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
谢辰生口述 姚远撰写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4
ISBN：9787108061031
经过6年的采访、整理、编辑工作，《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终于出版了。这本书记录了谢辰生先生在漫长岁月中守护祖国文物七十余载的亲身经历，以及从实践中摸索得来的精深识见，承载着谢老对年轻一代文物工作者的谆谆嘱托。
萌生为谢老整理口述历史的想法，最早是在2010年6月。那年的“文化遗产日”，我应邀参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表彰活动。主办方要我在会上作一个“公众参与如何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的发言。发言稿写好后，我请谢辰生先生过目，他指出：“你的观点很好，但不能认为公众参与保护是21世纪才出现的新事物。实际上，早在1956年，《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就提出发挥广大群众所固有的保护乡土文物的积极性。这个文件就是我执笔起草的。”
这个文件，我过去闻所未闻。谢老向我详细讲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物保护的若干重大事件，当晚，我就将先生的口述整理成文，并请他审定，作为研究资料保存。此后，因博士论文研究需要，我经常向先生请教，并留下了一批访谈记录，成为这本口述史的最初资料。
2011年，我从北大博士毕业，到南大工作，中国的文物政策是研究兴趣之一，而要研究现当代中国文物保护的决策史、法制史，谢老是关键的历史见证者和当事人。每次向先生致电请教，都会有重要的新发现、新收获。我意识到应当给谢老做一个全面、系统的口述史。
在征得同意后，从2012年到2015年，我先后8次赴京，在安贞里的先生家中对谢老进行20多次访谈，并辅之大量电话采访。接受访谈之前，他都要做充分准备，每次口述通常围绕一两个专题展开，持续一小时左右，一气呵成。先生已90多岁高龄，但思路清晰，回忆极有条理，时间、人物均相当准确，令我叹服不已。访谈基本完成后，我从2015年5月起进入整理阶段。2016年8月，我赴哈佛燕京学社担任访问学者，有了更集中的时间全力以赴完成这项工作。在成书前的半年时间里，我又通过数十次越洋电话对先生进行补充采访，谢老均不厌其烦，详加介绍。
谢辰生是新中国文物事业许多重大决策的见证者和当事人，也是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的一位功臣。上世纪50年代，他执笔起草文化部报请国务院建议保护北京城墙和西安城墙的报告。1967年，他呼吁保护文物，并执笔起草中共中央保护文物图书的文件，在当时的环境中，为保护文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我们经过建国门立交桥时还能看到观象台，但背后的故事许多人并不知道。上世纪60年代，北京准备兴建中国第一条地铁，即北京地铁一期工程正好要穿过观象台底下，施工单位准备把观象台拆掉移放到他处保存。修建中国第一条地铁是何等的大事，施工单位也已经考虑到把观象台异地保存，一般人就不便再提什么意见了。谢老和罗哲文先生思来想去，最后还是给周恩来总理上书，希望这座从事天文观测近500年、保持连续观测记录最悠久的明清两代国家天文台能够原址保护。周总理看后，决定地铁在这里绕道过去，还亲自批了绕道所需的经费。
改革开放之初，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的起草过程中，谢辰生坚持体现“加强文物保护，是文物工作的基础，是发挥文物作用的前提”的原则。上世纪90年代，他发起保护三峡文物的政协联名提案，加快三峡文物保护规划的通过和实施。进入新世纪以来，他老当益壮，老而弥坚，倡议推动了2006年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诞生，国务院就此发出《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他在促进南京古城保护工作的同时，也促成了国务院《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出台，使得古城保护实现了有法可依。正是因为他锲而不舍的坚持，北京、南京等古都在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提出了“旧城整体保护”“鼓励居民按照保护规划自我保护修缮”等重要原则，不计其数的文物古迹和文化街区得以保存。
谢老在讲述中多次嘱咐我，务必要讲清楚“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这十六字方针的内涵。加强文物保护，是文物工作的基础，是发挥文物作用的前提。谢老认为“离开了保护就不可能发挥文物的作用”这一重要原则，是近70年来我国文物工作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既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理念，其正确性已经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证明，应当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还要特别强调的是，谢老在回忆历史人物与事件时，从不因人废事、因人废言，多次嘱咐我在整理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
谢老说：“我一辈子都在从事文物工作，可以说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他的丰富经验和深刻识见，是我国文物工作的重要财富。这份口述史，不仅是一个人的文物保护史，也是他与郑振铎、王冶秋、任质斌、梁思成、夏鼐、谢稚柳、郑孝燮、宿白、徐苹芳、罗哲文、张忠培等一大批先生们共同守护文化遗产的记录。
2017年3月书稿初步完成后，88岁高龄的金冲及先生欣然为本书作序。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在郑振铎、王冶秋两位前辈之后，人们称辰生同志为‘祖国文物的守护人’，他当之无愧。”
在整理过程中，我按谢辰生先生提示，查阅了《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谢辰生文博文集》《文物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纪事》《郑振铎文博文集》《王冶秋文博文集》等相关资料。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我找到了不少稀见资料，如1954年由先生负责编印出版的珂罗版《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图录》。根据这些文献资料，我在书中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注释，以助读者理解。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谢辰生先生曾引孟浩然这两句诗撰文疾呼：“守护民族文化精魂，为江山、为后人留得胜迹在，这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向复兴进程中必须迈好的重要一步。”相信谢辰生先生为之奋斗的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必将薪火相传。
谢辰生是我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的见证者和当事人，近日，《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全面记载了谢辰生数十载在我国文物工作关键岗位的亲身经历：在20世纪50年代，起草文化部建议国务院保护北京城墙和西安城墙的报告；在1967年，不顾安危上书中央，执笔起草中共中央保护文物图书的文件；在改革年代，坚持文物工作“保护为主”，抵制“以文物养文物”思潮；21世纪以来，面对房地产开发浪潮，在古城存废的历史关头，他更是与“推土机”进行抗争，全力加速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立法进程。
这份口述史，不仅是一个人的文物保护史，也是他与郑振铎、王冶秋、任质斌、梁思成、夏鼐、谢稚柳、郑孝燮、宿白、徐苹芳、罗哲文、张忠培等一大批先生们共同守护文化遗产的记录。
谢辰生，江苏武进人，1922年出生于北京，我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1946年在上海任郑振铎业务秘书，1949年随郑振铎到北京，历任文化部文物局业务秘书，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文物处副处长、研究室主任、秘书长，国家文物局顾问等，1995年离休。他是《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61）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的主要执笔人，主编有《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并在该卷“前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物的定义。现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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