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中国？何以万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何时开始从遥远的历史长河中走来，开始孕育着华夏儿女的精神内核？近日，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时领衔当代中国11位一线考古人共同撰述的倾情力作《万年中国——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该书踏足中华文明最核心的八大考古遗迹，探秘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
《万年中国——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冯时 等/著，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8月出版
当代中国一线考古人的倾情力作
据悉，《万年中国——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一书的主要作者冯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文字学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古文字学与天文考古学，开创性地建立了中国天文考古学体系。曾发表《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殷历岁首研究》《殷历月首研究》《中国早期星象图研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文明以止》等论著。另有一线考古学家陈胜前、吕厚远、张居中、蒋乐平、刘斌、贾笑冰、韩建业、高江涛、赵海涛、邸楠十人为本书撰述及中华文明探源考古作出重大贡献。
《万年中国——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以近年来坚实的考古发现为基础，从万年上山到夏商二里头，深入分析了商、周以前数千年间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各族群的先民是如何以人的自觉共同缔造了具有鲜明独特性格的中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以及山林农牧文明，生动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在这穿越古今的考古探秘之旅中，深入浅出地感受万年中国的源远流长。
书中借助考古学实物图片，生动地展示上古先民的生产生活和制度信仰细节，体味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蓬勃生命力。
从遥远的万年中国里延展出中华文明的生命线
以冯时为首的本书撰述学者以坚实的考古发现为基础，认为中华文明的缘起可以追溯到更遥远的过往，把中华文明的生命线延展到至少8000年以前，叙述着商、周以前数千年间我们遥远先祖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秩序。这也是当代中国考古学家对百年来夏朝存在与否的学术争论充满实践性与文化自信的可靠回应，即中华文明是足够悠久的，“文夏”也是确切存在的。而在这些最新的考古发现与过去较为确切的信史文献的相互印证下，《万年中国》梳理出了一条中华文明之河的源头时间线，即从文明起源的距今10000-8000年前后，到文明加速形成的距今6000-5000年前后，再到文明形成并特点凸显的距今4000年前后，止步于三星堆文明诞生的商朝之前。
《万年中国》的时间线，从上山到二里头，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在此酝酿萌芽。
冯时在书里引用了《周易》等中华文明早期经典的思想来梳理澄清文明的内涵，从而在对中华文明概念体系的更明确定义下，从天文学起源来论证中华文明8000年历史。而《周易》六十四卦，原就是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先民从草昧一步步走向文明的历史过程的真实记录，以诸多考古学证据来与此类中国古文献相互印证，恰恰使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水落石出，文明的悠久源头被再一步推进，推进到了遥远的万年中国。本书也因此列入“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为“中华文明新探索丛书”中的第一部作品，堪称 “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
《万年中国——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正是用考古学的方式确证了曾经备受质疑的上古中国的存在，也让后代商周的建立成为有了充分生产力准备的结果，而不仅仅是空中楼阁。这也让我们真正窥见了中华文明的缘起，一同感受万年中国的震撼。
名家推荐：颇为精准地传递了考古界的最新成果
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文科资料教授姜义华和中国考古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考研所研究员王巍分别为本书作序推荐。
姜义华教授在题为《追寻“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的序中认为：“这部《万年中国》，通过对华夏大地上诸多考古成果的深入分析，具体而生动地说明了商、周以前数千年间，也就是差不多一万年这段时间中，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各族群各先民，如何以人的自觉共同缔造了具有鲜明独特性格的中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以及山林农牧文明，为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阶段的生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部著作，对于我们进一步清楚认识中华文明悠久的优秀传统，无疑很有帮助。”
而王巍研究员则以《见物见史见人中认识中华文明》为题，指出本书“截取了距今1万到4 000年这段史前史......设计成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不同阶段，8000年为起源，5000年为形成，4000年为特点凸显，这与2002年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相呼应。”在他看来，本书“颇为精准地传递了考古界的最新成果”。
精彩书摘——
从考古实物来看中国文明观念
夏朝有文邑、文命、文夏，但“文”的源头可推至7000年前
山西襄汾陶寺的夏代早期遗址发现“文邑”两字，用朱砂写在陶器上。根据我的考证，文邑就是夏代早期的王庭；夏代的始祖是夏禹，即治水的大禹，文献称其名为“文命”，“文邑”是因为大禹的名字“文命”而命名的。可见，重“文”的历史已可追溯到夏代。
无独有偶，在商代的甲骨文里也发现了“文邑”两字。到商代，夏代的王庭已成为夏墟，但那里仍然有人生活，仍然需要种粮食，所以会有“文邑受禾”的占卜。商周青铜器铭文，把夏代的国氏称为“文夏”。夏代的始祖叫文命，夏代的王庭叫文邑，夏代的国号叫文夏，都强调“文”，据此可以把中国古人修养文德的历史一直推到夏代。孔子说儒家重视文德的传统来自夏、商、周三代，这是信史。
不仅如此，这个重文的历史还可以上溯到7000年前。湖北秭归柳林溪的陶器上非常清楚地刻写了汉字的“文”。
贾湖 8000年前的“目”形，很可能是彝族的“吉”字
文字是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今天在贾湖发现的被称为最早刻在龟甲上的字符，很多学者释成“目”，这是根据甲骨文来辨别的。但是中国的上古文明不是华夏一统，文字也不是汉字一统天下。我提出，中国的上古文明是“夷夏东西”，和华夏文明相对的就是东夷文明，东夷族也有自己的文字，就是今天分布于川滇黔桂的彝族的祖先古老文字。
如果用汉字的“目”去读，不太能够讲得通——“目”为何要刻在龟甲上？即便可以解释贾湖文字，那么良渚发现的同类文字也不好解释。而在彝文里也有这个字，它是“吉”。甲骨是占卜所用，求吉避凶，所以要刻“吉”字。商代甲骨文里也经常刻“吉”，用来祭天的玉璧上也刻了“吉”。贾湖发现的文字至少在8000年以前，由此可以证明，作为中国知识体系的重要部分，文字的产生至少有了8000年的历史。
贾湖的所谓骨笛其实是古人定时的十二律管，已有阴阳概念
知识体系还有着非常重要的文明创造。比如大家所说的骨笛，我认为是律管，也就是中国古人定时用的十二律管。
中国古文献记载得很清楚：管有十二律之音，“物开地牙，故谓之管”。笛是可随便采一根竹子来做的乐器。现在舞阳发现的管，都取自丹顶鹤的肢骨，而丹顶鹤是一种知时间的鸟，即候鸟，特意采知时鸟的肢骨制成音律，用来“候气”，这就是中国古代十二律的产生及用处。
最早的律管不是乐器，而是用来测十二气的。每个月都有中气，中气一定要用相应的律管来测，这个制度在《礼记》《吕氏春秋》里有完整的记载，《汉书》形成了《律历志》。十二律中配于奇月的叫六律，配于偶月的叫六吕，所有的律都是阳律，所有的吕都是阴律，所以律管分为阴阳，形成“律吕制度”。在贾湖墓里随葬的两只律管，通过测音发现，正好一是阳律、一是阴吕，说明在8000年前人们就完成了对阴阳的思辨，渊源深厚。
以律管定时还是一个相对粗疏的做法，后来人们发明了立表测影定时的方法。湖北秭归东门头出土了最早的石碑，就是测影的表，时间约为距今8000年。测影的表后来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陶寺也有发现，古人用来测日影，并以此规划空间和时间。
采写：南都记者 周佩文 实习生 陈灵君
图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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