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新书《晚熟的人》出版至今已有两个月，这本颇有些“十年磨一剑”意味的短篇小说合集取得相当好的销售成绩，迄今已多次加印，总发行量逾60万册。
那么《晚熟的人》写得究竟怎么样？
最近召开的“本土、现实、小说的回归——莫言近作研讨会”中，专家学者们给出了评论。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文艺报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出席本次研讨会的嘉宾有李敬泽、潘凯雄、梁鸿鹰、应红、格非、孟繁华、程光炜、张志忠、李洱、徐坤、何向阳、刘琼、徐则臣、季亚娅、饶翔、丛治辰、宋强、赵萍、徐子茼、李壮、刘诗宇。校内嘉宾有王立军、张清华、张莉、梁振华、熊修雨、刘江凯、姜肖、翟文铖、张晓琴。
活动现场
李敬泽：鲁迅的回乡与莫言的回乡
《晚熟的人》里面，“莫言”这个人在小说里进进出出是一个有意思的事，如果说以前的小说中出现“莫言”这个人物是作者兴之所至，这回就是有意为之。
《晚熟的人》中有很多篇都出现了一个莫言回到他的高密东北乡，他所在的位置和姿态有非常重要的变化——以前的小说中，家乡对于他而言不是一个需要回去的地方，而是他就站在那里、站在高密东北乡讲话讲故事。但是到了《晚熟的人》里，“莫言”是从外面回去的。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非常根本的主题，就是鲁迅式的回乡主题。《红唇绿嘴》开头说“乙亥岁尾，老父病重，我由京返乡陪护。”我看到这莫名想起鲁迅的《故乡》的开头：“我在严寒中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
这个莫言和以前的那个莫言，之于他的“乡”，有了很不相同的意义。或者说作家的主题与他的“乡”之间的关系，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也有了很不相同的内涵。我觉得这很值得推敲。
过去站在高密东北乡里的那个莫言，曾经是一个对他的天地、对于他的世界尽在掌握的人，但是现在回乡陪护的那个，在岁尾、在天寒的时候回到家乡的那个莫言，他对他的故乡，满怀着一种认识的、困惑的，探索、探求的，无法判断又努力做出判断的非常复杂的一个情感，我觉得这本身非常有意思。
如果我们把老莫的回乡和鲁迅的回乡再比较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对于鲁迅来说那个相距两千余里、隔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几乎是被我们的现代所抛弃的一个宇宙的尽头，是一个停滞在那里的东西，这是鲁迅的那个回乡。而到了老莫这个回乡，这样一个人由京返乡，而这个“乡”不是一个停滞的东西，这个“乡”几乎是在老莫的图景里代表现实所有的庞杂力量：缤纷、快速、变化、前进。我觉得在这种比较中，鲁迅的那个乡是一个历史的客体，是一个等待着历史去光顾的地方，而莫言的那个乡，几乎变成一个沸腾的历史的主体。
即使在现在，回乡在中国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也是重要的文化主题和重要的认识、文化装置。回乡在莫言这里表现成这个样子，这本身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探讨的。
格非：“改造后的自传性”带来叙事的自由
我在读莫言作品的时候，强烈感受到他的“诚”。
在今天的社会中，有不同的政治主张，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甚至不同的话语立场。我有我的真，你有你的真，这个导致非常尖锐的对立。这个对立当中，作为一个文学家，作为当代文学的一个写作者，他如何面对这个事情做判断？我读莫言的这本书，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这个概念，就是他回到了这个“诚”——老老实实地回到事情本身。
比如其中特别重要的一部作品《等待摩西》，他写到关于老一辈的信教问题，一直到近些年来关于乡村的宗教问题，他在处理这么大的历史变化的时候，用汪曾祺先生的话来说，他是贴着人物走的，使得这些人物的处境、情感，他都表示了尊重。这是一个写作者非常重要的姿态，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方法论上的变化。
莫言因为参军到了北京，经历了城市生活，乡村生活的那种新鲜会突然涌现出来，让他有一种写乡村的、重新面对他的乡村经验的冲动。在他的大部分作品里面，他在处理乡村经验的时候，他是把乡村经验作为一个主体来进行描述，他待在城里，通过城市人的眼光回到乡村，把乡村作为一个整体。但是这个小说，它是一个往返式的。《晚熟的人》里面都有一个人从乡下到北京来，通过办事处，通过一个什么关系来到北京，或者是一个叫莫言或者类似于莫言这样的叙事者，写了《黄玉米》（也就是《红高粱》）的这么一个人回到了乡下以后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官员，接触到一些人。所有这些事件都是道听途说，莫言通过这种不断的穿插和往返，来重构这种群像关系，这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我把这种方式称为是经过改造后的自传性，你不能把叙述人等同于莫言，我在想老莫为什么故意写《黄玉米》《檀香刑》，把他自己都暴露在读者面前？这个“我”，也就是这个叙事者，他实际上不是莫言本人，而是分化出了不同的人物类型，都把他归纳到类似于莫言的这个叙事者的名下，这样在叙事上带来一种非常大的自由度，这是我觉得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
其次，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经过改造的传奇性。他一定意义上保留了荒诞不经的故事，只不过他非常克制地运用这种传奇性和戏剧性。这也是他的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感觉到特别朴实，特别可亲，点到为止，令人有的时候会想半天，比如说摩西最后去了什么地方，摩西最后怎么回事，他最后见到摩西的妻子，他们之间的对话，那个感觉上他保留了很多神秘性的内容。
莫言
孟繁华：莫言写坏人写得太生动
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乡村文明的崩溃，不意味着乡村小说书写的终结，对乡村的书写远远没有完成。
莫言的新小说，比如看《左镰》，《左镰》就是一个流动的铁匠铺，来了韩师傅、老三，又引出了一个叫田奎的人。田奎是一个淘气的坏孩子，欺负一个傻子和他的妹妹，结果爹把他的右手砍断，导致现在他只会左手使镰，田奎经历这件事之后没有任何恐惧，敢一个人到蛇洞里看花蛇。花蛇那段写得非常魔幻，扁担长的花蛇，冠子是像桑葚一样的东西。那个妹妹欢子克夫，两任丈夫都被她克死，最后问田奎敢不敢娶？田奎就一个字——敢！小说就结束了。百炼钢和绕指柔，最后落到人物上，那个话都不是闲言碎语，最后和人物是有关系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地主的眼神》，孙敬贤这个人物写得好，这就拆解了我们过去对于身份、对于命名惯有的看法。地主孙敬贤家里地虽然多，但是地薄，打粮食和地少的差不多，结果孙敬贤被定为地主、被定为坏人。另外一个人是《红唇绿嘴》里面的覃桂英，覃桂英是坏人，11岁的时候就用辫子抽她的老师，老师受不了羞辱最后跳井死了，做了一系列坏事，跑到东北多生好几个孩子，回来分不到地的时候，在县政府搞卖儿卖女的闹剧。有了网络，覃桂英巧舌如簧，搞了几个网站，最后卖谣言给“莫言”。这两个人都是坏人。坏人没有检讨反省自己的愿望，不会反省自己。莫言坏人写得太生动了。
季亚娅：对大历史观的和解
莫言说我不是在异乡的写作，我就是在家里五间老屋写的，这提出一个问题，叫写法与活法的一致，我就是那个在乡村写作的人，这个叫莫言的人把世界文学、外来文化的滤镜关掉之后，我们跟着他的眼睛发现这个晚熟的人。
山东的土壤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山东这个地方展示全部乡村伦理与中国底层伦理结构，或者东亚父权伦理构成的那个微观体，我读到新颖的是，这种伦理善与恶的结构，这种伦理的变化、新变，以及这背后的归顺机制和传承机制是什么。
我举个例子，比如莫言书中经常讲我们是装傻的民族，我们同时也是示弱、好斗的民族，装傻、示弱、好斗的性格特征在人物与具体的那一片微观土地的关系。又比如说基层的善恶伦理怎么运转的，这里面他讲了特别有意思的是靠暴力惩罚的体系，就是那个无缘无故的恶，《等待摩西》里面我爸爸来打我，也是《左镰》里面你作恶我就要靠特别暴力的方式把你的手砍下来，那种威慑力、那种暴力是在惩罚机制构成伦理得以运行的前提条件。
乡土身份里面还有众多男性位置，他的叔伯兄弟的结构，结义兄弟的结构，还有《红唇绿嘴》挑水的四个人的结义，还有《等待摩西》里面柳卫东去救他，因为他打了他妈妈怀孕的肚子，他说我跟你儿子是兄弟，如果打了他，我们同年同月同日死，这种男性的结构。还有凶恶的弱者，农村人用特殊的方式应对那种恶，惹不起躲着走。不仅是《斗士》里面的凶恶的弱者，还有农村妇女覃桂英卖孩子也是弱者的绑架。
在这个伦理秩序下的女性是什么位置？一个是作为保护者、守护者的女性，还有《左镰》里面的欢子为她哥哥挡泥浆，其实就是恶的子弹。还有另外一个女性，是善于利用新的时代话语规则的女性，就是那个雄辩的、假的覃桂英。
最后莫言要处理的问题是和解，大家记得他有一个《生死疲劳》，《左镰》里面留白的写法是让暴力缺位，他不写我是怎么伤害你的，在《晚熟的人》里面常林自杀的方式也不写。但是暴力在《生死疲劳》里面写了五次还是六次，让那个人一遍遍去死。莫言用缺位的方式告诉你，我不再纠结那个问题，我不再纠结暴力是怎么来伤害我的问题，其实是对大历史观的和解，那个和解还不是对民间历史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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