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津解渴： 中国茶叶的全球化》陈慈玉 商务印书馆
假如时光可以穿越到17世纪末的伦敦街头，当你走进一家咖啡店，你很可能觉得自己像是走错了地方，因为那里面往往张贴着一张关于茶之药效的海报：中国茶叶，可医头痛、失眠、胆结石、倦怠、胃病、食欲不振、健忘症、坏血病、肺炎、腹泻、感冒等，还能增进体力。
没想到茶叶有这么多的神奇功效吧？不过这并非完全是英国人的误解。绿茶在中国历史上就曾被视作一味药材。西周时期，茶叶尚被用作祭品，及至春秋又被用作菜食。不知是否因为偶然发现茶叶的解乏提神功能，后才被人渐用作饮料。
日本东京大学博士陈慈玉重点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史，他在《生津解渴： 中国茶叶的全球化》一书中关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外饮茶习俗的变迁，二是茶叶走出国门的历史轨迹。
在陈慈玉看来，“饮茶文化是东方精神文化的象征，同时也是西方物质文化的表象”。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中国人眼里，喝茶代表“崇尚自然，幽趣的精神内涵”，象征着一种儒雅的生活情趣，所以茶在历史上曾长期与诗歌为伴。也因此，历史上中国喝茶风俗盛行之地，往往是物质生活相对富裕、知识较为普及的地带。平民百姓并非滴茶不沾，他们也喝茶，不过难得像文人和富人那样优哉游哉，喝茶对他们而言就是解渴解乏。而在与中国一水之隔、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日本，茶叶则被赋予了茶道这样“审美的宗教”内涵。
相比之下，英国人的喝茶习惯则明显带有西方物质主义的浓郁色彩。17世纪中叶查理二世的皇后凯瑟琳将红茶习惯带入英国后，以宫廷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开始在茶里加入牛奶和糖。糖在那个年代尚为贵重之物，“依赖进口的砂糖的价格可与银块相匹敌”，这显然符合上层社会“只买贵的”的奢侈消费习惯。直到17世纪末，随着进口量的剧增，糖价才大幅下跌，同时也降低了大众饮茶的经济门槛。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同中国明清时代先富阶层亦步亦趋跟风模仿官僚吃穿住用行的消费习惯，至而形成特有的奢侈消费之风，凯瑟琳皇后的饮茶习惯在英国社会显然起到了“带头模范作用”，尤其是为原来不怎么喝茶的女性树立了“新女性”典范。此前，虽然茶叶也常见于伦敦街头的咖啡馆，但远不及走进家庭被女性青睐的普及力度大。女性群体的参与，事实上是为茶叶对“半边天”的一次成功补缺。从这层意义上讲，茶叶在英国的深耕发展，是英国人对中国茶叶进行中西结合改造的产物。
英国下一轮饮茶风潮的再度掀起则是在18世纪中叶，主因是英国降低了茶税，另一方面工业革命风起云涌，飞速发展的通信和航海技术被纷纷应用于远洋运输，运输成本持续下降。1776年，亚当·斯密《富国论》的发表，更是为工业革命旺火添薪，围绕茶叶的竞争日趋激烈，竞争气息弥漫各个角落。竞争越充分，商品成本和价格自然越低，茶叶的奢侈形象一落千丈，自然为大众化消费开启了方便之门。
正是在竞争的强力驱动下，英国茶商开始不满意东印度公司垄断进口茶叶生意，也不满意单单从广州进口，不满意清廷的种种管制，当利益有了强权露权撑腰，鸦片于是涌入中国，并成为战争的导火索。面对英国人，清廷并非完全放弃努力，只是他们的努力太过卑微，许多努力在不知不觉中走了样。且不说海关收受贿赂早就成为各路茶商的“硬成本”，英国茶商其实早就通过港脚和买办等，深入到各地产茶一线。这些人压缩了交易链条，当然大大降低了成本。甚至在太平天国时期，他们还开辟了新的运输路线。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也正是上述无序的深入，才有英国“植物大盗”福钧的乘虚而入。此人不仅盗走了中国茶种和制茶技术，还揭露了中国茶商用普鲁士蓝和石膏套色“保鲜”的内幕。自此，中国茶叶在英国市场上一落千丈，而由英国人盗走并在印度试制成功的茶叶则蒸蒸日上。不知是因为当时这类现象确实普遍，还是国人根本没有危机公关意识，反正对福钧当年的揭露鲜见澄清者和批驳者。
不过，陈慈玉在本书中也偶尔捎带了一些内地奸商的小伎俩，比如抓住茶叶销路紧俏的时机，有的在装箱时采取投机取巧的方法，“将品质好的茶种放在箱之最上层与底部，中间部分则放品质低的茶叶，而以好茶的价格出售”。以次充好，眼前获利，长久失信，最终付出的成本则是丢失英美这样的大片市场。
论品相，中国茶明显比印度和日本茶好，但今天印度占据了英国市场，日本占据了美国市场。就此，陈慈玉一针见血地指出，“支配全球茶叶贸易的外国商人”成功激起三个产茶国间“发生激烈的竞争”。从这一视角看去，中国茶叶虽然历史上一度风靡，但操盘手并非中国人，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这当是中国茶叶重现昔日荣光最值得深思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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