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大家宿白：从白沙宋墓到莫高窟

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正在进行“寻真——北京大学考古教学与科研成果展”。在涵盖新旧石器时代、商周、汉唐、宋元明考古等领域共370余件文物中，有一件白沙宋墓墓砖，为1951年出土后首次公开展示。展览以此珍贵文物，来纪念它的重要发掘者、2018年2月去世的考古大家宿白。

宿白，2012年摄于蓝旗营

充满偶然性的白沙宋墓

由于存放在故宫博物院库房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白沙墓砖和壁画都需要进行长时间的修复，因此北大赛克勒博物馆决定此次不打开放置墓砖的木箱，只将木箱原状展出。“这是一件看似普通但饱含很多内容的展品。我们用这件展品，向2月去世的宿白先生致敬；用整个展览，向中国考古致敬。”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说。

在中国考古史上，白沙宋墓是宋元考古中最重要的雕砖壁画墓，其发掘过程也是宿白的考古生涯“第一铲”，这其中充满了偶然性。

1950年冬，由于淮河连年泛滥，国家决定在其支流颍水上游修建白沙水库。工程开始之前，库区内展开各类遗址的抢救性发掘。1951年11月，修筑水库的工人发现了三座宋代墓葬，之后，宿白主持考古人员开始专业发掘，当时他是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室的老师。

放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史来考量，当时那支考古发掘队都属全明星级别。队长是曾在1929年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史前考古学家裴文中，其他发掘队员都来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央文化部文物管理局，这两个机构后来分别发展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国家文物局。临摹墓室壁画的是后来的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叶浅予和以革命历史油画《开国大典》成名的画家董希文。古建筑学家莫宗江则负责绘制墓室结构透视图。

作为北宋晚期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的考古发掘，白沙宋墓不论在墓葬的规模形制上，还是仿木建筑细部和彩画制作上，以及雕砖壁画的题材和内容上，都是空前的发现。之后半个多世纪，新发现的北宋晚期墓葬再也没有可以超越它的。

如果说田野发掘是考古学的基础，那么发掘报告则是将基础材料与研究相连接的桥梁，而白沙宋墓发掘后，发掘报告的撰写由宿白一人承担。

1957年，刚刚成立的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宿白编写的《白沙宋墓》。当时，历史考古学草创，研究方法与报告编写无例可循，考古学家在撰写发掘报告时大都限于对墓葬形制、出土遗物进行记录，很少深入讨论相关的重要历史现象、历史问题。而宿白不仅在正文详细介绍了三座宋墓的墓室结构、墓中遗物及墓室装饰，更在其注释中，利用大量已发现的宋辽金时代考古资料、历史文献和传世绘画，把白沙宋墓定位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到唐宋之际的社会大转变的背景之中：公元10世纪中叶，以北宋汴梁为中心的中原北方地区，社会阶级关系出现了变化，汉唐以来的士家大族趋向衰落，新兴的地主阶级由科举途径参与了各级政权，工商业进一步发展，促使城市中市民阶层的兴起，汉唐以来的城市布局起了本质的变化，从封闭式的里坊制转变为开放式的街巷制，人们的起居生活习俗也发生巨变。

宿白做出判断，白沙宋墓的墓主赵大翁是没有官品的兼营商业的地主，他所营建的新型墓室在墓葬制度上超过了品官的规模，并以奢华来炫耀他的财富，这都是前所未有的社会新动向。

最终，《白沙宋墓》具有宏大历史视野的注释在字数上其实远远超过了正文，宿白因此开创了将考古叙述和文献考证内容分开的考古报告撰写新体例。

《白沙宋墓》

宿白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10

文物学家孙机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曾长期在宿白指导下用考古学方法研究汉唐时期的中国文物。他这样评价《白沙宋墓》：“我国考古学起步时着重的是史前研究，许多学者都是用人类学的观点来看待考古学，他们认为历史时期的研究工作是历史学家的事，这样就把考古学和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拉开了一段距离。而如何将我国历史时期讲清楚，就需要仰仗历史考古学。《白沙宋墓》后，考古报告就不单单是记录遗迹遗物的流水账，而是把那个时代给再现了。……经过宿白的考证，若干过去很少见的器物，就好比是一个生人，一下子将姓名、年龄、籍贯、经历都给弄清楚了，生人就变成熟人了。”

杭侃则从学术史角度来看《白沙宋墓》的意义。他说，从上世纪20年代初的“古史辨”派开始，考古的重点是救亡图存，大家更关心中国的上古是什么样的。就像当时殷墟的发掘，人们从上往下挖，肯定会发掘到晚段的遗址，但那时人们觉得早段考古更重要。中国考古学界当时私下流传着一句话——“古不考三代以下”。一些学者认为，新、旧石器时代与夏、商、周三代才是考古学的“正宗”，将秦汉以后推给历史学家。但宿白没有让自己的研究为此所限，他将历史与考古结合，最终开创了历史时期考古学。

云冈石窟的一次激辩

“如今人们常说宿白在历史时期考古学、中国佛教考古、石窟考古学、古代建筑考古等不同方面都有建树，但实际上，在宿白那里，这些方面是相通的，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特别兴盛，因此研究佛教考古是为了更深入地研究魏晋南北朝考古。而现在我们考古学的学科分得越来越细，反而逐渐产生了一套与历史学完全不同的术语。历史学的人看不懂考古学，让历史与考古似乎变成了两个学科。但这些在宿白那里都不是问题，对他来说，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键都是要研究历史，研究人。”杭侃说。

宿白对历史与考古的融会，其实早在发掘白沙宋墓之前就已经展露。

1940年，18岁的宿白从老家沈阳考入北大历史系，之后他攻读研究生、肄业留校，都没有离开过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考古学研究室。40年代的北大，大师云集，宿白经常旁听外系课程，比如，历史系冯承钧的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中文系孙作云的中国古代神话，容庚的卜辞研究与金石学，还有哲学系汤用彤的佛教史、魏晋玄学。他后来曾回忆说：“这些外系的专业课，对我后来的考古研究和调查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多元的知识结构，为他后来在古代建筑与城市、佛教考古、墓葬群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1952年，北大在历史系创办了全国高校首个考古专业。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苏秉琦被调来兼任考古教研室主任，30岁的宿白任副主任。在白沙宋墓发掘之后，宿白的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重建云冈石窟的年代体系。

宿白在他本科到研究生时期，曾兼任北大图书馆的编目工作。1947年，还是学生的宿白在整理善本时，发现了极珍罕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历史上，该碑原石早已毁灭，连拓本都不复存在。元朝末年熊自得在撰写《析津志》时题写过这方碑文，但《析津志》并未刊印，到明初编《永乐大典》时曾抄录《析津志》文字。《永乐大典》相关部分毁于八国联军入侵，但清光绪年间缪荃孙的《永乐大典》抄本有幸保存了下来，后入藏北大图书馆，最终被宿白发现。通过这一失再失的文本，宿白撰写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重建云冈石窟的年代体系和后期的营建历史。

1950年以后，宿白开始了他在云冈石窟的考察工作。他把云冈石窟进行了分期，并将其与北魏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相结合，提出了“云冈模式”理论。他认为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所以，东自辽宁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西端、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

宿白当时的这些结论，与研究云冈石窟的一批日本学者相左，由此展开了多年激辩。

早年中国考古学研究大部分从外国人开始，云冈石窟也不例外。最早是日本人伊东忠太，1902年调查过云冈石窟。抗日战争期间，大同沦陷之后，日本京都大学曾在云冈石窟展开调查、测绘长达6年之久，并于50年代陆续出版了调查报告16卷32册，自认是研究云冈的最高水平。当年参与京都大学云冈调查的长广敏雄教授，在看到宿白出版的论述后，于1980年发表文章进行反驳，否认宿白考察材料的真实性，以及他使用文献的方法。宿白连续发文阐释，最终长广敏雄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

从云冈石窟开始，宿白先后带领学生去过敦煌莫高窟、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响堂山石窟、龙门石窟、南京栖霞寺石窟等地进行调查和研究，由此中国石窟寺考古学体系逐步建立。

“敦煌七讲”和石窟寺考古体系

1983年，考古专业从北大历史系分离，正式成为独立的考古系。宿白作为首任考古系系主任，多年教学、培养出考古界大批知名学者。

曾主持过北京元大都、金中都，杭州南宋临安城和扬州唐宋城等考古勘察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徐苹芳，便是宿白的学生，虽然两人年龄相差不大，但徐苹芳一生都对宿白执弟子礼。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两大教授严文明和李伯谦，还有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创办者、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也是宿白门下弟子。学者马世长则在宿白指引下，开始佛教考古研究。“你们可能想象不到我们对先生的那种尊敬。”杭侃对本刊回忆道，“马世长晚年每次去宿白家，他离开的时候都是倒着退出来的，退到门口了，说一声宿先生你留步吧，然后再开门离开。马世长在去世之前都是这样，我们很多弟子也都这样。”

守望敦煌半个世纪，被称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也是宿白的学生。1962年，樊锦诗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学年，按照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惯例，学生们可选择洛阳、山西和敦煌等几个文化遗产地参加毕业实习，不少同学都想选敦煌，在他们的心目中，那里是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的典型。

《图说敦煌二五四窟》

陈海涛 陈琦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1

与此同时，为配合1962至1966年在敦煌的大规模加固工程，需要进行考古遗迹的发掘清理，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没有专业考古人员，时任所长的常书鸿便向正在敦煌的宿白求援，希望他能将四名在此实习的学生，毕业后分配留在这里。宿白当时挑选的学生包括：樊锦诗、马世长、段鹏琦和谢德根。后来，只有樊锦诗一人留在了敦煌。

“原来的敦煌研究院是搞临摹的，没有人搞研究。有人还质疑过，你们叫研究院，研究了什么？后来宿白系统讲授了‘敦煌七讲’，成为研究院发展的转折点，大家才开始明白怎么搞石窟寺研究，我自己也是一生受益。”樊锦诗后来回忆，正是1962年在‘敦煌七讲’的演讲中，宿白首次提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

他讲了石窟寺考古学的内容和方法，还讲授了敦煌2000年的历史，以及石窟寺研究必须准备的“艺术史知识”“佛教著述和敦煌遗书的知识”“石窟寺研究成果的知识”等，这对樊锦诗日后从事敦煌石窟考古产生了重要影响。宿白还在“敦煌七讲”中提出要求，建议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写多卷本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

其实当年将樊锦诗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宿白就是希望她能完成莫高窟考古报告。尽管困难重重，但樊锦诗知道，这项工作迟早都要做。在莫高窟考古报告的编写过程中，樊锦诗不时地向远在北大的宿白请教。樊锦诗回忆，无论她怎么做，宿白都没有认可，尤其对她采用的测绘方式不满意。

莫高窟洞窟建筑结构极不规整，窟内空间不方正，且多尊塑像又不在同一方位，因此如果考古队采用传统的小平板手工测绘，图形和数据都不准确。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试验，最终樊锦诗改用三维激光扫描仪进行测绘，终于得到了老师的认可。直到2011年，《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才最终出版，此时宿白已经年近90，樊锦诗受命留守莫高窟已将近半个世纪。

（感谢杭侃为本文提供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