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许宏著作《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和《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

继《何以中国》之后，考古学家许宏最近出版了《大都无城》。这两部作品勾画了中国早期文明图景，融学术于通俗中，严谨中不失亲切。如果说《何以中国》试图讲述二里头这个最早“中国”的由来，那么，《大都无城》则更加细致、更加系统地讨论了早期都邑的发展轨迹。

扑朔迷离辨析“城”

中国最早的“营国”规划大抵见于《诗经》。《绵》有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这首诗描述了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率众在岐山脚下筑城的过程。考察方位、探测风水、答谢神灵、平地修城，皆有记载。其中有“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之句，似为城门名称。《周礼》也有很多记载。比如：“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以为民极。”《周礼·考工记》最为详细：“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这些文字传递一种印象，即都城有城墙，出入经城门。

许宏从文献的视角得出的却是“大邑无城墉”的结论。他剖析甲骨文形态的“邑”，其字形并不表现为城垣的包围封闭结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邑”所从之“口”为封域，但它所处位置乃在都邑外围，这在《周礼·夏官》中有一段记载：“凡国都之竟有沟树之固，……若有山川，则因之。”也就是说，当时筑城讲究借地势之便，正如同西周兴于岐山，以山川之险形成屏障，只需在都邑外围挖壕沟或设篱笆荆棘等便可御敌。《左传》中楚大夫沈尹戌关于“天子守四夷”的讲法也是一个类似例证。

在中国，说到“城”，一般是指城墙和都市本身，二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城”通常被认为是四边形或矩形。从这样的外形派生出的是城里棋盘状及井字形的街道，因此，居民区（坊、胡同）很自然地也呈四边形或矩形分布。这种四边形的城墙和四周的壕沟、城门、城楼、街道、各个坊的布局、主要建筑物和宗教设施等都体现出中国式都市的特点。很显然，这一普遍公认的说法突出了“城墙”的重要性。刘庆柱在《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史述论》中就强调：“城墙是构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没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许宏凭借自己多年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以及担任二里头队队长的工作所得，认为“无邑不城”的特征并非贯串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始末。

首先要辨明许宏所指称的“城”的含义。《现代汉语词典》列出三种：一是“城墙”，二是“城墙以内的地方”，三是社会学意义的“城市”（跟“乡村”对立）。由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遗址，因此与考古学关系最紧密的是第二种含义，而本书所说的“大都无城”取的是第一种含义，即没有城墙。或者，换种说法，指“大都无郭”。郭，《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在城的外围加筑的一道城墙”。中国早期城市有没有城墙呢？许宏说，从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到汉代的两千余年间，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城是没有大城的，甚至可以说这一千多年是不设防的时代。这是真的吗？

寻根溯源说“无城”

这里涉及到考古学中文献审理与其采用方法。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文明以其代代相承，一直保有自己悠久的传统未曾中绝的特点著称于世。不过，传统文献尤其是先秦文献屡有夸诞、失真、伪作或者虚构杜撰等成分，后人理解也常因文化流变而出现偏谬，所有这些文字记录都只能部分地、或多或少地保有和反映出历史真实。如何鉴别这些传统文献，如何使文献与考古资料有机地结合，从而揭示中国早期文明更真实的面貌？这对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史识见地也是一种考验。古代文献隐露湮埋模糊的线索，考古遗址和实物的还原引人深思。许宏的《何以中国》就抱着谨慎的态度看待“二里头文化”，很多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许宏却发出“难哉，一刀断商夏”的慨叹。他认为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有着共存相继的关系，姓“夏”还是姓“商”，需要考古更有力的物证。

考古学家其实早就注意到“大都无城”的现象。俞伟超、徐苹芳、杨宽等学者都勾画过早期都城发展的轮廓，特别是先秦到汉代都城制度的演变。不过以上诸人皆针对个别现象进行分析，许宏概括总结了这些专家的意见，其中第四点清楚点明了“无城”之缘由：“处于都城发展史早期阶段的防御性城郭的实用性，导致城郭的有无取决于政治、军事、地理等诸多因素，‘大都无城’的聚落形态应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而后起的、带有贯穿全城的大中轴线的礼仪性城郭，因同时具有权力层级的象征意义，才开启了汉代以后城、郭兼备的都城发展的新纪元。”许宏算得上“无城说”的集大成者。

许宏以倒叙的形式，从处于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关键期，而学术观点又分歧严重、论辩激烈的秦汉都城入手，逐渐向前追溯至二里头时代，剖析自己对中国早期城郭形态的认识。每个时代的都城和重要文化遗址，伴随着一张张剖面图的直观展现，以及许宏深入浅出的分析，我们的思维城墙也逐渐拆移。如何解释考古遗址不见外郭城垣的现状？或许可以归因于考古中的偶然因素，例如遗址发掘尚不够全面深入；城墙也许可能由于冲蚀与战乱而被毁弃。但换种思路，更合理的解释是——本来就无城。

二里头是“大都无城”的肇始。这一阶段的少量城址一般出现于军事前沿地区，如荥阳大师姑城址等。新砦聚落这样较大型的遗址，则基本摒弃了龙山时代普遍筑城的传统，代之以环壕作为主流防御体系。殷墟遗址群的洹北“城墙”令人疑窦丛生，细缕分析的结果，排除了这一遗址属于已开始夯筑的城墙基槽的可能性，应该仍然将其看做壕沟。春秋则是“大都无城”的孑遗。田建文把晋都新城的布局概括为：无郭城。“品”字形宫城是晋公直接控制区，北、西、南有汾、浍河流经，唯有东面所筑“卿城”可起到一些郭的作用。秦都咸阳同样不见城郭，因其地域辽阔、气象开放，周边的离宫别馆构成了整个都城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得咸阳一直处于范围不断扩大的建设之中。在这段近千年的时间里，只有商代二里岗时期和战国是城郭并立的特殊时期。因期间军事局势高度紧张之需要。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里深入论述了夏商周三代都制，如果将之与“无城说”相互印证，算得上是一个侧面的理论支撑。夏商周三代的都城屡有迁徙，这是古史上的定论。如殷商都城有“前八后五”的说法，13个都城位居何处虽无定论，但迁徙是有规律的，张光直认为主要目的是追逐华北青铜资源，即铜矿与锡矿的分布。夏商周各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也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俗都”。如此试想，都城原本迁移不定，城郭又有何大用呢？简化为壕沟或者篱笆荆棘便极有可能。因此许宏的设想亦有理论根由。张光直还说：“在人类社会史的研究上，城市的初现是当做一项重要的里程碑来看待的。”张先生更进一步说：“中国的最早的城市的特征，乃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与象征。”青铜器作为至尊礼器，对青铜器的争夺是这三代政治斗争的一个中心命题，因此中国早期城市实质为获取政治权力的工具。这个看法同样一直隐含在许宏的考古研究之中。

从《何以中国》到《大都无城》

《史记》有言：“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逐鹿何以在中原？许宏在《何以中国》中借引美国冲突论代表人物卡内罗的限制学说，用资源集中与社会限制这两种因素来解释中原国家的兴起，显然这与前文所述的张光直的见解也是款曲暗通。怎样解读早期中国，特别是城市文明的起源？许宏在《何以中国》中所提及的“城邑分布有玄机”，此玄机即内涵，城市生活和它的实际，是被政治经济文化所产生的动力与过程所决定的。

在今日中国境内，“中原”并非先朝文明迈步之区，凭借考古证据关于中国文明的探源，孙隆基在《新世界史》中曾形象地称仰韶乃中国新石器盛期的“中央时区”，龙山乃中国新石器晚期的“中央时区”，代表“中原”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地盘被夸大，其他遗址常常被归入其中、沦为卫星，而“夷夏东西说”死灰复燃，将中国古史舞台固定在中国华北，隐隐包涵华夷对立，更是累积这类成见的一隅之见。

就中国文明之起源，许多学者都有着独特的见解。苏秉琦《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中指出古代文化区系、条、块的观念，建议今日中国疆域之内，至少有六个地区文化。无论从考古学发现，或是从传统的民族系统，或是从中国各地的自然生态差异，苏秉琦此论在学界得到了广泛认可。我们可以由这六个地区的假设回溯，六区之内仍有不少个别具有特色的小区；往后看，黄河流域的文化终于融合为中原文化，而战国以后，南北文化的差异逐渐泯灭，为秦汉一统奠定基础。

梁启超先生曾指出，中原的中国经过秦汉一统，成为中国的中国；中国的中国经由与印度、日本等接触，成为亚洲的中国；近世以来，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与欧美竞争，而成为世界的中国。学者葛兆光在《宅兹中国》中指出：“从历史角度说，‘中国’在空间上是一个边界移动的‘中国’，从文化认同上说，‘中国’是一个边缘虽然有些模糊，但核心区域相当清晰和稳定的文化共同体。”笔者认为，“中国”或“中原”词义的本身也是发展变化的。关于中国文明之起源的争论，没有哪一种可以作为解释的定论。而在分析与考察中，每一个阶段的检验假如都能够借助各种考古事实，审查各种史料素材，方始有资格一点一滴地重建其中细节。

许宏在《何以中国》里说，方正的城圈追求中规中矩的布局，具有了表达宇宙观和显现政治秩序的意味。《大都无城》更加明确了城市规划与政治理念的关系。许宏说：“王都采用无城之邑的形制，其实正有使教命流布畅达的象征意义。”从“无城”到“有城”，尤其是秦汉之际都市发展的剧变，正是为了让皇帝的统治“受命于天”，井井有条的中国城市特征就从此一再被强调并被淋漓尽致地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