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很小，“二十世纪中国”很大

服部繁子画的秋瑾像

《秋瑾与二十世纪中国》 夏晓虹著 商务印书馆

1908年2月25日，生前的弟子、好友在杭州凤林寺为秋瑾开追悼大会。这次追悼会距秋瑾在绍兴就义，只有七个月。亲友们将她的坟迁到西湖之畔西泠桥侧，再开追悼会以表纪念。在秋瑾墓长达70多年的十次迁移中，这是第二次迁墓。十个月后，朝廷便下令平墓。

当天追悼大会，主调自然是对鉴湖女侠的缅怀，对朝廷的愤恨。然而，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出现了。说话的是一位旗人，而且是杭州驻防营协领，叫贵林。目击者说，贵林在追悼会上大放厥词，说什么明亡于李闯，而非大清，大清是从李闯那里得的天下，秋瑾搞种族革命，未免不大对头。这话引起了全场公愤，当面痛斥这位旗人将领。于是贵林“怏怏而去”，衔恨于心，向朝廷密报，后来清廷下令平毁秋瑾墓，贵林便是主谋之一。

故事讲到这里，是不是很流畅？什么人啊，竟敢在烈士灵前批评逝者生前行为不当？事后又含怨告密，真是太坏了！

事情真的这么流畅吗？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贵林。贵林有两个身份，一是杭州驻防营协领，一是杭州惠兴女学校总办。如果你不了解惠兴，我打个比方，她就是清末的张桂梅，为了兴办女学不力，惠兴于1905年12月愤而服毒自尽。现在杭州仍然有惠兴中学，纪念这位女教育家。而在惠兴逝后，勉力维持女学堂的，正是总办贵林。

而且贵林跟浙江的许多革命党人，关系着实不错。放弃翰林之位闹革命的蔡元培，1902年元旦举行婚礼，贵林赫然在座，而且发表了演说。还有记载说，贵林在当时杭州驻防营中，被称为“清朝孔子”。这样一个人，他会失心疯地为了清朝统治去灵前骂秋瑾吗？但是大家都这么说。于是到了辛亥革命，贵林作为顽冥不化的旧朝官僚，就被处决了。

那到底贵林那天在秋瑾追悼会上，说了些什么？好在他自己有记录，而且发表在《惠兴女学报》上，后人才能知道他真实的观点。

作为与众多维新人士交好的满族军官，贵林的主张是要消弭满汉之见。他与徐锡麟有过交往，不相信官方文告里说的，徐锡麟竟会刺杀巡抚恩铭、起兵反满。他真心认为徐是被冤枉的，自然，他更不相信被徐锡麟案牵累的秋瑾有什么造反的行为。

贵林没见过秋瑾，他对秋瑾的批评，主要来自所闻，说秋女士“志大行粗，语言不谨，文字蛊祸，而家庭革命之说实有以尸之”。秋瑾在当时，远不是如今大众记忆中的光辉印象，她喜男装，喜骑马，爱刀剑，连革命同志也啧有微词。而秋瑾被祸，实因提倡家庭革命而非政治革命，这是当时舆论的共识。但是，贵林在追悼会上讲这样的话，当然是不合时宜的。

那贵林为何要在追悼会上对一个素不相识的逝者发难？其实贵林有一番大道理要发挥。他认为徐锡麟案也好，秋瑾案也罢，“兄弟姑不论其是否冤诬，然可断定其为国事公罪之案”。贵林的意思，在现代宪政制度下，“国事公罪”是不会受到死刑这种对待的。他举的例子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西乡隆盛。贵林认为西乡隆盛谋叛，是主张宪政而不能达成，但西乡认可“天皇神圣不可犯”，因此被诛之后，很快天皇就“赦其罪且旌其行”。贵林的潜台词很明白，如果中国的维新人士都坚持“尊君爱国”，那么等到宪政功成，像徐锡麟、秋瑾这样的政治犯就不会被杀头，这就是满人贵林被在座众人称为“愚拙”的见解。

这一桩公案，经《秋瑾与贵林》作者夏晓虹于2007年像破案一样抽丝剥笋，条分缕析，才得以大白于世间。贵林的苦心，也不致埋没于历史的尘灰之中，正如作者在文末所言：“这部分人的努力与声音，在迅速的革命风暴中被无情地席卷而去，可严肃的历史研究者不应该追随时事变化，漠视其存在，对其活动与心事一笔抹杀。”当年读到这一段，极为击节，对于如何规避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刻板印象，似有所悟。

2023年，将此篇再放置在多年研究汇编而成的《秋瑾与二十世纪中国》之中再看，犹如镜头往空中拉起，看到一座城市在大地上的位置，对于“秋瑾”这样一位表征性人物，正宜结合史料的考辨，时人的舆论，以及整个二十世纪对秋瑾的书写与接受，才能让秋瑾的所言所为，焕发出迥异于记忆的新义。晚清的舆论以“家庭革命”为辞，为秋瑾死于政治罪名鸣冤，而到了1930年代，则是以“政治革命”收编“家庭革命”，再到1950年代的“革命传统教育”，秋瑾等人呼吁男女平权的呼声被压抑了，方向虽异，结局类似，都是将秋瑾这样一位复杂的人物纳入近代革命的宏大叙事之中，至少是抹杀了她很重要一部分的“活动与心事”。

我在好书评奖的推荐视频里讲，阅读《秋瑾与二十世纪中国》，宜采用“倒读”，先读“剩义篇”，无论是媒体约稿的《英雌秋瑾》，还是为《中华文明之光》所作《我欲只手援祖国——说秋瑾的女杰情怀》，都是正面立论，可以让读者从整体上把握秋瑾的人生全貌；而作者用力最勤的“延展篇”，则是多角度全方位地扫描“晚清的秋瑾”与“二十世纪的秋瑾”，足以让人明了作为叙事主角的秋瑾所处地域环境、舆论氛围，乃至时代幻变给她脸庞抹上的不同油彩。最后来到“本事篇”，仔细探讨秋瑾本人的趣味爱好、情感取向、政治论述与女性意识，才算完成了对秋瑾这位“熟悉的陌生人”的重塑。此时再回看课本、词条中的秋瑾，不免有一种洗尽铅华、入眼入心的恍然。

“秋瑾”很小，“二十世纪中国”很大。但大总是由无数小组合、激荡而成，大的叙事，也不能吞化小的复杂。不能识小者，不足言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