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企业，是1897年在上海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它从一个私人开办的小型印书房肇始，秉承“倡明教育， 开启民智”的宗旨，逐渐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教育重镇。一百二十年间，它历经各种艰难与挑战，但所做出的贡献，至今深深影响着海内外华人的社会、思想和生活；对传播中国文化，同样功不可磨灭。
罗家伦
先父罗家伦先生（号志希），很巧与商务印书馆同年出生。他幼年在江西就学于家塾，1914年考进上海复旦公学，开始受到新式教育。当时商务已出版了各种工具书、教科书、丛书和汉译世界名著，无疑成为他重要的精神食粮，也奠定了他对西方语言、文史与哲学的兴趣。在北京大学的三年中，他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并开始尝试用白话文翻译英文的新书。经过蔡元培校长的推荐，父亲在毕业出国前与商务监理张元济先生接触，约定翻译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的 《平民政治的基本原则》和英国柏雷（J. B. Bury） 的 《思想自由史》；这两本书分别于1922、1927年由商务出版。其间父亲撰写的《科学与玄学》，也同样寄交商务付印。
在美国和欧洲游学六年（1920-1926）的后三年中，父亲的奖学金因故中断，商务的稿酬便成为他主要的经济支持。直到最后一年他已无法为继，不得不向蔡校长求救，终于得到张元济先生两次慷慨的个人借贷，才促成他完成回国前的研究向学计划。从此，父亲与张老先生诚挚的忘年交，一直维持到1949年。他们往返的45通书信，经双方家庭珍惜保存，已收入《张元济书札（增订本）》（商务，1997年12月）和《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2月）。
父亲在他精力最充沛的年代里所撰写的九本书和三本翻译，全部由商务出版。同时他也是商务新书的购藏者，1930年他看到张元济先生校订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发售预约广告，立即先将自己的168元商务版税就近划账订下，所欠约一百元则待从另一本新书版税项下扣除。这一套完整无疵的线装书，连同大批早年商务出版的书籍，已于2014年为台湾政治大学新成立的“罗家伦先生文库”收藏。
从1931到1941年，父亲把全部精力贡献给了大学教育，直到他离开中央大学校长的职位，才得暇把他对后方大学生的演讲词，以及历年来的文稿，分别集成《新人生观》和《文化教育与青年》两本书，1942年交给商务出版。在他这一段赋闲、同时全国通货膨胀期间，商务的版税是我们家庭重要的经济支撑。当时我虽年幼，还记得母亲等待商务领款通知的迫切。
1943年6月，父亲受命带领由多位专家组成的“西北建设考察团”，三个月内在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等地停驻勘探。一路上除了调查交通、水利、矿业、畜牧、农业、卫生、民族等项目外，也经常访问各地教育文化机构，与青年团体谈话、演说。在物质条件最困苦的边远地区，他曾遇见宁夏贺兰山北的一位小学教员，因为买不到一本《新人生观》，竟然与他的同事分别动手抄写全书，令父亲无比感动。九月中父亲返回重庆开会，特为此写信给王云五先生，报告新书在西北难以购得的情形。王先生立即回复说：“茲查尊著《新人生观》及《文化教育与青年》两书，日前均已付重版，一俟出书，自当登报广告。祈释念。承示西安兰州两地可各销《新人生观》千部，除兰州实销报告尚未寄到外，西安则本年五月至八月分（份）搃（总）销分（份）数最近寄到，报回仅销三部，不知有何错误，已去函询问。俟得复，果能大量推销，自当尽量供给也。本届版税，因赣州报告寄递费时，不日当可开奉矣。”（1943年9月29日）
王云五致罗家伦函
《新人生观》出版后，在青年学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共鸣和积极的响应，五年间它的销路竟打破了商务成立四十多年以来，除教科书和字典外所有书籍的记录。从1990年代起，《新人生观》又开始在国内以不同的书名和编排方式重新出现，出版社包括辽宁教育出版社、学林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人民大学出版社等。
以下是商务为父亲出版的12本书名以及初版、再版日期：
1．《平民政治的基本原则》（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1922年1月上海初版，1925年6月三版；
2．《科学与玄学》—— 1927 年1月初版， 1999年北京商务重版，2012年列入商务“中国现代学术名著丛书”重印；
3．《思想自由史》 (A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 ——1927年6月初版，1972年5月台湾商务二版；
4．《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证》 ——1930年10月初版；
5．《近代英文独幕名剧选》——1931年10月上海初版，1933年9月国难后一版；
6．《新人生观》——1942年1月重庆初版， 1945年4月重庆9版，1945年10月上 海初版，11月再版，连印27版。1992年台湾商务“新人人文库”再版，2010年修订本初版；
7．《文化教育与青年》—— 1943年3月重庆初版；
8．《黑云暴雨到明霞》—— 1943年7月重庆初版；
9．《耕罢集：附滇黔寄兴》——1943年9月重庆初版， 1946年7月上海初版；
10．《疾风》—— 1943年9月重庆初版；
11．《西北行吟》—— 1946年1月重庆初版，1946年7月上海初版；
12．《新民族观》上册 —— 1946年2月重庆初版，1946年3月上海初版，1967年1月台湾一版，1973年6月台湾三版。
为了响应商务印书馆创馆120周年的纪念活动，我找出几本家藏的老书，和一套上下二册的《辞源》，拍摄成图，藉以代表我们全家的庆贺。
1933年出版的《辞源》版权页上注明“国难后第十六版”。这是我们全家手边少不了的一套精装工具书，经过80多年的服务，外表不免伤痕累累，但功能依旧。
这是父亲在抗战末期出版的《新人生观》（1945年4月重庆九版）与《黑云暴雨到明霞》（1943年7月初版）。前者是他鼓励青年建立“有力的思想，有力的行为，有力的生命”的演讲集；后者是他从1932到1943年间发表的二百多篇时事评论中，选出的一小部分用以代表他对国事的主张。这本重庆初版的文集，纸张和印刷之粗糙，充分反映了战时物资的短缺和困难艰巨。
父亲早年虽然写过不少白话新诗，但从中年开始偏爱作旧体诗，特别是绝句。他作诗的原则是：“写景必真，写情不伪，虚构之词、无病之呻、窃非所取。”《耕罢集： 附滇黔寄兴》和《西北行吟》是他最早发表的旧体诗集，内容大半是他被派往边疆途中即兴之作。除了写景、怀古和忧思外，更能体现出他对祖国河山的热爱。
《新民族观》（上册）是战时父亲对中央大学学生的系列演讲，衍生成一辑民族哲学概论，胜利后于1946年初在重庆和上海初版。可惜以后他长期被职务缠身，终生以未能完成下册而抱憾。
从这几本书的外貌图像和内容，可以看到70多年前商务印书馆所历经的沧桑，和父亲一生与它密切的关系。
120岁的商务定将凸显其龙马精神，继续为中国社会、教育与文化努力，这是值得大家祝贺和企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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