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杂志》是一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综合性刊物，它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904年3月11日，1948年底停刊，办刊历程前后45年，共计出刊44卷、819号，先后设置了70多种栏目，刊载20000多篇文章、1000多篇文学作品。
《东方杂志》前后经历可分为五个时期。1904—1910年是它的创办阶段，先后由徐珂、孟森主持。1911—1919年由杜亚泉主办，1920—1931年由钱智修主办，1932—1941年由王云五主办，1943—1948年由苏继庼主办。其中，1932—1941年这一时期，胡愈之、李圣五、郑允恭曾先后担任主编。
在《东方杂志》的诸位主编中，杜亚泉以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主编《东方杂志》时间最长，胡愈之的作品最多。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浙江上虞人，是中国20世纪初普及科学知识最有贡献者之一，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思想启蒙者。1904年秋应邀加盟商务印书馆，曾协助张元济奠定了编译所的发展基础，并负责理化书籍编译。1909年初兼任《东方杂志》主编，坚持以“调和论”积极参与中西文化关系论争，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钱智修（1883—1948），字经宇，笔名坚瓠，浙江嵊县人。1911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公学，后来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1920年初到1932年初担任主编，经过他的进一步改革，《东方杂志》继续介绍新思想新文艺，并更好地顺应时代潮流，更客观地对待各类学术思想。钱智修担任主编时间最长，注意培养任用年轻人，但目前对他的研究还颇不够。胡愈之（1896—1986），原名学愚，浙江上虞人。1914年10月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15年下半年开始任《东方杂志》编辑，翻译了大量国外资料，介绍世界政治发展、新科技与新文化，1932年10月到1933年3月担任《东方杂志》主编。
《东方杂志》的价值主要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时代变迁，成为记录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的一个资料库。20世纪上半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事件，主要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等。这一时期，中国面临外部世界动荡，内部军阀乱政，国势艰难的局势，但中国人也认识了西方文明的局限性，努力发展民族经济，并因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而多了一种救国方案的选择。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大力介绍西方各类社会思潮，包括介绍苏联的社会发展，积极响应新文化运动。1929年发生世界经济危机，在此前后中国取得形式上的国家统一，南京国民政府不断巩固政权，国家经济获得新的进步，也部分地收回了国家主权。二战中，中国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东方杂志》详细记载了这些重大事件，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留下了丰富的资料。
另一方面，《东方杂志》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为知识阶层提供了一个大型的公共平台，从而形成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大型思想库。《东方杂志》正处于中西方文化交流频繁、观念变革迅速、学术思想倍增的年代，也是中国思想界争论纷纷、思潮迭现、起伏剧烈而又发展快速的年代。《东方杂志》有关中西文化关系的探讨，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早期对西方工业文明的介绍，可以看成中国人自近代以来思想变化的集成，即学习西方器物文明的同时，以立宪改革主张谋求社会发展。二是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新思潮。新思潮展示了世界激烈的矛盾冲突，展现了现代社会的各类发展模式，并在引进国外社会文化的同时，努力形成“中国人自己有系统的叙述”。三是抗日战争时期，面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全方位地介绍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有关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述评，成为20世纪中国人关注世界发展理论的里程碑。同时《东方杂志》大量发表文学作品，输入现实主义文学新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可以说，中西文化交流是《东方杂志》最重要的理论底色。
《东方杂志》作为文化沟通的桥梁，是大众文化灵魂的坚定守望者，是精英文化的重要创造者，更是社会人才的热情培养者。当时不少文化名人在《东方杂志》发表过言论文章，有些还是他们一生的代表作，这些作者既有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学者，也有文坛作家，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有其他党派的作者和社会人士。经过笔者研究梳理，《东方杂志》文章作者包括梁启超、蔡元培、章士钊、吴稚晖、黄炎培、蒋梦麟、胡适、林纾、严复、贺麟、梁漱溟、冯友兰、张君劢、钱穆、顾颉刚、俞平伯、王国维、陈垣、陈独秀、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冰心、叶圣陶、胡愈之、朱自清、熊佛西、郑振铎、张慰慈、杨端六、周建人、竺可桢、罗家伦、钱基博、孙本文、费孝通等。在这些作者中，发表作品最多的是胡愈之，先后有近700篇，这些作品，使他从商务印书馆的一个普通练习生，最终锻炼成为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梁漱溟曾回忆说，他能够到北大担任哲学教授，是由于蔡元培看到了他在《东方杂志》上的相关文章。贺麟认为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是自己哲学研究的开端，他因此也与商务印书馆“成了好朋友”。巴金晚年在《随想录》中，回顾了在《东方杂志》发表作品的经历，并说：“《东方杂志》月出两册，办得很精彩，思想进步，受读者欢迎。”冰心这样深情地回忆：“我和商务印书馆，有一段很长的学习和文字的因缘……十二岁以后我到了北京，那时我母亲定阅的杂志，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也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从这些杂志的文苑栏内，初次接触了‘词’这个诗歌形式，并且喜爱了它。在我幼稚的心中，商务印书馆是一座屹立于上海的巍峨大厦，里面住着几位传授知识的大师，如张元济、高凤谦……”
《东方杂志》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讨论，提出了关于现代文化的十个问题。一、如何认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二、如何“保守”中国传统文化并在走向现代过程中形成中国“特色”？三、如何认识“现代社会病”——由工业文明导致的现代战争等问题？四、如何认识西方不同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五、如何进一步引进和学习现代社会学科知识，并以之认识、引导和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六、如何引导多元文化的健康发展？七、如何处理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发展的关系？八、精英文化如何促进民众的文化普及与提高——“促进社会自觉”？九、如何认识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个性与社会使命？其中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理念与人格现代化的方向。十、如何形成健康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应是社会真正尊重文化、文化界达成合理分工并能不断与社会发生互动的良性文化生成环境，等等。讨论留下了丰富的近代社会文化资料，后人自然可以加以深入研究，并且有益于现代社会的进步。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社会环境影响，《东方杂志》还有诸多不足之处，主要体现于创办和最后衰败这两个时期。在创办时期，《东方杂志》过于偏重资料汇集，其间曾出现过30多种栏目，但稳定性相对较差，仅有小说等少数栏目能够保持始终；同时相关文章多从教育救国等角度立论，热切呼吁清廷实行改革，而学术视野不够开阔，缺乏深层次思考。而在衰败阶段，主要作者呈不断星散之势，不仅文章的数量锐减、种类杂乱，而且没有优势突出的内容，相对集中的主题仅有文史、教育述评两类；同时长期没有设置栏目，更没有出现新栏目，杂志印刷质量一度也十分粗劣，办刊特色也因此逐步丧失。
当然总体而言，品读《东方杂志》，可以深深感受知识分子赓续民族文化的韧劲与宏愿，敬仰他们曾经付出的巨大努力甚至甘愿贡献生命的浩然正气。他们汇成的文化之河，曾经激荡过、澎湃过，现在正静静地流淌。后人应该学会欣赏，更有义务护持与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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