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燕》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017年《收获》文学排行榜上半年长篇小说榜名列第五）
毕业典礼上美军教官给中国学员发放武器。
美军教官在教中国学员使用通讯设施。
这一天是2015年8月15日。七十年前这一天，日本天皇宣布战败，在浙南山区深处的训练营地里，两个美国男人和一个中国男人是朋友，他们大醉相约，来日死后相聚。
七十年后，这三个相聚的灵魂，用追述的方式，用多声部的叙述，吐露每个人所掌握的那一部分真相，还原和补缀出发生在月湖（注：玉壶在小说中的化名）的全景历史。文学施展了魔法，一个年轻女子的形象从这三个人的讲述中翩然立起，成为小说的真正主角，也是小说最核心的意象：“劳燕”。
玉壶，美军，一段抗战秘史
吴越：唐诗里说“一片冰心在玉壶”，我们总用这个意象来比拟坚贞、清白与深情，没想到真有一个地方叫玉壶，不但就在你的家乡温州，而且它还有一段丰富的秘史。你在一种什么机缘下得知玉壶曾有一个中美特种技术军事合作训练营？
张翎：这些年我一直想写一些战争题材的作品。其实我并不是真的想正面书写战争，正如当年写《余震》时，我并不是真的想正面书写地震。战争和地震都是我的叙事背景，我真正想做的是揭示灾难中人性的裂变，还有在裂变过程中爆发出的异乎寻常的能量。在作战争题材调研的过程中，我偶然看到了几本抗战期间美国援华海军情报部门退役人员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里提到了一个地名，叫玉壶，是我的家乡温州乡下的一个村镇，先归属瑞安，后归属文成。这个地方十分闭塞，连我这样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温州人，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名之所以被记录在书里，是因为它是当年中美特种技术第八训练营的所在地。当我看到这个地名时，内心的确很震惊——我从没想到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村子里，七十多年前竟然有过美国军人的踪迹。当年那里宁静的乡村生活，因为美国军人的介入，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震撼和改变？我的心里因此充满了好奇心。我对玉壶的关注，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吴越：玉壶进入你的视野后，是否为你正在进行中的写作计划带来了变化？
张翎：如前面所述，我这几年一直想写一系列的战争题材小说，我的野心是完成一个战争三部曲。当然，从飘在天上的野心到落实到地面的行动，中间有可能得走过万水千山。我为抗战作过大量的调研，范围很广，因为我当时还在泛泛地寻找灵感的落脚点。原定计划的第一部作品是写抗战女兵的，为此我去过西安、延安，也采访过一群至今健在的女兵。她们中间有为理想而从大城市辗转投奔延安的知识女性，也有经过特殊训练的国军女特工。后来当我在调研中偶然发现玉壶这个地名之后，玉壶的灵感长了快腿，跑在了女兵题材之前，于是《劳燕》就成了我的战争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劳燕》中牵涉到的美国文化和中国乡村文化在战争环境中的突兀撞击，使我产生了巨大的创作好奇心，我陷入了欲罢不能的境地。后来我了解到温州有一支关爱抗战老兵义工队。在和瑞安分队的接触过程中，我了解到玉壶当年的训练营旧址还在，而且已经被作为省级文物单位保留下来。当年就近招收的训练营学员，如今依旧还有人健在。在义工队成员的带领下，先是在瑞安各地采访了三位当年训练营的老兵，如今都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然后我们一起去了一趟玉壶，做了一次实地考察。
吴越：去玉壶实地考察时，你最关切的问题是什么？
张翎：在行程之前我最想了解的是训练营当年的课程包括了什么内容？使用的是什么武器？美国教官是以什么方式和中国学员沟通的？中国学员眼中的美国人是什么样子的？美国教官在玉壶生活期间和玉壶的村民们产生过什么样的交集？中国学员的日常起居是如何安排的？伙食和衣装由谁来供给？和当地老百姓关系如何？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这群充满青春热血的年轻男人有没有机会遇到钟情的异性？等等。
小说的骨架需要无数细节来充盈，这些细节就是小说的血肉。在那次采访中，由于年代长久，也由于老人们的记忆开始模糊，我并没有得到我所期待的所有答案。但老人们随机的、有时甚至是跑题的回忆，却又给予了我一些事先并没有期待的答案，我的灵感由于这些惊讶又生出了新的枝杈。
吴越：看到老兵你是否想起了你的亲人？我看过一份资料，你的祖父在苍南县矾山地区做过共产党地下交通员。从地图上看，苍南县矾山镇和文成县玉壶镇相距也不远，只隔着一片山区。所以，浙南这片地理上似乎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实际上遍布着反抗与革命？
张翎：我书里描述的茶园正是我父辈老家矾山的茶园，我把它安放在了玉壶。其实浙南的许多地区在大革命的年代里都出过英勇献身的革命者，这些人不见得有多么清晰的社会理想和政治觉悟，但引领他们走向革命的是对贫穷和社会不公的简单义愤——贫穷和不公是一切革命最初始和最适宜的土壤。
美军教官教中国学员格斗课程。
美军教官教中国学员格斗课程。
那个“阿红”怎么样了？
一句问话让阿燕的雏形生出了根须
吴越：写作时，女主角姚归燕这个女孩子是怎样一点点落实到你的眼前？
张翎：阿燕的衣着打扮，说话姿势，脾气性格，其实是一个多合体。从最初一个对生活对知识对外边的世界充满了朦胧向往的清纯茶乡女子，到后来那个用卑微坚韧扛起人间所有的羞辱和灾难的成熟女人，她身上聚集了江南女子的各个侧面，她是我从小到大观察到的各类江南女子经过破碎糅合之后再重新组合过的一个“泥人”。
战争把人生浓缩成几个瞬间，战争把一个人从生到死通常要经历的几十年，强行挤进出门和永别之间的那个狭窄空间。当灾难把人逼到角落、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男人和女人的存活姿势是不同的。男人通常采用的是一种方的或直的姿势，像一根棍子，当生存空间很矮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折断或者碎裂。而女人不是这样的。也许是因为养育儿女的缘故，她们更具有韧性。她们可以以站、以蹲、以跪、甚至以匍匐的姿势，顺应环境。阿燕就是这样一个像泥土也像水，踩扁了也还可以生长万物，只要有一丝缝就能钻过去的人，她用这种姿势保全了性命也保全了心灵。阿燕在灾难面前显示出来的巨大弹性，使她成为一个包容万物的地母式的女人。企图拯救她的男人们其实都比她软弱，她最后成为他们的救赎。这种在低矮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卑贱地活着，却不动声色地保持了尊严的女人，是我一直以来想在小说里展现的人物。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多少也是“主题先行”，只不过我用细节严实地包裹遮掩住了那个并不那么抢人眼目的主题而已。
说回到那次跟随老兵们进入了训练营旧址的院子，他们开始回忆哪里是他们集体吃饭的地方、哪里是集合开会听长官训话的地方、哪里是他们打地铺睡觉的地方等等。一位老人突然问他的同伴：“那个常来这里的小姑娘阿红，不知现在怎么样了？”有样东西在我的心中搅动了一下——那是作家的好奇心。这个“阿红”是谁？是他们的洗衣女？干杂活的小帮手？买菜送货的邻居？她的到来曾经给这群由于承担秘密使命而几乎与世隔绝的年轻男人们带来过什么样的光亮和色彩？她如今还健在吗？她后来的命运如何？
就是这个身份不明叫阿红的女孩子，给了我巨大的灵感。阿燕的雏形，就是从这个名字里生出第一条根须的。我只是惊诧七十年堆积的厚实尘土，刨下去的第一个缺口竟然不是关于硝烟战场和死亡，而是关于一个年轻女子的。我想起了多年前一部电影的名字：“战争让女人走开。”其实，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让女人走开。灾难不能，病痛不能，战争也不能，因为女人是住在男人心里的。只要男人活着，男人还有心，女人是永远无法真正离开的。回家的路上，我感觉《劳燕》这本书的框架，已经渐渐形成。
劳燕既是主人公名字又寓意着战争中的分离
吴越：《劳燕》这个小说名字是一开始就有还是写作中冒出来的？
张翎：《劳燕》的书名是从一开始就定下的。这个名字有两层寓意，第一层是因为女主人公的名字叫阿燕，那是常见的江南女子的名字。第二层寓意是指分离，当然首先是指相爱的人的分离（劳燕分飞），比如战争先是隔开了阿燕和刘兆虎，后来又隔开了伊恩和阿燕。但战争造成的分离不仅仅是指有情人之间的，还指向更广层次上的分离——战争使人和人分离，人和故土家园分离，人和原有的社会关系分离。这种分离，是痛彻心扉，终身难以愈合的——这是我这部小说的原意。所以我就觉得“劳燕”是一个很合适的名字，里面有悲伤也有怜悯，你会想到战争不仅是一个既发的事件，它也是既发事件造成的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可能是贯穿一生的。
吴越：从缘起到写作，到杂志发表，新书面世，你的满足和遗憾是什么？
张翎：我最大的满足是挖掘了一个躺在我身边却沉睡了七十多年的题材。我庆幸我不是一个人在痴人说梦，《收获》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享了我的兴奋和激情。《劳燕》的书写过程大部分是畅快淋漓的，但也不是全无遗憾。我选择让刘兆虎死在了1963年，因为在那之后的历史有太多的事件发生，每一起事件都有可能领我走向歧途，我无法掌控哪一条路可以把我平安地带到目的地，所以我选择了回避。
吴越：我注意到你小说里刘兆虎说的两句话。一句是：“我打赢了训练营历史上轰动一时的那一架。假若训练营也配有历史的话。”一句是：“我成了惟一一个可以替我的家族史开口说话的证人。我的话就是历史。”由此感觉到，你对“历史”的想法和标准非常有意思。训练营只存在了三年不到的历史，以及一个普通中国人嘴里真假难分的家族史，这些都是非常容易被吹散、被忽视的历史，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下，这些微弱、纤细而短暂的历史本身还具有很不全面、很不稳定、很难求证的特点。你为什么对这些犹如幽冥野唱般的“微史”、“次史”、“类史”特别在意？
张翎：我不得不引出我曾经的职业。我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曾经在北美做过17年的听力康复师。最初，选择这个职业很简单，直接的目的是：我能够靠它来养我的写作。我跟这个职业的关系用一句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先结婚后恋爱，因为进入这个职业之后我才渐渐发现这份职业有其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它给我展示了以前不曾见过的窗口。
在我的病人中间，除了正常的老年性听力退化的病人之外，还有一群很特殊的人，他们是从战场上下来的退役老兵。在我还是很年轻的见习康复师的时候，我见过从一战战场下来的老兵，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渐渐老逝了，出现在我诊所里的退役老兵的年龄越来越小，我先后见过二战、韩战、越战、中东战场以及阿富汗维和部队下来的退役军人。
除了这批病人之外，还有一群从世界各个战乱地区来投奔北美的战争难民。这些人在战争中间失去了听力，他们的经历是我这样没有亲历过战争的人很难理解的。是他们给我开了如此大的一扇窗，让我对疼痛、创伤、救赎、治愈这些话题有了全新的思考。熟悉我作品的人就会知道，从《余震》到《金山》到《阵痛》一直到今天的《劳燕》，尽管它们的题材和写作方法各异，但从疼痛、创伤、救赎、重生这些角度来讲，它们有一些一脉相通的东西。
吴越：纵观你的写作对象，越来越“回去”，但又像是一种新的出发。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变化？
张翎：一个作家对他乡的书写，和一个人学习第二语言有共通之处：都可以通过学习变得熟悉乃至亲近。但第二语言始终是外语，第二语言是后天获得的，它永远达不到母语的自如和鲜活。他乡的故事其实是换了背景的故乡故事，虽然视野有了变化，人物也行走在不同的地域空间，但高踞于事件和人物之上的那个作家视角，却依旧带着抹不去的故土烙印。
回顾这几年里我的创作历程，很难说我到底是在渐渐回归，还是在越行越远。我在两片大陆之间不停地穿梭，感觉出发和抵达已经不再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旅途是一个圆周——我的故土题材里掺杂了他乡视野，所以我无法分辨我到底在离去还是在归来。（资料图片由受访人张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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