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尊之为“文物”者，在古代，多数曾经是日常生活用品，以其功能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自己的位置。若干重器和宝器，只不过是将这种属性加以强化和神化。从探讨文物固有的社会功能的观点出发，她们如同架设在时间隧道一端之大大小小的透镜，从中可以窥测到活的古史。倘使角度合宜，调焦得当，还能看见某些重大事件的细节、特殊技艺的妙谛，和不因岁月流逝而消褪的美的闪光。——孙机
今年8月，孙机先生有几种新书面世。三联书店推出了《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共五十篇专题文章，是一部自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华夏衣冠：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和《载驰载驱：中国古代车马文化》也即将上市，集中体现了他在古代舆服研究领域的成就。配合新书，孙机先生在京沪两地做了几场演讲，虽然涉及文物、考古、历史等相当专业的内容，知识密集，信息量大，但他讲得生动，风格轻松，一切都信手拈来，成竹在胸，偶尔几句玩笑也恰到好处。而且他总是在讲台上一站到底，怎么看都不像一位87岁的老人。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回潮，公众考古的兴起，各地博物馆的兴建，原本深僻的文物研究越出了狭小的专业圈子，对古人衣食住行感兴趣的年轻一辈大有人在，业余研究、动手复制的也为数不少。渐渐地，孙机先生的书热起来了。他早年的著作《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2011年再版之前，就连复印本也曾在网上炒到上百元。2014年他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面世，各大媒体评选年度好书，一致推荐。时代的变化，为原本寂寂于书斋和博物馆的孙机先生打开了聚光灯，但他对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似乎不感兴趣，他的步调没有变。
孙机先生1929年生于青岛。他19岁来到北京，当过坦克兵，新中国成立之初，他调职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文艺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上班。那时他结识了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沈从文先生，两人的办公室都在天安门北侧的故宫东西朝房，经常聊天，他对古代舆服（车马与服装）和文物最初的兴趣，与沈从文有关。1955年，孙机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从宿白先生，毕业后留在系里的资料室工作， 1979年调入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
孙机先生在博物馆的工作，有一件事为人所乐道。馆藏品里有一个不起眼的小瓷人，属五代时期，一直被当作一般文物。孙机先生精心研究，鉴定这个小瓷人为当世仅存的茶神陆羽，是当时卖茶人供奉的神像，生意好用茶祭拜，生意不好就开水浇头。于是小瓷人立刻身价百倍，赴国外展览的保险额大涨。如今文物研究似乎总是和“鉴宝”分不开，然而孙机先生的工作严守学术范畴。在8月举行的新书演讲中，他曾说：“我不是做文物鉴定的。现在有人做鉴定，拿个东西一看，第一句话‘这是真的’，第二句话‘值20万’，第三句话……没了。这和做学问不是一回事。我们研究文物是为了研究历史。”他语调轻松，像讲笑话一样，不带要批判什么的火药味。但是很明显，他把自己的研究，与逐利为目标的鉴宝热、收藏热划清了界限。
不仅如此，在《从历史中醒来》一书的编辑孙晓林看来，孙机先生的研究也与传统的“古器物学”有所不同。宋代以来人们就研究赏玩古董，“传统的古器物学重在古典趣味的追求，有一种把玩的气息，也发展出了金石学等精深的学问。孙机先生常从文字入手，他对甲骨、金文，对音韵、训诂等传统小学的熟练运用，从中都能看到他的研究与传统治学的关联。但他不限于此，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并非仅仅研究文物的名称、形制和工艺特点，而是将一器一物还原到历史中，特别是还原到古代社会生活里，探求文物身上所蕴含的历史和文化变迁，包括通过文物透视古人的精神世界。这就为读者搭建了通往古代的桥梁，文物真正‘从历史中醒来’，成为过往时空里的鲜活再现。其实，这也是孙机先生这一代学者超越前人之处，视野开阔，把古器物学带到了新的境界。”孙晓林说。的确，孙机先生曾表示，他一辈子做的事，就是通过文物去看文物背后的社会生活，“以考校之功而得名实各安，当然是成绩，但总要使考订之物事密切系连于历史的主线，以小见大，方为佳胜。”
孙机先生的研究，不仅专、深，而且很“杂”，仅以《从历史中醒来》为例，涉及动物、饮食、武备、科技、佛教艺术等等，从玉具剑的佩戴法到宋人奢侈的饮茶法，从汉朝带烟管的釭灯到辽人春季游猎捕天鹅专用的刺鹅锥……他固然有系统完整的专项研究，如古代舆服，而书中涉及的很多“杂项”，则与博物馆的工作实践有关，入藏品多而杂，看到一件东西就要解决相应的问题，容不得半点含糊，也不受年代或文物门类的限制。扬之水先生在《从历史中醒来》的跋语中写道：“如今‘大师’的称号已被叫滥了，其实最终教人折服的不会是称号，而是扎实的学养与卓越的见识。遇安师（孙机先生）不是‘大师’，他是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令人由衷信服与钦敬的智者。”
孙机先生一贯强调文物的“三重价值”，即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这在他的研究中有鲜明的体现。孙晓林说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十八般武艺”，将文物与文献（包括正史、笔记、档案、碑刻、诗文、小说、信札等等）进行严谨的比对，恰到好处，阐释透辟，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文章中体现的古文字、古文献功夫，理所当然，让人惊讶的是他对化学、物理、天文、数学等各类理科知识的运用，文物对他来说不仅是历史价值和艺术之美，也是科学的结晶。孙晓林说，这或许和孙机先生在北大读书工作期间大量阅读、博闻强记打下的基础有关，她也曾对此感到惊讶，孙机先生告诉她，在北大的好处是，“任什么书都有，任什么问题都有人解答。”
翻开《从历史中醒来》，或孙机先生的其他著作，总是能看到大量的线描图，人物、动物、器具、建筑……造型准确，线条优美，细密处纤毫毕现，严谨得一笔不苟。有的图是线描加浓密的点画，不仅文物的轮廓，连明暗也呈现出来了，是素描般的立体效果。这是孙机先生的一手绝活。你若对此感到惊叹，他多半会平静地表示，画图是考古专业出身的人必备的功夫。事实上画这些图是极精细极耗神的工作，孙晓林说，有时孙机先生从下午两点开始画，完成时东方既白，一幅图画两三个星期也并不稀奇。“他乐在其中。”
孙机先生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写过一篇简短的后记，提到他和一位“年轻同学”的闲聊。对方表示中国古代没什么了不得，“四大发明不就是放了个炮仗造了张纸吗”？他闻言“心底一震”。他觉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是我们辉煌历史的重要部分，“本应成为常识，本宜家喻户晓”。在最近的几次演讲中，孙机先生不只一次谈到古人发明的船舵和马镫对人类文明的重大影响。他难得发表“中华文明的骄傲”之类的议论，他只是通过细致的研究，告诉人们一件物品的来龙去脉，功用技艺，但是如果仔细体味，就能感受到他长存心中的一种信念，这或许也是他那一代经历过民族屈辱的人们共有的理想，是被传统文化的丰赡美妙所吸引的年轻一代新生的骄傲——中华文明古老而灿烂，曾长期领先于世界。了解我们的文明，发自内心地热爱她，对她抱有信心，势将推动新生活的创造。
本版文/本报记者 尚晓岚
以下为孙机先生最近所做的三次演讲中的部分内容，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治学思路，如何考订器物名称，如何通过文物进入往昔的社会生活，勾画历史变迁，并理解古人的精神世界。
金缕玉衣，一个错误的名称
古代很多大墓里出土过“玉衣”，人全身被玉片覆盖，用金丝把玉片编起来叫金缕玉衣，拿银线编的叫银缕玉衣。河北满城汉墓，也就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墓出土的金缕玉衣非常有名，发掘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考古队员给它起个名叫“玉衣”，就流传开了。事实上这是个错误的名字。
它并不是一件衣服，应该叫“玉匣”，“匣”也可以写成“柙”或者“椑”（均读作xia，二声）。古代有“椑棺”。贵族的棺材是有很多层的，西汉诸侯王墓多用三层棺。满城汉墓的发掘报告根据遗物推定有一棺一椁，那么连同“玉柙”就是三层，正符合诸侯王用三棺之制。玉柙就是最里面的亲身之棺。所谓“金缕玉衣”这个说法，属于久讹成真，老说错，改都改不过来。
那些陶俑其实不是“俑”
我们经常在博物馆里看到各式各样的陶俑，说唱俑、文官俑、武官俑、胡人俑，甚至天王俑……历代墓葬里出土了很多——其实一概称它们为“俑”是有问题的。
“俑”是什么？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使用的“用”字在先秦可以当“杀”讲。就是做一些陶人、泥人，用它代替活人来殉葬。所以“俑”原本是杀殉的替身。
春秋战国以后，直到明清，墓里出了很多陶俑。但是，比如说有些俑戴着玉佩，说明是有一定身份的人，这个用杀殉就没法解释了。所以它们并不是“俑”，那应该叫什么呢？《礼记·檀弓》里说：“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涂车就是拿泥做的车，刍灵就是拿草扎的动物，都是明器，也就是给死人用的陪葬品。我们现在很多所谓的“俑”，是泥做的明器，那时候管它叫“偶人”。现在约定俗成了，就算不改“俑”这个叫法，但我们得知道它和早期社会的杀殉不一样。
汉代以后出土过一些所谓“说唱俑”，很幽默，很自然，完全是一个说唱艺术家的形象，在黑暗的墓室里头，有一种艺术的光彩。它并非表示一个人被杀死到地下去当奴隶，它代表了汉代人的死后观念，就是让墓主人在地下还能够继续过他原来的富裕的、平静的地上生活。
常见的还有“文官俑”、“武官俑”，都是高官的形象。墓主人固然不是平民，但是比方说一个县令，他的墓里就可以出这样的俑，相当于小官的墓里边，把大官当成了俑，这个说不通，更谈不上什么杀殉。实际上它不是“俑”，它是墓葬神煞，是镇墓的神。墓主人希望借他们的力量，在阴间保得平安。
还有一些骑着骆驼的胡人俑，唐墓里比较常见，它们往往被解释成代表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可问题是，墓葬里的俑是为墓主人服务的，而有时候从墓志看墓主人生平，其实他从来没有出去做过买卖。这是怎么回事呢？早期的贵族死后，有专人给他制作俑，到唐朝就有了专门做陶俑的作坊，直接买现成的，放在墓里边就完了，当然朝廷有制度，不能太超出规格。俑是商品，所以做得越漂亮越豪华越好。送葬的时候，俑是要跟着送葬队伍一块往墓地走的，很吸引眼球，工匠就照着最漂亮的做，怎么好看怎么来，好多卖钱。
穿裤子，一次大变革
甲骨文里的“人”字，象形的不仅是一个自然人，而且是一个社会人。就是说他讲礼仪，会跪坐，才成为一个人，不会跪坐在当时就不是人。早期中国人的衣服，是上衣下裳，没有裤子，我们现在穿内裤，古人缠着一个布，叫做“裈”。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当时没有桌椅，坐在席子上，如果两条腿像簸箕一样伸开，里面不完善的内衣就不能把身体全部掩盖住，所以华夏民族要在席子上跪坐，这样内裤虽然不完善，但是能很好地遮盖身体，保持礼貌。当时，跪下以后坐在脚后跟上，这叫“坐”；如果臀部抬起来，叫“跪”；如果挺直上身成一个直角，这叫“跽”，又叫长跪。当时很多礼貌都是在跪坐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服装是和社会生活相互配合的。古人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祭祀和战争是国家大事。先秦时期的主要作战方式是车战，中国和西方都有战车，但是只有中国有车战。当时认为车战是最隆重、最庄严、最正规的作战方式，用战车的数量衡量国家强弱，骑兵和步兵都是次要的兵种。战车上的人员属于“士”，是当时的贵族，平民跟在战车后面当徒兵，他们在服装上不需要更改原来上衣下裳的结构，内衣不完整，所以衣服也不开襟。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改革的要求。战国时代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是骑上马，穿了裤子。裤子是当时的游牧民族发明的。穿了裤子以后就很不一样了，就产生了“深衣”，就是把原来的上衣和下裳连起来。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装大变革，就是从上衣下裳变成了穿裤子 和深衣。这样就发展出了骑兵，到战国的时候骑兵越来越重要。战车虽然汉代依然有，但是在战争里的作用越来越小，后来的战车主要是宿营的时候围做一圈，起一个保卫作用，要不然就是运输作用。
汉代人死后不会“上天堂”、“下地狱”
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古代中国人看待死后的世界，跟西方、跟印度的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比方说，汉代没有灵魂“上天堂”、“下地狱”的观念。
中国的原始道教，追求的是成仙，成仙就是长生不老，“老而不死”。秦始皇、汉武帝都追求长生。中国的仙人也可怜，他没有一个根据地，没有一个“天堂”可以在那儿待着，他就在天上溜达，四处漫游。
佛教看待死后世界，讲的是轮回。那些身处热带的印度思想家，思维特别，中国人真是望尘莫及，天是三十三重天，地狱是十八层地狱，中国人想象不到。所以佛教传入以后，中国震撼了，好家伙，人家的天地这么厉害，咱们住平房，人家是大厦。
那么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古人怎么看待地下世界？以汉代为例，那时认为，人死之后，都魂归泰山。在地下也有一套管理组织。人的灵魂到了泰山以后住在那儿，然后怎么样呢？没下文了。当时中国人没再往下想象。现在研究汉画像石有一种流行说法，有学者认为一些图像表现的是墓主人带着一队人马升天或下地狱，这是不对的，汉代人没有这样的想法。
（根据孙机先生在京沪的三次演讲速记稿整理，未经主讲人审定。本版插图为孙机先生所绘线描图，选自《从历史中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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