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实在是快。近来我常常想起庄子《知北游》中的话：“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诚哉斯言。记得2010年初秋，我编定了《管士光作品集》以后写了篇《编后记》，算来已经是六年以前的事了，但那时的感慨现在依旧，我在那篇《编后记》里说：
编定这个集子，突然想到梁启超的一段话：“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唯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唯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想想自己此时的心情，似乎介于“老年人”与“少年人”之间——编定集子，把以往清点一过，对既往难免生留恋之情；将过去打包放下，对未来又自然生希望之念。其中的欣然与惆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现在在这套“文存”即将出版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杨绛先生“打扫战场”的说法。当然，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我都不能与杨绛先生相比，但那种心境依稀有几分相似。说到“把以往清点一过”，这次做得无疑更加彻底。
我记得我的文章第一次印成铅字，还是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是一篇杜撰的习作，写一个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故事。文章的题目很时髦，叫《高粱红似火》。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当然没有稿费，报社寄来一本革命故事汇编，都是一些杜撰的故事和人物，现在记得的只有报社那方红色的印章了。奇怪的是，这方印章在我的梦中还出现过几次，可见当时印象之深了。
从那以后，我又发表过几篇文章和所谓的“诗作”，现在看来，那些作品实在是幼稚。在部队当兵的时候，有一阶段我对诗歌着了迷，除了唐诗以外，特别喜欢贺敬之、李瑛的诗作，他们的许多作品，如贺敬之的《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回延安》，李瑛的《枣林村集》《红花满山》等，我当时都能背诵下来，渐渐开始模仿着写了起来。我从总角之年就相知相交的朋友宋丹(他在上中学时就鼓励和支持我学习写作)和我在一个团当兵，我便请他所在连队的文书帮我刻印出来，名之曰《兵之歌》，至今我还保存了一本，它已经成为我那一段生活的珍贵记忆……
除了这些“少作”以外，我发表的第一篇貌似学术的文章是1984年刊载在《文史知识》杂志上的《安禄山其人》。在从那以后至今的三十多年里，我在从事编辑工作之余，从来没有停止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写作。三十多年过去了，竟也有了一些积累，出版的各种著述、注释、译作以及参与主编的各种辞书大大小小也有三十多种，其中有的自以为还有些分量，有的也只能是充数而已。回头静观，却无一不令我心生感慨，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因为那一页页印满文字的纸上明明飘浮着属于我的岁月“浮云”……
近半年以来，我集中精力收拾这一片片“浮云”，也确实下了一点儿功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了编选这个“文存”，我在工作之余，把以往发表和出版过的文字收集在一起，也找出了一小部分过去没有机会与读者见面的旧作。经过认真思考，精选出一些内容，编为六卷，踌躇再三，还是取了一个有几分张扬的书名。知我罪我，对已耳顺的我来说，只能一笑了之了。
严文井与叶圣陶参加作家座谈会
不知为什么，在编这套“文存”的时候，我常常想起我尊敬的前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三任社长严文井先生的一则逸事：有人提出应该出版《严文井全集》，文井先生对人说，地球也许在某一天会毁灭，人类会提前搬到其他星球上去，搬家的时候会带走《李白全集》《杜甫全集》《红楼梦》等等，那都是经典之作，值得带走，他的书没有这个资格，既然如此，何必现在花费力气出版全集呢?我有时带着一种有趣的心态想：假如严文井老社长问我为什么要花力气编一套“文存”，我也许会顾左右而言他吧！
《管士光文存》分为六卷，大体情况如下：
第一卷是我对古代文学、文化、历史及出版工作的研究论文和文章，也有为一些辞书撰写的辞条。这些辞条有的还有学术价值，过去散见于各种辞书，此次收在一起，至少还有保存资料的价值吧！
第二卷是六个小册子，前三个小册子分别论述了异域文化在唐代的传播与影响、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古代史学史，后三个小册子是中国文史人物故事中的三种，分别介绍了苏武与李陵、唐玄宗与杨贵妃及唐代诗人岑参。
第三卷收入三部著作，分别论述了唐代边塞诗派代表人物高适和岑参的生平与创作，其中《高适评传》是我曾经提到在最后一刻失去面世机会的旧作，此次做了一点充实加工，算是“起死回生”了。我曾对盛唐的边塞诗派和山水田园诗派做过集中的探讨，翻看旧稿，感到研究的深度还明显不够，因此此次未收入“文存”，只能留待以后继续深入研讨了。
第四、五两卷是关于李白的专题研究，第四卷由李白研究和对其名篇的赏析构成，第五卷是对李白诗全集的注释、解读，对李白作品系年、作品思想指向及艺术特点的探讨体现在对其作品的注释之中。我读研究生的方向是唐代文学，而我的研究重点又是李白及其作品，所以这部分收入的内容是我比较看重的。需要说明的是，其中也收入了刘忆萱老师的几篇文章，因为作为《李白新论》应该整体收入，也算是对刘忆萱老师的一种纪念吧。
第六部是关于唐诗宋词的注释与品读，也反映了我对唐诗宋词中一些学术问题的探讨与思考。也许是从事编辑工作的原因吧，我过去所作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的注释有十余种，此次只选了学术性较强的《李白诗集新注》和唐诗宋词的注释，算作一类著述的代表吧。
回望来时路，心中难免生出无限感慨。十年以前，我的另一本论文集《浅草集》编定后，我写下一篇《自序》，其中概述了我走过的学术道路，不妨摘抄在这里：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主要是我过去写的有关古典文学，特别是唐宋文学的一些论述文字，偶尔也涉及历史和哲学史的内容，所谓“文史哲不分家”是也。这些文字大多都曾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过，这次未作大的修改，以存其真。这些文字的学术价值高低姑且不论，却是我留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个足印，他人视之平常，我则难免有敝帚自珍之感，因此，不揣浅陋，将其收拾在一起，希望不是毫无价值的“自恋”行为。
我对古典文学产生兴趣是由唐诗开始的。我印象中最早听到唐人诗句并不是在课堂上，而纯粹出于偶然。当时我还很小，也就八九岁的样子，父亲在一所部队院校工作，我去院里的一栋宿舍楼找小朋友玩，在楼道里遇到一位戴眼镜的解放军军官，他随口朗诵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后边还有一些句子，我记不住了，但这句诗我听懂了，也记住了，以后才知道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将进酒》中的名句，而《将进酒》也就成了我最喜爱的唐诗名篇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文学的兴趣像野草一样滋生，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道理，有朋友开玩笑地帮我分析，认为这与我祖父是乡村教书先生有关，我也只能一笑而已。在那个时代，我同许多大院的孩子一样少不了参与打架和胡闹，甚至也曾参与剪掉女老师长辫子的“革命行动”，虽然因为年纪还小，只能跟在大孩子后边乱跑，但也不是一无所获，比如，我记得有一次我与几个最要好的小伙伴翻窗跳入我所上的“六一小学”的图书室，随手偷出了一些被定为“封资修”货色的书，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有一本《复活》，我读了这本书，似懂非懂，但印象相当深刻，后来我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才意识到这部名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心中不由隐隐地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有一位名人说过大意这样的话：所有评论家都是失败的诗人。我不是评论家，却可能是一个失败的诗人，在那精神匮乏的时代，我写过不少自以为是诗和散文的东西，偶尔也发表几篇，在激动和兴奋之后，对唐诗的兴趣却又日益炽烈起来。在部队当兵的三年里，一部《唐诗三百首》几乎时刻陪伴着我，在冬天早晨出操时，在夏日深夜站岗时，我都会在心中默默地背诵那些常读常新的名篇，在那紧张而单调的士兵生活中，先贤的诗句使我的精神得到了难得的滋润。
当1978年恢复高考后，我非常自然地要求参加高考，并报考了中文系。到大三时，我对古典文学的兴趣更浓厚了。因为视野开阔了，读的书也多了，于是有了专门研究古典文学的想法，大四时的毕业论文我便选了探讨李白诗歌特色的题目。之所以选定古典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除了兴趣之外，主要是我当时对世事纷争心灰意冷，希望“躲进小楼成一统”，在读书求学中寻找生活的乐趣。论文题目确定以后，系里指定的指导老师是刘忆萱先生，经过刘先生的认真指导，我的毕业论文经几次修改后获得发表。不久，我又顺利成为刘忆萱先生的研究生。在跟随刘先生学习的三年里，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也更加懂得了如何做人；不仅完成了毕业论文，还与刘先生一起撰写了一些文章，后来作为《李白新论》得以出版，使我逐渐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另一位老师冯其庸先生对我的指导和教诲也令我终生受用。因为刘先生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冯先生便对我随时加以指导，1984年我与李岚、徐匋、谭青等几位同学一起随冯先生作研究生毕业实习，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先山东，后江南，又沿长江经武汉、宜昌、万县等地而远赴蜀中，从蜀中归京途中又去了汉中、西安等地，一路上不仅结合所学专业作了实地考察，体会到“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道理，更拜访了许多名家大师，使我获益极大；而冯先生不畏艰苦、一心向学的精神更是令我深受感动，至今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使我不敢过于懈怠。特别应该提起的是，我在读书期间撰写了《高适评传》一稿，正不知如何处理，一次，在校园里遇见冯先生，我冒昧地请冯先生为我向出版社推荐，冯先生立即应允。书稿交到出版社后，编辑认为质量尚好，作了加工，准备出版，后因出版社内部人事变动，这本书终究没有出来，但我将其改写为《高适·岑参》在若干年后在杨爱群兄主持下得以出版。这件事在冯先生看来，可能只是小事一桩，事后我也再未提起，其实心中一直不敢忘记。其他老师对我也多有帮助，借这个机会多说几句，以表达我对给予我人生推力的刘忆萱、冯其庸以及朱靖华等各位老师的衷心谢意！
我学习和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唐代文学，但我的兴趣比较杂，比如，我在学习古典文学的同时，也曾打算写作历史小说，因此读了一些正史和野史，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颇有兴趣，收在集子里的《安禄山其人》便是此类习作。值得一说的是，这篇文章在1984年发表在中华书局主办的《文史知识》上，对我以后的读书与研究起到了相当大的鼓励作用。
与在科研单位从事专业研究或高等院校从事教学工作的学者相比，我的学术道路比较简单，研究的成果也十分有限。前人总说当好一个编辑，首先要成为“杂家”，最好同时也是一位专家。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总是会有些气馁，暗自叹气：且不说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就是工作的环境和所面对的现实，做一个“杂家”尚且极为不易，遑论“专家”呢！不过，在我们编辑这一行里，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令人肃然起敬的一流学者。比如2016年年初去世的傅璇琮先生，他的《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等，已经成为唐代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近日读了李岩和刘石两位老朋友怀念傅先生的文章，心中十分感动，更生敬佩之情。与出版行业出现的一流学者相比，我自然有一种惭愧之感，所以在“文存”出版的时候，自认为没有必要展开叙述，只是把一篇旧序抄在这里就可以了，希望得到师友和读者的理解与谅解。当然，有些细节还可以补充，比如，父亲住院检查，我有时陪侍左右，闲谈中说到我在大学时要做学年论文，父亲和我聊天，问我准备选哪方面的内容，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今后想从事文学创作，父亲沉吟良久，说从实际情况看，写文章比较危险，弄不好要吃大苦头，于是劝我还是研究古典文学。当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文革”结束不久，人们难免心有余悸，我认为父亲的建议很有道理，也与我个人的性格暗合，觉得将来能做一个学者也很有意义，因此便选了古典文学的题目，大学毕业以后又继续读了古典文学方面的研究生。现在想来，我一点儿也不为自己的选择后悔，就我的才智来看，选择这条研究之路，多少还会有些成果，如果选择了文学创作之路，估计早就改行了吧！从这个细节来看，我的成长也没有离开父母关注的目光，看到父母满头的白发，心中自然又生出无限感慨！
编辑，常常被称作“杂家”，能否成“家”自有公论，但一般都有“杂”的特点。说到我的兴趣比较杂这一点，从这套“文存”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也许正符合编辑工作的需要。我的研究和写作对我的工作也的确很有帮助，但涉及的内容相对比较广泛，论述得往往不够深入，也反映了我作为编辑的一个特点，“实在说来，有些课题是我感兴趣的，也下了些功夫；有些内容，则仅仅是因为工作需要，难免浅尝辄止，尚未深入。总之，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和探讨，学无止境，真乃人生之至乐也！”（《管士光作品集·编后记》）这段说于六年前的话，今天再说一遍仍然很切合我的实际情况和心境，我也的确设想了几个有意思的题目，想在今后相对悠闲的生活中用以打发光阴，庶几使自己以后的生活不至过于无聊……
这次我的旧作能够集中编成“文存”出版，得益于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项目的资助，得益于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兄、常务副社长任超兄的鼓励和支持，得益于老朋友孙兴民兄的具体帮助，心中虽有许多感慨，说出口却只有两个字：谢谢！
2016年9月27日初稿于京东静思斋
2016年11月10日改定于朝内大街166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209室
分享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