与文化的连结作用，并表示正是人类共有的知识文化塑造了共享的现代文明。于殿利表示，在当今全球互通的新时代，人类的命运比以往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

于殿利指出，中国文化理应为人类做出独特和更为重要的贡献。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史上都曾做出过重要贡献，如今，让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做出独特和更为重要的贡献，让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和文化为人类所共享，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终目的和愿望。

以下为于殿利发言全文：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政府提出的国际合作发展的新方案。根据我们的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其最终目标，经济合作与发展是目的和手段，文化交融是根本和基础。经济的发展与合作方式，说到底也是文化方式。文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和前提。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构成一切方面相互理解的基础与纽带，相反，文化的差异与误解就会造成交流的障碍，甚至会引发冲突。

一、知识与文化是连结人类的天然纽带

人是群体性动物，离开了群体，单个人是无法在与各种动物的竞争中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在地球上为自己谋得生存的机会的。18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和语言学家赫尔德说：“就本能的强大和可靠而言，人远远比不上其他任何动物”[1]，“人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上，他是一种缺乏本能的动物。就此来看，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2]海德格尔等存在主义哲学家更认为，人是“被扔到这个世间来的生物”，“孤独无依，没有救助，没有躲避”，[3]始终充满着恐惧感。17世纪德国政治哲学家塞缪尔·普芬道夫对人的可怜与恐惧给出了具体的描绘，他说：“一个人（成年人也不例外）孤独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得不到任何可以减轻负担、丰富生活的帮助和便利。人赤身裸体而又愚蠢，寻野草树根以充饥，觅荒泽坑水以解渴，在洞中躲避狂暴恶劣的天气，时刻面临着野兽的袭击，心中充满了恐惧。”所以，人类只有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以群体和组织形式来弥补天生身体能力的不足。

然而，人类的团结与联合绝不是简单的力量联合，而是一种更加伟大的联合，即思维或思想以及所产生的知识的联合，人类思维与知识的联合，成为人类独特的生存之道。正如赫尔德所说，人类体质的“这种缺陷决不可能是人的种属特征”，“要知道，自然对于每一种昆虫都是一位最最慈爱的母亲。她给予每一种昆虫它正好需要的东西。”“那么，根据自然的类推”，它就应该也赋予“人所独有的东西”，这种“人所独有的东西”“是人类种属的特征”。“人所独有的东西”产生于大脑，就是思维和思想，赫尔德称之为“理性”。[4]人类就是靠着大脑的长期记忆能力，以及信息在头脑中的积累越来越多而形成的归纳、分析、总结和判断等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发展了能够趋利避害的知识和知识体系，依靠这些知识发明了生产工具以及后来愈益发达的科学技术。这是人类独特的生存本领。在这方面，人类通过发明语言和生产工具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语言和工具又反过来促进思想或理性的不断提高。所以，黑格尔说：“人是知识的这种特定存在和自为存在。”“人只不过是他出生以后成为人的可能性。”[5]由可能变为现实的条件，是他通过知识和文化变成一个有理性的人。海德格尔也说，人是万物中的继承者和学习者。

人类经验和知识的获得光靠一个人、一群人、一族人、一代人都还远远不够，人类必须把难得的经验、知识和技术相互传递、代代相传，不断积累得愈益强大，人类的生存能力才愈益强大，这是人性的天职。对此，人类的先贤们早有领悟，例如赫尔德就曾指出：“如果每个人只为自己从事发明，无谓的重复劳动就会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进行发明的知性便被剥夺了最宝贵的特质，即生长。”[6]“人的所谓理性，就是一切人类力量的总和形式[7]。

有鉴于此，我们说，从最根本的生存需求出发，知识和文化是把人类联结在一起的天然纽带，相互传授知识，共同积累知识，是人类的必然选择。人类必须具有命运共同体的自觉意识，知识与文化就是这个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和基础，这是由人类的种属性特征决定的。“一带一路”倡议符合人类的这一种属性特征，知识与文化有理由成为“一带一路”的开路先锋和铺路石。

二、人类共有的知识文化塑造了共享的现代文明

人类现代的知识和思想孕育和奠定了现代社会的文化根基，开启和极大地促进了现代文明的进程。现代的知识、思想和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全人类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共同智慧拉开了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的大幕。

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时代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指出，“这个时代是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的”，“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8]这些巨人包括达芬奇、马基雅维里、布鲁诺、哥白尼、牛顿、林耐、莱布尼茨和开普勒等。他们的思想和著作使“旧的世界的界限被打破了。”[9]“给资产阶级的现代统治打下基础”[10]。随后随着启蒙运动的思想浪潮席卷全世界，来自各个民族国家的巨人和巨著更是层出不穷，如最早否定“王权神授”提出“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思想的苏格兰第一位人文主义学者乔治•布坎南、被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近代自然科学直接的或感性的缔造者”的弗朗西斯･培根、被誉为“近代哲学之父”、“近代科学始祖”的16-17世纪法国思想家笛卡尔、被誉为17世纪“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理性主义的先驱的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17-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等等。英国的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英国的大卫･休谟、法国的卢梭和孟德斯鸠、德国的康德、赫尔德和温克尔曼等思想家，以及德国的莱辛、歌德和席勒等文学家等，更是奠基了现代经济学与政治学，开创了充满理性光芒的哲学、语言学、古典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以及新的资产阶级文学等的新纪元。他们的新发明和新发现构成的堪称科学的新成果，都直接催生和铸成了新的现代社会和新的国家和国家形态的形成和演进，他们用新方法和新工具创造的新知识和新科学，开启了现代新世界的大门。

不仅如此，新知识和新思想直接促成了世界范围的伟大社会革命，例如影响全人类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创造了一个新型国家的美国独立战争，在其爆发、走势和最终结果的各个进程中，知识、思想和文化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相互影响的作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达朗贝尔和伏尔泰等发起、规划、编撰和出版的《百科全书》，是向旧制度宣战的知识武器。《百科全书》的影响不仅在法国，“《百科全书》卖遍了‘欧洲的两端’，有一些甚至还远销到非洲和美洲”[11]。美国独立战争催生了一个新国家，而对北美十三州打赢这场战争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托马斯·潘恩的一本小书《常识》。《常识》被视为美国独立运动的教科书和重要思想武器，美国重要开国元勋之一、《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和美国国父、率领军队打赢战争的华盛顿将军等就深受《常识》的影响，并以此为荣。接任华盛顿的美国第二任总统、被誉为“美国独立的巨人”、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之一的约翰·亚当斯就曾说：“如果没有《常识》作者手中的笔，华盛顿手中的剑也是没用的。”[12]

在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进程中，还有一种先进的思想和知识同样创造了另一种新型的社会和国家形态，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其作为社会实践第一个成果出现在俄国，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中国人都熟悉的一句话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开始在中国传播，并最终结出了更为伟大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和现代化进程中，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出版界和知识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时的中国面临着三重文化建设任务：其一，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以使中国免受殖民主义文化的奴役；其二，引进和借鉴一切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以使中国能够跟上世界的脚步；其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为中国寻求新的发展道路。商务印书馆在现代学术和学科理念下实施的“整理国故”出版活动，不仅出版了被后世称为“传统文化集大成的”《辞源》，还出版了影响后世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使自己成为中国近代古籍整理出版的最大机构；商务印书馆策划、出版的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代表的翻译工程，使中国社会有机会接触“迄今人类所达到的精神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呈星火燎原之势时，商务印书馆作为当时中国最大、最具影响的出版机构，较早地出版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二十余种，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学说的最重要传播基地之一。

从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实践中，我们明显可见，现代的知识、思想和文化无论起源于哪里，最终都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为人类所共有共享，并孕育和创造了人类丰富多彩的现代文明。知识和文化，在历史实践上证明了自己联接人类命运的特殊角色地位。

三、中国文化理应为人类做出独特和更为重要的贡献

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在经济方面对人类物质文明的互通有无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人类文化方面的交流与沟通更为重要。文化直通人们的心灵，文化沟通是打开心结的重要钥匙，敞开心扉是人类愿意把命运连结在一起的重要前提。

在当今全球互通的新时代，人类的命运比以往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让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做出独特和更为重要的贡献，让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和文化为人类所共享，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终目的和愿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独特性，以及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决心和信心，有理由让世人相信，中华民族能够担当起这个伟大的责任。近几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大方向指引下，中国图书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加快了“走出去”步伐，取得了显著成果。以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多语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和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等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图书，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80个语种的《汉语图解词典》为代表的语言工具书、以中华书局出版的几十个语种的《于丹论语心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图书，以及以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狼图腾》为代表的当代文学作品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各出版机构都高度重视把“走出去”工作，积极努力创新思路和方式。以商务印书馆为例，为把“走出去”落实到“走进去”，近年来商务印书馆努力实施三大创新战略。其一，创新和强化与世界一流出版公司的合作，与世界著名出版机构建立新型的以“双向出版”为基础的长期战略伙伴关系。所谓的“双向出版”，简单说就是引进与输出并举。比如，我们在中国出版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世界闻名的牛津英语学习词典，牛津也翻译出版我们具有中国文化标志意义的著名的《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英汉双语本。再如，我们出版荷兰威科集团的《威科法律译丛》，相应地，威科翻译出版我们的《中国法律译丛》。这样，双方的合作就建立在完全对等和平等的基础之上。其二，把“走出去”与主题出版有机地结合起来。经过多年的交流与合作，我们发现外国出版商和读者不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感兴趣，对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以及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等鲜活的东西更感兴趣，针对这些著名出版社的专业特长，我们有针对性地向他们推荐主题出版的作品，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比如，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了研究当前中国农村变革前沿问题的“农民三部曲”——《农民的新命》《农民的政治》《农民的鼎革》三部著作的英文版，即将出版厉以宁先生主编的《中国道路丛书》英文版；与国际最大的学术出版机构英国卢德里奇出版社签订了“国家治理丛书”（30种）的英文版出版协议等；“一带一路”主题图书如《共同的声音——“一带一路”高端访谈录》《“一带一路”年度报告》《“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和《世界遗产视野下的“一带一路”》等受到关注，其中《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签署了韩语版出版协议；《微观西藏》和《微观新疆》等系列主题出版物签署了阿拉伯语版出版协议，等等。其三，尝试建立旨在更加有正对性地开发选题资源，拓展交流和推广渠道的海外编辑部。在这方面，寄希望于能够得到国家有关政策的大力支持与扶持。

在现代知识、文化和思想传播过程中，甚至在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出版尤其是图书出版发挥了无可匹敌的突出作用。苏格兰和英国是书籍普及和学校教育普及最早的国家，所以它们成为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在今天“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出版以其特有的文化性理应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发挥沟通心灵的作用，发挥超越经济手段之上提供共同发展之道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以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出版、对待文化交流与沟通。透过现代文明与文化交流史，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文明和文化既有需要交流和沟通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差异甚至对立的一面。从命运共同体的观点出发，出版必须本着“求同存异”，追求最大“共识度”和“平等、尊重”的态度，不给文化帝国主义施展的空间与舞台，只有这样才能使各民族国家的文化得到充分的交流，也才能更大程度地展现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而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保持其物种先进性的重要条件。商务印书馆就是本着这样的原则与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出版同行进行交往和交流的。例如，被誉为“工具书王国”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外语工具书达到80余个语种，包括僧加罗语、豪萨语、普什图语和斯瓦希里语等在中国鲜为人知的语言，商务印书馆因此成为世界上出版语种最多的出版社。

“一带一路”文化开路，这不仅是对古丝路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更重要的是为“一带一路”倡议打通心理障碍，奠定坚实的意愿基础，从而促进各领域全面的合作共赢、互利共荣。

[1]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版，第18页。

[2]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1页。

[3]让．华尔《存在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页。

[4]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25页。

[5]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第34-35页。

[6]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118页。

[7]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27页。

[8]同上书，第261-262页。

[9]同上。

[10]同上书，第262页。

[11]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第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