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与形而上学》（精装）

作者: 周国平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7-5

ISBN: 9787108057419

周国平写过两本关于尼采的书，第一本是《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第二本是他专门谈尼采哲学的博士论文。

第一本书写于“万物复苏，百废待兴”的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作者已届不惑之年。“上天终于给了我们这一代学人一个迟到的青春。我们也仿佛从冬眠中醒来，一个个都觉得自己还年轻。当时我真的年轻，单身住在一间地下室里，吃最简单的食物，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内心充满孤独感和激情，不到两个月，一气写出了这部十几万字的稿子。”当时的作者只是“尼粉”，那十几万字，多是借尼采之哲思，抒作者之情志。没成想，彼时之国人，正需要借“尼粉”之酒杯，浇胸中之垒块。此书甫一问世，就引起大轰动：“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来，一再被列在大学生最喜爱的书籍之榜首，在新潮青年艺术家群体中也获得了众多的知音。”于是，这个居陋室、箪食瓢饮的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成了新时期哲学界的第一只报春燕，从此名满天下。

这第二本书成于1988年，此时的作者已经从“尼粉”变成了研究尼采的专家，此前撰写的《人性的哲学探讨》虽然没有出版，但也为其深入西方哲学堂奥做了学术准备。作为博士论文，这本书“真正深入到了尼采的问题思路之中，对他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思想给出了相当清晰的分析，证明了他不只是一位关心人生问题的诗性哲人，更是一位对西方哲学核心问题有着透彻思考并且开辟了新路径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然而，两年后，当湖南的出版人满怀期待地将中国第一部尼采研究付之梨枣之时，等待他们的却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没有了评论，没有了来信，没有了知音，当年那众多的“新潮青年艺术家群体”，也消失得无影无踪。首印两千册成了绝响，由极热到极冷，仅仅五年。这期间，中国发生了什么？世界发生了什么？

90年代初国人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十年浩劫带来的人生困惑和精神危机，而是如何看待“颜色革命”，如何理解旧体系之塌、新思维之立。进言之，如何确立中国的改革方向，如何确立这个新秩序中的位置。换句话说，对于青年知识群体来说，哲学已经成了明日黄花。他们迫切需要的是新的思想、新的学说——自由主义、新权威、新儒学、长时段、大历史观、全能主义、未来学、重写历史、重写文学史……。哈耶克、邹谠、麦克考法尔、余英时、布热津斯基、黄仁宇、亨廷顿、托夫勒……成了热门。在《新思维》《大失败》《万历十五年》《哈维尔文集》《通往奴隶之路》及李泽厚的思想史面前，尼采失去了吸引力。

读者的流失，与这本书的性质也不无关系。尽管在序言中，周国平安慰读者：“虽然本书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并不难读。在不损害内容的前提下，尽可能把学术著作写得明白通畅，我认为是一种好的趣味。”但是，无论作者有多大的才情，多丰富的想象，多美妙的文笔，也不能把博士论文写成哲理散文，把学术著作搞成畅销书。没有专门的理论素养和特殊的兴趣，没人会读这种书。

话说回来，如果这本博论，像周国平的头一本书一样，弄得雪片飞来；像当年的“九评”一样，闹得满城风雨。那一定是国家又出了大毛病。记得李泽厚说过，学术著作天生就属于小众。

其实，尼采对自己、对自己的思想、对自己的书很有一番不俗的期许：“1888年秋天，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我极度恐怕有朝一日会被视为圣人。’他将这个日子设定在第三个千禧年之初：‘让我们假设人们在公元两千年左右会被允许阅读（我的著作）。’”他对自己著作的评价几近狂妄：“在我看来，一个人能颁给自己的最佳荣耀之一，就是手捧一本我的书。我甚至想象当人们这样做时，他还得脱鞋——如果是靴子就更不用说了。”

据我所知，在读尼采的时候，没有人会向作者致“脱鞋礼”。相信尼采专家周国平亦如是。但是，尼采的自负，有雄厚的资本——跟马克思一样，他的思想影响了整个西方。几代西哲的思想都笼罩在他的身影之下。但与马克思不同，尼采并不汲汲乎建立什么理论体系。他是诗人，他留给世界的，是飞翔着激情、跳跃着想象、闪耀着思想的光。

能够取精用宏，把思想的闪光集到一起，疏理出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学、透视主义，为尼采建立一套理论体系，用平实的语言，解释尼采的学说，这不是一般学人能干的事。天降大任于周国平，是他恢复了尼采的本来面貌，是他第一次用尼采观察中国，是他让国人对尼采的思想学说有了系统的认识。

外来的思想学说，能否被本土接受、吸收，端看它与本土的契合程度。马克思主义能够从西方横向移植而来，并扎根生长，是因为它与当时的中国现实达成了多层面的契合。尼采在中国重生，同样是因为他的思想契合了当时的“土壤”和“气候”。十年前，周国平此书的再版序言里说：“尼采毕竟不是一个自我封闭于抽象概念王国的学院哲学家，他是痛感时代的虚无主义疾患，为了探究其根源和疗救之途径，才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全面批判的。……他觉察到的虚无主义征兆，包括对信仰的无所谓态度，左右逢源而毫无罪恶感；生活方式的匆忙，不复有宁静的内心生活，勤劳——也就是拼命挣钱和花钱——成了唯一的‘美德’；文化的平庸，内涵贫乏而外表花哨，商业成为文化的灵魂，记者取代天才，报刊支配社会。读到这些，我们会觉得尼采仿佛是生活在今天的时代似的。我想说的是，对于一般读者，本书也可能有值得一读的地方，有助于我们反思时代的弊病。”

十年过去了，时代的弊病是好些了？不管怎样，尼采的“虚无主义”仍是批判的武器，周国平这本书仍有现实意义。只不过，能够从拼命挣钱和花钱的“美德”中挣脱出来、愿意反思的人注定要与寂寞为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