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源》：通往中国古代文化彼岸的津梁

《辞源》第三版，2015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季羡林先生谈过他早年曾经从《辞源》得到过的好处：“（1934年）我这个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一变而为国文教员，就是靠一部《辞源》和过去读的那一些旧书，堂而皇之当起国文教员来。”

一个世纪之前，一群学贯中西、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秉持“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的理念，借鉴西方现代辞书学的方法，编纂了我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辞书——《辞源》，并由我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辞书，融冶古今中外各种门类的知识于一炉，大大迎合了当时民众求知救世的渴望；既经问世，风靡一时，数十年来畅销不衰。进入新中国以来，仍然经受极大重视，50年代由政府部门决定重新修订，并与步随其后产生的姊妹辞书《辞海》有所分工，定位为阅读古代汉语的工具书。

80年代初期，《辞源》修订版（习称2版）出版，又经30年，则又有新的修订版（称为3版）问世。

重新定位后的《辞源》，面对的主要是具有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由于成为一部阅读古代汉语即古书的工具书，而古书中的疑难词语所在多有，与之相关的古代文化知识触目皆是，在词典中，前者作为语词条目，后者则为百科条目，《辞源》修订版收词采取的方针是“语词为主，兼收百科”。

对于无论语词或是百科条目，《辞源》都一直十分重视中国古代文化知识内涵的揭示与讲解。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门类繁多，博大精深。例如在古代诗文中，时常会遇到“典故”的运用。所谓典故，就是前人诗文中的故事或具有来历出处的词句。一个典故，往往有不止一个的表现形式，如关于先秦孟子母亲的故事，就有“择邻、三迁、断机、断织”等词语，关于东汉蔡邕故事的典故有“柯亭笛、柯亭竹、焦尾、焦尾琴、焦桐、爨下、倒屣”等，关于西晋美男子潘岳故事的典故词语更多，有“潘郎、潘舆、潘鬓、掷果、投果、花县、拜尘、望尘而拜、陆海潘江”等。这些词语就都是“典故”（不少也是“成语”），如果不明其来历和意义，就有可能成为我们阅读古代诗文的“拦路虎”。而《辞源》则对这些典故词语一一收录，在释文中指出它们的来源和意义。再如古代对于“死”的说法，常见的就有“逝、卒、殁、薨、崩、大行、仙逝、仙游、升遐、升天、去世、西归、涅槃、宫车晏驾”等，这些词语都具有特定的文化意味，在古代诗文中时常见到，在《辞源》中也都能找到对它们的解释。

至于阅读古书时经常遇到涉及专门学科知识的百科条目，《辞源》不但立足于古代文献广为收录，准确释义，努力做到尽量说清其始末原由、发展演变以及各种不同的说法，同时不少相关条目自成系统。例如“科举”是中国千百年来特有的选拔人才的形式，本身也形成了一类专门的文化，在古代文献中极为常见。《辞源》也广为收录有关科举的专门词语，人们最耳熟能详的“状元”“榜眼”“探花”“会元”秀才、茂才”“举人、举子”“进士”等不必说，仅“科”字头下就收有“科目、科甲、科名、科第、科场、科试”等条目，“贡”字头下收有“贡士、贡生、贡院、贡举、贡闱、《贡举考略》”等条目，“程”字头下收有“程文、程试、程墨”等条目，相关还有：“入泮、入庠、小试、中式、文场、甲科、乙科、丙科、童子科、生员、童生、监生、廕生、正科、乡试、会试、院试、恩科、明经、博学鸿辞、及第、副榜、岁试、岁考、制举、乡贡、五贡、恩贡、拔贡、岁贡、副贡、优贡、棘院、棘围、棘闱、考官、号房、号军、座主、座师、房师、朱卷、硃卷、墨卷、磨勘、鹿鸣宴……”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想了解和知晓中国科举制度的方方面面，诸如科目、级别、程序、方式等等，《辞源》收录的这些词语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向导。而作为主要传授现代百科知识的《辞海》，对于古代科举，则主要收有“科举制度”这个条目，概括介绍有关科举的基本知识，不少《辞源》收录的上述条目则付阙如，这也是《辞源》与《辞海》分工后的区别之一。

《辞源》也收录许多人名、地名，这固然有别于一般只是收录语文词语的词典，但在这方面它与普通的有关人名、地名的专门词典也不同，就是除了收录历史上实有的人名、地名之外，还收有不少只是见于古代诗文中的传说中或是由历代文人在其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和地理的名称，例如“王子乔、曹国舅、杜兰香”是古代传说中的仙人或仙女名，“三首”是神话中的国名，“阳台”是传说中的楼台名，“讙头”是《山海经》中的地名，这些，普通的人名、地名词典一般是不收的，但是对于阅读古代文献包括古代文学作品则很有查考价值，所以《辞源》都收了。另一方面，即使是同样的人名、地名，《辞源》的释义与其他专门词典也有所不同。例如“长城”，在叙述其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建筑沿革之外，还特别建立一个义项：“喻重要，坚固”；“仙台”，一般词典都说是日本的一个地名，即鲁迅早年学医之处，而《辞源》则指古时的尚书台。

对于有关动物、植物名称的条目，《辞源》的释义与一般百科词典也有所不同，例如“野马”，《辞源》有三个义项：“产于北方的一种良马”“田野间蒸腾浮游的水气”“貉的俗名”；又如“丹桂”，一般词典只是说“植物名”，或者加上“木犀的一种”，但是《辞源》还有其他两个义项：“比喻科举及第者”和“月的代称”，可见《辞源》十分重视语文义的挖掘和古代文化知识的介绍。

修订本《辞源》的百科条目还有一个重要特色，或者说是一种“体例”，就是释义之外加有“参阅”一项，提供该条有关知识的来源以及背景材料的线索；相关条目之间，还有“参见”，便于释义的相互补充，使之更为全面充实。这些“参阅”和“参见”，类似于如今网络上的“链接”，在其他辞书中是比较罕见的，而对于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需要，乃至专门研究者进一步考察的功用，则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辞源》2版修订本的方针是“语词为主，兼收百科”，或者说是“语词为主，百科为辅”，但是其百科条目的特点突出，分量也不轻。而新近出版的3版修订本，则强调“语词与百科并重”，对于百科条目，分量大大增强，仅词目就增加8000条，加大并完善了不少类别的专门知识的相对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例如古代天文知识、古代文体、见于古代文献的动植物名称，等等），例如“一”字头下就增加了有关科举的条目“一榜”“一事中”“一品白衫”，地名“一人泉”“一全坞”，佛教名词“一味禅”，职官名词“一等侍卫”等。不少词条的释义也作了修改和充实，如去掉动植物名词所属现代的“科属”（改成一般的“木名”“药草名”“鱼名”“兽名”等）；有的则增加义项（如“三祖”原只有“三代祖先”一义，现增“指清代桐城派三个代表人物，……”之义）；删去若干历史性条目不必要的评价性文字（如“三河”条提及太平天国一战“使天京、安庆得以转危为安”之类）。因此，我们说《辞源》是一部阅读古代汉语的工具书，同时也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通过不断的修订加工，说它是一个通往中国古代文化的津梁，就更加名副其实了。

《辞源》2版修订本的主持人吴泽炎、刘叶秋，曾撰文谈及《辞源》传播和弘扬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的功能及其实用性，指出：“旧《辞源》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新《辞源》继往开来，保持了我国出版事业中的优良传统，又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它既可供检查，也可供阅读；一般读者可用，专家也可以用。例如一个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专家，无须从《辞源》中翻‘太平天国’一条，但因太平天国有女状元，他也许要查查‘状元’作为一种制度的沿革始末；……诸如此类，足见偏重实用的词典，人人需要。”（《〈辞源〉修订本与其前后》，《读书》1984，4期）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辞源》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知识库，是通往中国古代文化彼岸的津梁。

《辞源》刚刚问世的次年即1916年，当时有一种在社会上饶具影响的杂志就载文宣传《辞源》，文末的结论是：“一言以蔽之，则《辞源》一书，中国学子读之，必当大为惬意。凡已用是书者，必能于中国事物，知识大增，而身感其愉快。此吾人所以敢劝世人，家置一编而无稍犹豫也。”（《教育杂志》1916年第8卷第5号）北京大学已故的著名教授季羡林先生也谈过他早年曾经从《辞源》得到过的好处：“（1934年）我这个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一变而为国文教员。我就靠一部《辞源》和过去读的那一些旧书，堂而皇之当起国文教员来。”（季羡林：《读书与做人·我的读书经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7）这就印证了上述《教育杂志》的预言。

有一位长期热衷于研究《辞源》的学者也曾满怀深情地说：“每当人们谈起近现代文化史、学术史、教育史上几代学人来，无不交口称赞《辞源》。可以说，凡在近现代学术文化史上有所建树的专家学者，没有哪一位不是沾润《辞源》之泽而后成才，并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就这个意义上说，《辞源》确是每一个学术文化人心目中的恩重如山之师，铭心镂骨、永志不忘的旷世大典。”（田忠侠：《浩浩乎大哉，〈辞源〉》，《辞书研究》1996，4期）应该说是抒发了广大读者长期以来对于《辞源》的感情和厚爱。此次《辞源》修订时，曾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诸多学科专家参加，他们无不表示自己曾经从《辞源》得到的惠泽，所以都是欣然应邀，黾勉从事。此种事例，足可证明上引田先生所言，绝非虚妄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