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曾在致傅增湘的一封信中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这段话不仅是张元济殚精竭虑抢救和整理出版古籍的写照，也是商务印书馆致力于编印古籍、传播民族文化的宣言书。据统计，从1912年至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籍仅丛书就有53种，可以说古籍出版不仅在商务出版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其中不乏大部头的古书。
然而，商务影印《四库全书》则历尽曲折，失败数次，才最终得偿夙愿。《四库全书》原本七分，因战争焚毁等原因，仅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三分完整地保存下来，另一分文澜阁系经多次补抄得以幸存。其中完整的两分文渊阁和文津阁《四库全书》都是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不能不说缘分之奇妙，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四次失败
商务印书馆最早有影印《四库全书》的想法是在1917年。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张元济听说有人怂恿上海的犹太籍富商哈同出资印制《四库全书》，出于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他觉得此事应由中国人自己来做，便函呈北洋政府教育部，请求借京师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影印，但很快被驳回。此路不通，张元济退而求其次，希望与哈同合作，最终也无果而终。京师图书馆藏《四库全书》为文津阁本，这是第一次影印失败。
张元济
第二次发端于北洋政府。1919年，梁启超、叶恭绰等向大总统徐世昌建议影印《四库全书》，得到其同意，并命朱启钤、叶恭绰负责其事。许多论著提及此事，都说是他们二人拟请商务印书馆承办，但其实并非如此，影印《四库全书》一事是张元济主动去接洽的。先是叶恭绰拟印300部，委托张元济估价，张元济请鲍咸昌估价，估单显示约花费70万元，为期19年。张元济问印出能否赚钱，答曰可以。于是，张元济决定请傅增湘代揽承印《四库全书》业务，拟以五厘为酬。随后，张元济托人转交叶恭绰影印《四库全书》样纸及估价单等，请叶逐条注明寄还。过了20天，叶恭绰并未寄还，张元济还请人去催。
1920年9月底、10月初，张元济与同仁详算《四库全书》印刷成本，并多次讨论影印《四库全书》事宜。他主张采取消极办法，一方面请政府预先垫款，另一方面发售预约券，卖出若干再行开印。为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张元济决定进京与朱启钤、叶恭绰面议。他先与叶恭绰谈，未谈拢；又与朱启钤谈，意见仍然不一致。朱、叶二人预估《四库》至少有200部的销量，国内每省1部、每个督军1部、学校5部、哈同5部、个人15部、机关6部、政府25部，此为100部；国外日本30部、欧美70部。所以还是有利可图的，希望政府出资30万元，其他都由一家或几家出版机构办理。张元济认为销路恐怕没那么乐观，应该定高价，想买的不会在乎那点钱。随即他提出两种做法：第一种是政府作主，商务代办；第二种是商务承办，政府包销。朱启钤、叶恭绰均表示不同意，建议联合多家出版社承印。张元济说，联合更难办，“且敢预言必无结果”。又说按照他们三开或四开制版的要求，印书百部，约需二三百万元，投入过大，任务艰巨，商务印书馆极不愿做，但彼此交好，可以效劳，不过最好由政府负责盈亏，商务代办，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否则，即使经费有着落，他也不敢应允，因为工、料两项很难预估，毫无把握。结果这第二次影印也流产了。
第三次来自商务印书馆内部。一般都说这次缘起于1924年张元济决定影印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以庆祝商务印书馆馆庆30周年。可实际前一年，郑孝胥等就在讨论出版《四库全书》的问题。1923年12月12日，《郑孝胥日记》记道：“郑幼坡、何公敢来。公敢提议将石印《四库全书》之议改为排印，梦旦为之约算：如以商务馆任此事，必尽罢营业，十五年乃毕，且无纸可用。”“郑幼坡”即郑贞文，“梦旦”为高梦旦，他们与郑孝胥、何公敢都是商务印书馆同仁。此议不久，郑孝胥应清逊帝溥仪之召，从上海启程前往北京。1924年1月10日，他刚抵达北京两天，高梦旦就来信说缩印《四库全书》一事。郑孝胥将该信拿给陈宝琛看，主张“此举宜由皇室发起”。次日，溥仪召见郑孝胥，郑借机建议两事，其中之一即为发印《四库全书》。可见，此次影印《四库全书》，郑孝胥是发起人之一，而且极力促成此事。16日，高梦旦来见郑孝胥，“示所拟缩印《四库全书》办法十二条”。
郑孝胥
而据丁英桂回忆，此次影印《四库全书》的决策过程是这样的：1924年2月，张元济“以商务成立将届三十年，希望影印《四库全书》以为建馆纪念。特由高梦老进京，与清室内务府商借文渊阁本全书，一次运沪，照原书版式酌加缩小，参用道林纸影印，以五年为期，原书分四次缴回。几经磋商，始得同意，订定领印办法十三条”。但从上引郑孝胥日记来看，丁的回忆有不可靠之处。首先再次决定影印《四库全书》并非张元济一人的主意，其他同仁也有此想法，或者是他们共同商量的结果。其次，之前商务欲影印的都是文津阁《四库全书》，而这次“商借文渊阁本”靠的是郑孝胥的关系，此为商务首次与文渊阁《四库全书》结缘。第三，领印办法不是十三条而是十二条。第四，“几经磋商，始得同意”不在“订定领印办法”之前，是先有办法，后有磋商，过程还比较曲折。《郑孝胥日记》2月24日记载：“孙伯恒约至福来旅社午餐，傅沅叔、梦旦皆在，谈《四库》事。昨已晤绍越千，与民国政府交涉由商务自办，径请保护并专车运送。”孙伯恒，是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孙壮；傅沅叔，是藏书家傅增湘；绍越千，是内务府大臣绍英。这里所说的就是拟定影印办法后的磋商。
文渊阁《四库全书》收藏在紫禁城中，由清朝皇室保管，但已不再是其私产，而归民国公有，因此商借该书除了要征得皇室的同意，还需得到北洋政府的许可。郑孝胥认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应由皇室发起，已向溥仪提过建议，又亲自与绍英打招呼。所以皇室这边没有问题，只要北洋政府批准即可。但政府方面，须由商务自行交涉，并“请保护并专车运送”，确保安全。
商务印书馆获知这一信息后，马上向北洋政府提出申请。28日，傅增湘请郑孝胥、高梦旦等吃饭。席间，高梦旦接到电话说内阁“议《四库》事，多以为可”，只有程克称总统曹锟欲自印，请暂缓批准。到了3月7日，高梦旦来见郑孝胥，“言《四库》书事可无阻”。次日，郑孝胥即向溥仪报告了此消息。23日，溥仪召见郑孝胥，“询商务馆领印《四库全书》事”。因为得到溥仪的支持和关心，郑孝胥更加积极，30日，与朱益藩谈《四库》书事。同日，高梦旦也来，拿出新修改的缩印《四库全书》办法，一切都在朝有利的方向推进。
不幸的是，4月9日，高梦旦来告诉郑孝胥：“《四库》书事已失败。曹锟书小纸付国务院，止勿运此书。”郑孝胥很惊讶，脱口而出：“彼昏为何人所算，可哂也。”郑孝胥确实目光犀利，他的判断没错，曹锟就是被小人算计了。原来，影印《四库》一事已得到北洋政府批准，交通部也派出专车，文渊阁《四库全书》打包装箱已进行到三分之一左右了，曹锟的心腹李彦青向商务印书馆索贿6万元未果，乃以总统府名义阻止起运，结果功亏一篑。事后，张元济、郑孝胥都努力想办法挽回，但均无功而返。第三次影印就此胎死腹中。
叶恭绰
第四次仍与北洋政府有关，系段祺瑞临时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司法兼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动议。1925年6月10日，叶恭绰致电张元济：“京津同人颇主乘时重提印著《四库全书》事。机不可失，务望指定一人来商种切，并希赐复。”因为有上述三次与政府打交道失败的经历，张元济很谨慎，次日复电说：“招印《四库》，盛意极感。时局变迁，未敢轻试。仰荷提倡，愿闻其详。一切函陈。”13日，叶恭绰再致电张元济：“印行《四库》书事现有多人赞成，望即定专员来商。是盼。”张元济复电说：“详昨函，盼示复。”（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12页）7月22日，章士钊也致电张元济、高梦旦、李宣龚，称《四库全书》“政府有意继续前议办理，务请贵馆委派代表来京会商”。张元济复电说：“电悉，甚感。即日复函。”经这么多次电报往来后，商务印书馆终于派李宣龚于8月17日赴京，商谈印制《四库全书》问题。
其后，上海、北京之间函电交驰，逐步化解各种分歧矛盾，最终确定了影印方案：政府拨款30万元，影印特种30部；商务自筹资金影印甲、乙两种。所谓特种是用九开本，按原大小出版，用于赠送各国，宣传东方文化。甲、乙两种均为缩印，用四开本，纸张、售价也一样，只是封面装帧不同而已。9月24日，段祺瑞临时政府内阁通过与商务印书馆签订的影印《四库全书》合同，并于次日颁布命令，准将文津阁《四库全书》运沪交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则拨给京师图书馆收藏，以供阅览。
该命令还全文刊载在《时报》上，可见已是板上钉钉了。张元济很是兴奋，9月26日致函李宣龚说：“吾兄奔走月余，不可谓非公司一大可纪念之事。”然而，好事多磨，又有人发传单，造谣生事。10月1日，张元济又写信给李宣龚说：“《四库》事层层难关，真如唐三藏之取经，此时又遇高太公，真不得了。帮忙者只有行者一人，未免大苦。但不知何日方能行至雷音寺也。”真是一语成谶！10月12日，商务印书馆与教育部正式签订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合同。20日全书装箱完毕待运，就在此时，浙奉战争爆发，陆路交通中断。张元济立即致电李宣龚，建议走海运，否则可能无运书之望。但李宣龚担心海运无准期，书箱抛掷路上危险，决定缓运。
迁延至1926年，段祺瑞政府垮台，叶恭绰、章士钊也相继离职，新政府不仅不管不顾，还指责商务不肯赶紧运印。于是这次的影印功败垂成，张元济不得不归咎于时运不济：“影印《四库》，现在本非其时……如此一大事因缘，自不能不有许多魔障。”但他也坚信，如果“力行不懈，终当有诞登彼岸之时”。事不过三，经历了四次失败，影印《四库》变成了一种奢望。郑孝胥心灰意冷，对张元济大发感慨：“能印《四库全书》，则商务印书馆诸君皆不朽矣”。张元济霸气地回答道：“一息尚存，必达此愿！”
初步成功
果然，很快机会就来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快了侵华的步伐。1933年，日军占领热河，华北局势紧张，故宫古物南迁，文渊阁《四库全书》也随之转运至上海。为避免《四库全书》遭到浩劫，更好地保护古籍，影印之议又起。鉴于十几年来，全部影印《四库全书》屡遭失败，尚非其时，很多学者主张选印，易于操作，且见效快。早在1920年，张元济就提出影印《四库》有分印、选印两种办法，“选印系择其未曾刊行或久已失板者，……其余常见之书即不印亦无妨碍”。1925年，高步瀛在奉命清点文渊阁《四库全书》后，认为全书一半以上属通行本，没有影印的价值和必要，主张选印其中的孤本和罕见之本，他并且身体力行，拟出《四库全书选印书目表》，共收书177种，其中经部68种、史部15种、子部16种、集部78种。随后，金梁也编撰《四库全书孤本选目表》，分“首要”、“次要”两部分，前者241种，后者153种，合计394种，较高步瀛多出217种。这些为选印《四库全书》做了很好的铺垫。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为选印《四库全书》一事寻求与商务印书馆合作。时任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奉命办理此事，他持其叔叔蒋百里的亲笔信来找张元济，可张元济对选印并无兴趣，请他与总经理王云五商量。王云五知道此事商务努力多年，都未能做成，现在机会难得，应该抓住。当时商务也面临许多困难，但他坚定地说：“为营业计可以不做，为名誉计、为本馆同人宗旨计却不能不做。”乃与蒋复璁商定合同。
政府有诚意，合同也签了，《四库》书已在上海，前面几次的欠缺这次都解决了，直接付印即可，没料到还是不省心，引发了很多争议，主要有四方面：一是书的所有权之争，故宫认为文渊阁本《四库》原属其所管，教育部撇开它与商务合作出版，侵犯其权益；二是库本与善本之争，有不少学者认为库本被窜改甚多，应以善本代替库本；三是选目之争，到底哪些是珍本，哪些应该选印，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论辩激烈；四是有无出版必要之争，有学者认为《四库全书》价值有限，也不符合现今国情，殊无用处，不值得出版。
尽管张元济自称“甚无意于”这次《四库》选印，置身事外，交给王云五办理，但面对各种反对或质疑的舆论声浪，他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以其声望和影响力释疑解惑，平息事态，减少阻力。如针对老友傅增湘所言有旧本胜于库本者宜改用，张元济明确表示“弟意与尊旨微有不同”，既然选印《四库》，就应按它本来面目，若有善本尽可另出，他的《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等即专印善本。袁同礼、赵万里不仅主张用善本替代库本，而且联合南北各学术团体及各地学者联名向教育部提议，声势很大。张元济致函二人，承认《四库》所收，非尽善本，但鉴于商务十余年来多次借印《四库全书》，功败垂成，所以此次若能尽早影印，俾得流传，也是一件嘉惠学林的好事。至于以善本代库本，非但没有必要，而且事势亦有所不能，因为善本可遇不可求，即使有，也很难借到，极有可能久拖不决，观成无期。这些人毕竟是著名学者，又与张元济关系较好，经此解释，自能理解和接受。
王云五
可由于他们的公开叫板被报刊宣传报道后，选印《四库》由学术问题演变成公共文化事件，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张元济不得不借助媒体阐述己见。1933年8月10日发表的《张元济对于影印<四库全书>之意见》，其实是《申报》记者的一篇访谈。前面的按语介绍了相关背景：“教育部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未刊珍本委托商务印书馆印行流通，北平图书馆方面则主张用善本以代库本各情形，已叠志本报。记者昨特往访张元济君，探询其对于此事之意见。”记者主要问了两个问题，一是选印书本，各方面意见尚未一致，不知尊意如何？二是对于采用善本之意见如何？对于前者，张元济简单回答说：“此次教育部专印《未刊珍本》，办法自甚正当。现在此书仅存三部。近岁战争之事层见迭出，若不及早印行，设有意外，岂不可惜。”对于后者，张元济所谈较详，他归纳袁同礼等致教育部函的要点有三：一是应与文津阁本一一比勘，择善而从；二是采用最古之本，以存其真；三是《四库》集部概无目录，翻检为难，所作回应主要是引申上述致傅增湘、袁同礼、赵万里各信观点（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第926-927页）。
鲁迅称教育部和商务为“官商”，也反对他们照印库本，但他断言“学界的主张，是不会通过的，结果总非依照《钦定四库全书》不可”。诚然如此，教育部和商务都坚持选印库本，不过学界的主张，他们也考虑了，先是根据董康、傅増湘等学者的意见，对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原定《影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作了某些修改，拟定三百四十三种。随后又聘请陈垣等十五人，成立编订《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目录委员会，对《草目》再作讨论修改。经各委员书面交换意见以及集中开会商议后，从《草目》中选出一百四十三种，新增三十七种，总共一百八十种，定名为《四库孤本丛刊目录》。其后，柳诒徵又参考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的《影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北平图书馆的《影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以及编订《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目录委员会的《四库孤本丛刊目录》，剔除其中有宋、元、明及近代刊本和四库底本各书，择定二百零六种，汇为《选印四库秘书拟目》。至1933年10月，教育部再次召集有关专家学者，对上述各种目录详加讨论，斟酌取舍，编定《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目录》，计经部六十一种，史部十九种，子部三十四种，集部一百十七种，总共选书二百三十一种。前后延续半年多的选目工作，至此方告一段落。（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3-424页）
目录确定后，11月17日举行开印仪式，标志着影印工作正式开始。从1934年7月至1935年7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分四期陆续出齐，共计231种，分装1960册。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的愿望，历时18年，遭遇四次挫败，终于在第五次取得初步成功。正如张元济所言：“《四库》不能全印，诚属憾事，然能印未刊之本，慰情究为聊胜。”尽管印前存在各种非议，但印后广受欢迎，反响强烈，商务印书馆本拟再接再厉，续印二集，因全面抗战爆发而中断。
商务印书馆
得偿夙愿
1949年后，文渊阁《四库全书》及部分商务员工迁往台湾。为应学林需要，196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后与珍藏文渊阁本《四库》的台湾故宫博物院合作，自1971年至1982年，逐年选印罕传珍本11集，加上初集及别辑，共13集，计收书1878种，15976册，占《四库全书》总数的一半左右。这13集全部印行后，台湾商务印书馆自我总结，认为该出版项目有几个缺点：第一，不可持续，如果继续选印，谓之珍本，已不合适；第二，已印13集，因出版有先后，有的已售罄，读者求购无门，欲得全璧更为困难；第三，若按珍本形式及以往进度继续刊行，还须20年才能全部印完，为时太长；第四，13集每集都包括经史子集四部，打乱原书次序，又无页码，翻检不易。
基于此，全部影印出版很有必要，台湾商务遂开始筹划此事。最早有这个想法是在1980年春，曾就商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是在1982年春夏之交，重申前议，并提交一次影印计划。经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1983年2月28日，台湾商务印书馆提前着手付印全书，至1986年3月28日全部出齐。影印本为16开本精装，每页上下两栏，纳原书二叶，每册平均800页。凡1500册，计《总目》5册、《简明目录》1册、经部236册、史部452册、子部367册、集部435册、《考证》4册，插架琳琅，殊为壮观。
自1917年张元济动议影印《四库全书》起，经过几代商务出版人70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不仅了却张元济等商务元老多年的夙愿，实现中外学界的期盼，而且保存和传播中华文化，赢得了广泛赞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的价值和意义重大，其中之一是推动了四库学研究。如前所述，早在1933年就有学者提出，应将文渊阁本和文津阁本《四库》进行比勘以见异同，文渊阁本出版后化身千百，使这一建议变为现实。国家图书馆的杨讷先生利用馆藏文津阁的便利条件，主持了文渊阁本与文津阁本原书核对录异的工作，发现仅集部两者有差异的书就有788种，约占总数的62%，而宋代诗文集，文渊阁本失收、可据文津阁补入的，有1160条，涉及118种书。这些研究成果后来编纂成《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据文津阁四库全书补（集部）》15册出版，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和重视。特别是北京商务印书馆鉴于历史上数次与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擦肩而过，新世纪初再次动议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不仅得到国家图书馆的赞成和支持，也得到有关专家的认可和鼓励。
2003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出版工程正式启动，至2014年共出1500册、500册、仿真本三种样式。1500册仿照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500册系重新进行版式设计，改1500册的上、下栏为上、中、下三栏，版面含量增加三倍，册数也减少为三分之一；仿真本乃复原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本来面目，按原书原大原色原样制作，凡36000余册，一套要耗用手工宣纸6000刀、楠木函盒6144个、书架128个。运用数字技术是北京商务这次影印的最大特色，在国内大型出版项目中尚属首次，今后不仅可以量身定制上述三种样式的整套书，而且为文津阁《四库》的数字化产品开发打下了坚实基础。
对北京商务印书馆来说，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也是再续前缘，百年梦圆之举，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至此，近代以来，商务印书馆数次谋刊未果的文渊阁、文津阁《四库全书》，全都刊成，兑现了张元济“必达此愿”的诺言。
文津阁《四库全书》
然而，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的成功也引发了国内的“四库出版热”，有的受利益驱动，草率上马，做法又不专业，不仅贻笑大方，也不受市场待见。因此，影印四库要慎之又慎，既应吸取前人之长，又须有自己的创新和贡献，不能盲目跟风，粗制滥造，重复出版，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目前仅存的四分《四库全书》，文渊阁、文津阁、文澜阁本都已影印出版，仅剩的文溯阁本也有全部影印的意向，如何进行，让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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