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东亚大陆的历史上，生活在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部族与生活在其南面的农耕者长期发生着碰撞、交流。对北方的游牧部族而言，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是他们生活舞台的核心地区；不同的游牧部族之间，争夺的主要是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权。争夺中的失败者，常常会西迁至阿尔泰山以西。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主要发生在蒙古高原戈壁以南的所谓阴山、河套地区。这是游牧与农耕的过渡地带。双方物质、文化的持续交流则更为悠久、长远。这一点，已为现代考古学所证明。学习、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囿于眼界和文献材料，往往以农耕文化为本位、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看待游牧文化以及游牧部族与中原王朝的冲突和交流。我对中国中古史的学习和研究，就一直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中原中心论”的立场，看待匈奴的南下、突厥的兴起，把游牧部族的南下视作对农耕社会的侵扰；把游牧社会看作农耕社会的“配角”，甚至认为存在着游牧向农耕过渡的必然。倘若以世界史、至少是以东亚史的角度来审视，我们就会发现，是“游牧－农耕”文化共同构成了东亚大陆的文明和历史。她们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是双向而不是单向的，甚至并非主次的关系。近来学术界提出以内亚或中亚为视角来审视东亚大陆的历史，可以说正是对以往“中原中心论”或“农耕文明中心论”的纠偏。
对北方游牧文化的研究和论说，有许多专业的论著；蒙古兴起以后的蒙元史，更是国际性的显学。近来日本学者山杉正明的一系列有关蒙元史的通俗作品的译介，学界对“内亚视角”或“内亚性”的争论，都引起了国内读者对蒙古草原游牧部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更大兴趣和更多的关注。
与专业论著相比，三联书店日前印行的《蒙古国纪行》也许更容易让一般读者对蒙古草原产生更为直观亲切的感知。作者罗丰是专业的考古学者，北方游牧民族考古正是他的研究重点之一。十多年前，他参加了一次由多国多学科人员组成的蒙古历史考察，行程主要是从乌兰巴托，一直西行至阿尔泰山，途经哈拉和林、郁都金山、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由布尔根入境回国，考察了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文物和相关遗址、博物馆，全程近3000公里。这本纪行，正是他的考察日记。他说蒙古国考察“属于半专业考察，应该有合乎一定水准的日志，方可匹配，不虚此行”。正是这种“半专业”，使这本考察日记极有可读性，不会吓跑非专业的读者。其实，对以文献记载为主要依据的历史研究者来说，这本考察日记也可以让他们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为他们了解周边环境提供帮助，对他们理解文献记载极有裨益；这些感受和认知是他们仅仅翻阅考古发掘报告所不易得到的。
作为专业的考古学者，作者有丰富的野外工作和生活经验。每到一处，他都会清楚地交代该地的经纬度。这对难以查阅蒙古地形图的国内读者十分有利。我读他的考察日记，主要是借用《内蒙古地图集》（临近阿尔泰山时，则借用《新疆地图集》）；考察地点的确定，都是利用他日记中所标识的经纬度。他对民族学、人类学有很好的修养，此前就曾研究过游牧人酸奶的做法。他总能观察到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石块羊肉的做法，比如蒙古包的搭建和蒙古包内的布置，比如蒙古人的风俗画，等等。这不仅提高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提供了更多更细的游牧社会的知识，而且还起到了沟通古今的作用。
历史学家的考察行记，我只细细读过黄文弼先生的《蒙新考察日记》。黄先生每天将自己的所见所闻，逐日详细地记录下来，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的考察活动的材料，还使我们真切地了解到了那个时代沿途的风土人情。我总觉得，历史学家的行记，不同于文学家的游记——后者太富文采，感情也过于敏感和丰富，令像我这样无趣的人无法卒读。罗丰先生虽然是中文系出身，但本书写得却十分平实，很少文学出身者写作时的辞藻堆砌和不间断的感情抒发。他为人极为幽默、风趣，听他聊天，总令人忍俊不禁。读他这部介于学术与游记之间的考察日记，总是让人想起他的一口有着浓厚陕西风味的固原话，格外使人感到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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