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父亲——
杨绛回忆，在父亲心里，男女并重，女儿和男儿一般培养，婚姻自主，职业自主。
抗战期间，听说女儿在上海辛苦地操持家务时，杨父老圃先生不免有些不平地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
杨父从不训示子女该如何做，杨绛说，她是通过他的行动，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也是受他影响，由淘气转向好学的。
与公婆——
杨绛是在开明家庭和教育中长大的“新女性”，和钱锺书结婚后，却要从旧俗，行旧礼，而她自己却一点没有“下嫁”的感觉，认为叩拜只是礼节而已，如果计较这些，还不如不要结婚了。
其实，照钱锺书父亲的本愿，是想替孩子气的儿子娶一房严肃的媳妇，经常管制。可是，杨绛却保住了钱锺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
所以，杨绛曾称，自己这种“洋盘媳妇”，在钱家是不合适的。
但在日寇侵华，钱家整个大家庭挤居上海时，这个“洋盘媳妇”却赢得公公称赞“安贫乐道”；公公还问婆婆，他身后她愿跟谁同住，答：“季康”（杨绛本名杨季康）。
在钱母眼里，这个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与丈夫——
杨绛婚后，随考取奖学金的钱锺书，远赴英法。
两人在轮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bon”的读音，谁也不服谁，彼此说了很多伤感情的话。吵完后，两人都觉得很无聊，最后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
留学期间，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甚至还帮钱锺书复习过关。在牛津，他们的女儿钱瑗出生了。她俨然是个最天才的主妇，有条不紊地料理整个家庭。
一家子回国后，正逢抗战时期，在上海生活艰难，杨绛也并不感觉委屈。为了让钱锺书致力写作，她劝他减少教课钟点，为了节省家庭开销，她辞掉女佣甘做“灶下婢”。
1994年，钱锺书住进医院，不久，女儿钱瑗也病重住院，后来被查出肺癌。身为妻子、母亲的杨绛，来回奔波照料。“三人分居三处，我每晚和钱瑗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只能匆匆一面。”杨绛说。
1998年，钱锺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钱锺书这才溘然长逝。
与女儿——
杨绛与钱锺书的女儿钱瑗，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治学严谨开创了英语“文体学”。
杨绛曾回忆，自己对女儿钱瑗，从不训示。幼时的钱瑗见父母嗜读，也猴儿学人，照模照样拿本书来读，居然渐渐入道。
钱瑗学外文，碰到很难的单词，翻了三部词典也没查到，跑来问父母，他们也不告诉她，让她自己继续查，查到第五部辞典果然找着。
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因患脊椎癌去世。一年后，钱锺书去世。
杨绛在丧夫丧女之痛缓过来之后，以92岁高龄重新开始创作。首先，她要完成女儿的心愿，钱瑗生前一直想写一部反映他们一家生活的书，并且已经拟好了目录。
2003年，杨绛的《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杨绛说：“我们仨失散了，留下我独自打扫现场，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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