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中国读书人，都与一个出版社产生过联系——商务印书馆。
上小学，书包里除了文具盒、教科书，或许还有一本小《新华字典》，家里再备上一本大《新华字典》。上大学，特别是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对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书封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不会陌生。
前者教你认识汉字，后者帮助你打开眼界，认识世界，阅读“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
前者截至2015年全球发行量共达5.67亿本，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机构确认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后者的出版社在崇尚新知的20世纪上半叶，被称之为与北大齐名的“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
今年，商务印书馆创办120周年。纵观近代中国文化史，商务印书馆是始终绕不过去的里程碑。8月17日，潇湘晨报悦读专栏专访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殿利
《天演论》炸开了停滞千年的中国社会
蒲公英，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标志，你可以在丛书每一本书上的左下角找到它。
“蒲公英开花后，白绒球随风吹落，飘到任何一个地方发芽，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像蒲公英一样。”于殿利说。
第一颗伴随着刺痛扎进中国人心中的“蒲公英种子”，首推《天演论》。身处20世纪初，历经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正在痛苦思考如何“强国保种”的中国人认识到必须“睁眼看世界”。
1905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铅印本，书中“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思想，如一颗炸弹，炸开了停滞千年的中国社会。
胡适回忆：“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
“这一思想，将我们从古代社会带入现代社会，起到了非常大的推进作用。”于殿利说。
此后，严复翻译一系列书籍被称之为“严译名著”，在中国翻译西学史上是一个新的开创。严复甚至成为商务印书馆的股东，与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张元济一起，广延留洋名士如林纾、伍光建等人，推动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推介。
当代历史学者邹振环在其《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一书中，统计出，这一百种译著中，商务初版或由商务先印成单行本的，就有二十多本，如果除去20世纪之前(商务建立之前)的三十多本，即在六十余本书中就有二十多本是商务最先印行的，可见商务译著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之大。
“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英雄,并产生了英雄的时代。”于殿利说。“为什么是商务印书馆？因为商务印书馆创立的时候，把自己的企业和整个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正如商务印书馆前总经理王云五所说，“以本馆资本之雄厚，在营业上固不必追逐潮流，而当激动潮流。”
“只有有意义的事情才能成为历史”
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汇涓成流，“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达约230种。
“（那时）我的精神世界完全给商务的典籍占领，‘汉译世界名著’深蓝软精装，烫金的字刺目扎眼，就像书的思想内容那么辉光璀璨。”著名作家钱定平回忆说。
丛书所收著作涉及哲学、心理学、伦理学、逻辑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历史、地理以及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不少都代表某时代、某学派的学术最高水平。
一位当代出版人专门统计过这个时期商务印书馆所出的西学书目，他惊异且充满敬意地发现，当今的各种学术思潮，“无论它多么新潮、多么怪异、多么学贯中西，你只要翻一翻那些书目和人名录，都会找到这些文化源流的蛛丝马迹，一个都跳不出去！”那时，商务与北大并称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
“在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之前，哪些汉译名著曾经影响了您的世界观？”我问于殿利。
“卡尔的《历史是什么》对我影响很大。”他回答。
上大学时，身为历史系学生的于殿利买的第一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是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研究生时期购买了卡尔的《历史是什么》。
“这本书带给我非常大的启发，我们原来学的史学理论重在讨论历史客观性，历史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但是卡尔的《历史是什么》通过举例子就让我们明白很多东西。”
于殿利回忆起一个故事，“卡尔正在上课，上着课，课堂上进来一个人，对着卡尔课堂说了一句话然后离开了。他离开后，卡尔让同学们在课堂上复述他说的话，结果差别就很大。这给我们很大的提示，这个人来讲了这句话肯定是事实，但每个人记住的侧重点不一样，记住的兴趣点不一样，记住所用的词语又不一样。”
“这个故事给我很大的启示，不是所有过去的事情都能成为历史，只有意义的事情才能成为历史。对于个人、家庭、社会组织、国家、民族、全人类来说，意义的大小可以无限缩小又无限延展。个人有个人的历史，家庭有家庭的历史，国家有国家的历史，人类有人类的历史。哪个民族的历史能够进入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那些对人类能够产生大的意义。因此历史最重要的是，不是所有过去都能成为历史，只有有意义、产生过影响的才能成为历史。”
“好书一定能卖钱，它的生命周期可以无限延长”
“在当今许多小鲜肉作家出书，动辄畅销百万的情况下，商务印书馆如何应对？”
“这就是出好书和赚钱的关系。我常跟编辑们说，你们的任务是出好书不是赚钱，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你们赚钱。好书可以赚钱，坏书也可以赚钱，只有不好不坏的书不能赚钱。”
“好书是如何赚钱的？”我问他。
于殿利回答，“好书是人们喜欢的，人们喜欢的，就会在市场上用货币换取它的使用，是好书一定能卖钱。有一类好书，受众面非常窄，但是具有重大的文化积累、文化价值，国家会替你支付。你出了好书不是一天两天在社会上能流行，我们追求的是要能够传承下去，传承下去就体现了他们的社会效益。同时这句话还有另一面，能够传承下去，就意味着市场生命周期会无限延长，市场的产品收益就会无限延长，这就是通过好书一定能达到统一。”
从1981年“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结集出版到现在，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这套丛书现在盈利了么？”我问。于殿利坦承，“汉译丛书以前大多数的时间亏钱，近些年来开始有点赚钱了，这个卖得很长，要耐得住，知道它的价值，知道产品的生命周期，当下亏钱，未来肯定不亏钱。”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学术性较强的丛书。在8月17日上海书展上，有读者向于殿利提问，“现代很多人买汉译丛书，目的不一定是读完，可能是觉得摆在家里特别好看。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于殿利接过话筒笑了，说，“书从诞生那天起是高贵的存在，能够成为装饰品也是我们的荣耀。要达到人家收藏的水准上来。”
“我们走了不同道路，而且成功了”
自1905年《天演论》出版，“汉译名著”系列丛书已有112年，几乎与商务印书馆同龄。
近120年来，商务印书馆就是用出版来回应时代提出的课题，曾经这个时代课题是“强国保种”，那么今天的时代课题是什么？
于殿利回答说，“中国已经进入文化发展时代，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课题是，让我们的文化走上世界大舞台，与其他民族文化一起在百花园里共同绽放。也就是说，要是写一部人类史，中华民族能写进多少篇章？”
于殿利坦言，“这些年来，我们走出去差不多是把汉语加上中国的茶道、武术传播过去，但就商务印书馆的经验来说，外国人感兴趣的是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的儒家经典。另一类是人家来找我们要书才感觉到的，他们对目前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怎么发展经济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状况是什么？他们想什么？吃什么？用什么？现代的年轻人是什么样的？他们对这些感兴趣。我们走了不同道路，而且成功了，他们就越来越感兴趣，不成功当然就不感兴趣。”
因此，商务印书馆加大了出版和翻译有关中国当下社会的书。如《中国道路丛书》，已出版五本，如《中国道路与新城镇化》、《中国道路与蓝领中产阶级成长》等，这些都是学术化的观点。还有另外一套书《国家治理丛书》，体现中国怎么治理13亿人口等，“这套丛书还没有出中文版，就被外国签走了，走出去了”。
“总结这些成功的成果就是我们的文化，也是我们对人类文化智慧的共享。所以主题出版是从学术角度去做，如果从学理上做到让他们认同，这个东西才是学问知识智慧。”于殿利说，“德国著名哲学家赫尔德曾说，一种文化发展的最高结果和境界是走到人类社会的大舞台，与其他不同民族的文化互相交融，一方面滋养了自己，另一方面对世界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要做到这一点，强大我们自己的文化是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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