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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歌行》:当莫言决定拿起毛笔写长诗

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到后来的大量小说作品以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再到诺奖后首部作品《晚熟的人》,提到莫言,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小说成就。然而在近几年,莫言放缓了小说创作的节奏,投入更多时间到诗歌与书法的创作,并展现出了与小说世界中迥异的澎湃的激情。

近日,莫言首部诗集、书法集《三歌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三歌行》中收入了《黄河游》《东瀛长歌行》《鲸海红叶歌》三首长歌,文墨并举。《黄河游》是莫言两游黄河有感,他从黄龙化河、大禹开龙门的上古神话写到如今的蔚然大观;《东瀛长歌行》开篇概述了四游东瀛所欣赏到的景色,并借此引发感慨,在长歌中串起了自己的创作脉络;《鲸海红叶歌》是在创作《东瀛长歌行》后继续抒发感想,描写了临别时在十牛庵饯别的场景,仿《长恨歌》的形式,由实写到虚,写及诗人入水中见到海王以及青史留名的作家,醒来发现原是一场大梦。

借助天马行空的奇幻想象与民间传说的给养,莫言由实入虚抒发历史感慨,也以嬉笑怒骂与个人写作的回顾穿插其中,他在长诗中写个人诗歌创作体验:“学书偶有千虑得,写诗误撞惊人句。未能知生焉知死,不入苦海莫论诗。明年元宵鲸海边,明月高照赤波溅。鲸鱼喷水水成烟,鳄鱼甩尾鸣响鞭。”长诗中也写及莫言对于书法创作的思考:“大笔写字如悬壶,宛转流利盘滚珠。破空杀纸力不虚,纸如清水笔似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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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手成文,不吐不快

2019年,莫言与友人王振有机会一观颜真卿行书《祭侄文稿》真迹,感触颇多,并创作长歌。此后,莫言怀抱壮志远游,寻访人文胜景,创作了许多古体诗词与书法作品。

最近举办的新书论坛中,莫言的书法展的策展人谢晓冬分享了《三歌行》有趣的创作故事。一次旅行,参观结束回到酒店,饭还没吃,莫言突然说“诗来了”,友人王振赶紧备好笔墨纸砚,莫言随手成文,一写两个小时,铺满整个房间。对于这种丰沛的创作状态,莫言表示:“俗言讲,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古典诗词讲韵律,韵律就是语言的节奏感,起伏节奏,抑扬顿挫,这就有音韵之美。在我们大半生当中读或者背了不少唐诗宋词,脑子里已经形成了对这种韵律天然的映射,或者内在的一种呼应。”

莫言回忆,自己的确有过两次“随时坐下来写诗”的经历:一次在东京塔,挥毫急就;一次在烤肉店,因为没有可供誊写的纸,而用防溅油的“纸兜兜”抄录脑中的文思。

《三歌行》就是莫言的瞬时灵感与几年来习作训练的融合。艺术家、莫言的友人王振请莫言为“两块砖墨讯”写发刊词时,莫言本想写一篇散文词,但写起来不过瘾,遂改歌行体。当晚写完,接连修改两天后定稿。开篇即“己亥四次下东瀛,观鹊台主伴我行。”当时莫言用一种小毛笔写在很窄的纸上,全稿有7、8米长。一年后莫言重新抄写在大幅纸面上。

据悉,莫言的三首长诗的灵感都源自旅行,但后期都经过了漫长的思考与修改,如在山西壶口瀑布有感而发的《黄河游》,也是多年后才创作完成,莫言在其中谈人生、诉情怀,从写神话人物谈及现实,莫言也在最后发出“两游黄河思绪万千不吐不快”的感慨。

《三歌行》出版

莫言、王振观摩《祭侄文稿》

用白话体写作长歌

对于用白话体写作长歌的形式,莫言谈道,“这种歌行体就是用白话体写成的,包含大白话甚至俗语、谚语。像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当时的大白话,我们今天读起来之所以有一些障碍,是因为时代发展了,语言在变化。如果你还是顽强地非要使用古人词汇,写出来就不具备时代气息,跟当代生活完全脱节了。所以不管用什么样的体裁,用格律诗还是自由诗,第一要表现当下,第二要使用我们最擅长的、多数人一看就懂的词汇,这样尽管是旧的形式,词汇还是新的。”

谈及对莫言《三歌行》的阅读体验,新书论坛中,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谈道:“莫言的小说里有大量的诗的因素,尤其是民歌、民间文学、地方曲艺等丰厚的文化元素,在莫言的小说里都有非常好的呈现。比如《檀香刑》中孙丙被绑上刑场,不断有人用‘猫腔’唱词表达剧情内容。其实很多地方歌与诗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三歌行》中许多诗歌,也像唱词一样琅琅上口,自有一种表达力、画面感。《三歌行》只不过把藏在小说里的诗歌因素从故事情节里脱离出来,单独成为一部作品。”

陈思和看来,《三歌行》是一个长篇的七绝诗,若配上音乐节奏,具备可唱可吟的特点。同时,因为是长篇诗词,有故事、有情节、有内容,因为与游历有关,诗的内容跟着作者的行动一起发展。但又不是到黄河壶口、岚山等地单纯看看,而是藉由游历的进程抒发感怀,甚至涵盖梦境,尤其最后一篇《鲸海红叶歌》,大量的梦境营造出神游的状态。

“诗中虽然也引用了很多古典文学的典故,但用法比较通俗,如‘未能知生焉知死,不入苦海莫论诗。’这句话会让人联想到大量莫言的小说故事。这虽是一句诗,但包含了很多创作基因,也有屈原《离骚》的影子。”陈思和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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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瀛长歌行》《鲸海红叶歌》

向中国传统文人转变

莫言分享道,自己前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和硕士生聊天时提及,他正在由小说家向传统文人转变。他认为不同于鲁迅那一代学贯中西的文人,当代人在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方面是相当欠缺的,不仅是没有受到完整的大学教育的人,即便是当下的大学生,如果学的不是古典文学专业,也有很多空白,“我们只能通过勤奋学习来补上这一课。我到了这个年龄,如果想在创作上有变化,有新的起色,转变也许是一条途径。”

莫言戏称学习格律的乐趣在于,能够从前人的作品里边挑出毛病。“比如说你喜欢顺口溜,但如果你写了七言八句、七言四句,人家就要按照七律和七绝的要求来衡量你。对我而言,写旧体诗词,实际上就是戴着镣铐跳舞,在现实当中发挥你的才华。如果你积累的词汇足够多,在选择词语时,既能符合平仄,又能表达你要表达的意思,又能够描述你要表现的事物。这就需要大量知识的积累、词汇的积累、语言运用技术上的积累。通过这样的学习,我确实感觉到仿佛是混沌当中看到了一线光明,回头再来读古人的诗词,眼光不一样,而且是带着挑剔的眼光来读。”

关于这种转变,陈思和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年轻人是动物,老人就变植物了,年轻人外面全世界跑,到了老了越来越像植物,不想挪。这可能跟人的本性有关,年纪轻的时候,生命力是开放的,希望吸收越来越多的东西。到了一定年龄后,看多了,他回过头来会更深刻地体会自己站立的那片土地及其孕育的文化营养。这在莫言身上反映得特别明显,因为他的诗歌、他的字。”

当被问及书法和写诗的难易比较,莫言说:“我觉得这两个都很难,我可以一天写10首诗。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样的诗句可能我一辈子都写不出来。因为这样的佳句、这样的诗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谈到游历及书法创作需要良好的体力,莫言认为这得益于长期在农村的生活和部队的锻炼,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具备的。“而且饭量比较大,能吃就能干,农村人讲,饭量比较大。你一顿饭如果只吃两粒米的话,怎么可能站着写一天字?”他非常认同沈鹏先生、欧阳中石老先生等书法家们站着写字的精神,“能站着就不要坐着,能坐下就不要躺下。一个人的写作,不管是写诗,写小说,写戏剧,写书法,最后都跟他这个生命个体密切相关。这是一个生命体的艺术化的外在表现。至于是好是坏,另当别论,他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诗,肯定跟他全部的生命信息有关联。”

谈到书法,莫言分享道,他临摹过怀素、张旭的草书,去年还临摹了苏过《贻孙帖》。

“其实我是‘半路出家’,50岁才开始拿起笔来练书法。写了大半辈子钢笔字的经验和记忆已经难以去除,无非把钢笔字放大成了毛笔字而已。刚开始不能掌握毛笔的特性、纸张与墨的关系,克服了这个阶段就感觉得心应手。但是钢笔字的习气会影响我写毛笔字的面貌,我很受困扰。若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向古人学习,临帖的过程就是用别人的规范努力地校正自己的习气。这是临碑帖的重要意义。”

莫言更鼓励年轻人能够拿起毛笔写作,“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写,重新按照旧有的诗词格律来填写诗词,是向先贤和传统致敬的一种方式,也是现代人理解古人的一个通道。”

《三歌行》出版

责任编辑:戴佳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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