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观念史》，[意]文森佐·费罗内著，马涛、曾允等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10月第一版，69.80元
什么是启蒙运动
什么是启蒙运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也难以给出唯一定义的问题。当启蒙运动实际发生时，法国人通常是用Lumieres（光——复数）来表述。正因为如此，当时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德意志人也就开始发问，什么是启蒙运动？1783年，《柏林月刊》就以“什么是启蒙运动”为题进行公开征文讨论，一批思想家都踊跃参与，发表各自的见解，其中康德的文章最有影响。1784年，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的文章中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就思想传统而言，17世纪法国思想家笛卡尔最早高扬起了理性，18世纪时，法国启蒙思想家接过笛卡尔理性批判的大旗，不仅更为勇敢地展现了自己的批判精神，而且也将理性的批判对象扩展到了当时的“旧制度”。在这批启蒙思想家看来，理性的批判决不应仅限于像笛卡尔所指向的纯思辨的知识领域，而应扩展到宗教、政治、社会等一切领域。于是他们高举理性的旗帜，要用理性来批判一切，裁判一切，重构一切。在政治领域，他们要求改变旧制度下的专制制度，要消灭专制主义，实现和保障人的权利；在社会方面，他们批判等级制下的世袭特权，要求消除阶层固化，实现平等；在宗教领域，他们反对教会权威，反对宗教迷信，要用人的理性取代神的意志，彻底打碎强加给人民的宗教枷锁；在知识领域，他们倡导科学知识，进行科学探索，推动科学实验和发现，把人民从蒙昧无知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因此，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理性的分析在认识与思维方式上必然是批判性的、革命性的，它要去重新审察一切，度量一切，裁判一切。狄德罗大声疾呼：“应当毫无例外地大胆地检查一切，动摇一切，应当把所有这些空洞无益的幼稚的东西踏在脚下，把不是理性设置的障碍物统统推倒，给科学和艺术以对它们十分珍贵的自由。今天，哲学正在阔步前进，它把受其裁制的一切对象都置于它的统治之下，它的声音是最强音，人们在开始挣脱权威和陈规旧例的羁绊，以坚持理性的法则，几乎没有一本原理和教条的书使他们完全满意。”达朗贝尔把他所在的世纪称为哲学世纪，其含义为理性的批判要涉及一切领域。他说，哲学不是别的，就是理性之应用于它能够对之发挥作用的对象。具体来讲，18世纪从世俗科学的原理到宗教启示的基础，从形而上学到鉴赏力问题，从音乐到道德，从神学家们的烦琐争辩到商业问题，从君主的法律到民众的法律，从自然法到各国的任意法……这一切都受到人们的讨论和分析，或者至少也被人们所提到。这也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些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这批哲学家所进行的全面深刻的理性批判便是我们所说的启蒙运动。
在这批启蒙哲人中，最杰出者为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和卢梭。在一个还处于专制王权统治，出版遭到审查的时代，这些启蒙思想家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正是因为他们真诚地希望启发民智，要把潜藏于每个人自身之中的理性召唤出来，挣脱任何外在权威的束缚，使人类走出不成熟的依附和奴役状态，成为敢于运用自己理性的独立的、自由的人。伏尔泰认为，必须要按理性行事，不能让人陷于无知中，挣扎于谬误中，生活在暴政下，过不幸的日子。他们相信，理性的阳光必将冲破迷信与专制的漫漫长夜，给人们带来光明与幸福。因而启蒙思想家所掀起的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使18世纪成为“哲学的时代”“理性的时代”“光明的时代”“批判的时代”。理性的启迪、运用与批判是哲学家的重要任务，在理性的引导下摧毁神权、王权和特权，追求与实现人的权利、自由和平等便是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也是启蒙的内在精神，同时也成为了18世纪的时代精神。
在18世纪，这批法国启蒙思想家被称为哲学家、哲人、智者，意指以批判和寻根问底的精神去探讨一切问题，哲学家的气质在于按秩序精神和理性来行动。这批哲学家赋予了自己独特的特性和使命，如斗争性和批判性，具有强烈的改造社会和改善人的命运的责任感等，并要在理论的思考和实践的批判中展示这种特性和实现其使命。“哲学家只有使自己成为能对他的同作做出贡献时，他才有权利对自己做出估计。”哲学家并不为自己，而是为别人，“只对自己有好处，就是一无好处”。“因此让我们自由写作，也自由行动吧；让我们从写作和行动中显示出一个共和主义者引以自豪的独立性吧。一个顾虑重重、畏缩胆怯的作家，是不能为人类的精神和他的祖国效劳的。”在流亡期间，启蒙思想家孔多塞写下了《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怀着对人类进步的理想，饱含热情地呼吁必须改善人类的境况，要让所有人都得到幸福、全人类实现进步。总之，在这些启蒙思想家看来，要确立每个个体的权利，实现每个人的价值，让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启蒙思想家的这些思想随后鲜明地体现在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中。1789年7月14日革命爆发，8月26日便通过了《人权宣言》，庄严地宣布：“组成国民议会的法国人民的代表们，认为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由此，对启蒙运动的认识就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思想观念这一维度。不可否认，启蒙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本质上，它以理性为中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思考方式。启蒙思想家们重新建立起了对世界的全新理解，并且以此为基础来重建一个新的社会，重建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和运行逻辑，以及支撑这一切的知识体系。
对启蒙运动阐释者的再阐释
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启蒙运动充任了很重要的思想资源，从“五四”以来，一些思想家一直推进在中国的启蒙。到20世纪80年代时，一批学人还在呼吁要进行“新启蒙”。由此可见启蒙对于中国的意义。但如果我们回到学术研究本身，便会发现我们对于启蒙运动的研究，实际上还远远不够。例如，至今我们还没有系统地翻译过国外学者对启蒙运动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所以我们今天讲“启蒙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是一种思想价值资源，而没有真正成为学术研究。但需要提醒或切记的是，如果没有真正的学术研究，期待运用所谓的思想资源来启迪民众，引领历史前行的话，可能会偏离启蒙运动内含的意旨，反而会是历史的误读与误导。因此，在今天新的环境和条件下，我们务必要从学理与学术上重新思考启蒙运动，从而为社会的前行提供丰富而充足的思想资源。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很高兴看到《启蒙观念史》一书中文版面世。本书的作者文森佐·费罗内（VincenzoFerrone），是意大利著名的思想史家，长期研究启蒙运动，是这一领域的权威学者。2010年此书在意大利出版后，随后于2015年被翻译成为英文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师从于意大利史学家弗朗哥·文丘里和美国史学家玛格丽特·雅各布，因此，他熟悉欧洲和英美对18世纪启蒙运动研究的学术脉络，同样，作为生活在无论是思想还是社会都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这就注定了他和上一代学者例如美国思想史家彼得·盖伊，以及他的导师文丘里有着不一样的视角来思考启蒙运动。在此，简单回顾一下启蒙运动研究的学术史，即可理解费罗内这一代学者和彼得·盖伊等上一代学者之间的差异。彼得·盖伊相继于1966年和1969年出版了关于启蒙运动两卷本皇皇巨著，成为这一时期对启蒙运动集大成式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学者对启蒙运动的研究开始转向，不再从一种整体性上研究启蒙，开始重点研究法国启蒙运动内部的差异性；同样，也不把法国的启蒙运动看作启蒙运动的唯一表达，而开始在空间维度上关注诸如苏格兰启蒙运动、意大利启蒙运动等多种类型的启蒙运动，从而在多样性的维度推进了启蒙运动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学者们也开始从以前只研究启蒙哲人这些精英思想家转向研究普通人如何接受这些思想，将“启蒙”发展成为了一种“运动”。对这一领域的开拓性探讨包括了书籍史和阅读史，也被总称为“新文化史”，这以法国历史学家罗杰·夏蒂埃和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为代表。另一分支则为知识社会史的探讨，如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侧重于研究启蒙运动所开启的知识体系如何建立。更值得一提的是，自后现代出现之后，对将启蒙运动等同于现代性展开了反思，重思启蒙理性的主导性地位。饶有意义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语言转向”也刷新了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诸如文本、概念和修辞等成为思想史研究的中心内容。
本书出版后，立刻获得学界的称赞，认为本书对启蒙运动做出了视角独特和富有挑战性的阐释，促使学者们重新思考启蒙运动和以及对18世纪的理解。这独特性和挑战性体现在，作者并不是直接研究启蒙运动那些思想家们，或者说没有去研究启蒙运动，而是从概念史的视角对18世纪以来思想家们如何界定、阐释启蒙运动作出了梳理和辨析。与此同时，作者又通过对历史研究范式转换的梳理，如从政治史到社会和文化史等，思考历史学家们如何研究与理解启蒙运动。这样，在观念和历史两个维度的结合中，作者详细考察了启蒙运动，以及对启蒙运动遗产的继承与反思，从而回答了什么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乃至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作者另辟蹊径，在对启蒙运动阐释者的再阐释中深化和推进了启蒙运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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