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好书的诞生，常常也是一个动人故事的生长。
图书背后，凝聚着鲜为人知的故事、情怀与理念。今天本版刊发的这篇文章，是由商务印书馆古代汉语辞书编辑室主任徐从权讲述大型综合性词典《辞源》百年历程里的动人片段，那些隐藏在书背后的人与事，通过文字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由出书人来讲述书背后的故事，这样的视角与解读，可以让我们的阅读变得更为立体而多元，让我们感受到书籍内外那种彼此呼应的美好。
《十面埋伏》片名源于何处？《天龙八部》的书名是什么意思？《芈月传》的“芈”怎么读？《琅琊榜》中的“琅琊”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这些问题，都能从《辞源》中找到答案。
就像沈从文所说的，“《辞源》是宝贝”。中国现代语文辞书正是始于这一“宝贝”。它是一部兼收古汉语普通词语和百科词语的大型综合性词典语文辞书，首创了兼有字典和词典双重功能的现代辞书模式。
《辞源》始编于1908年，1915年正式出版，是20世纪初社会文化思潮发展的产物，是中国文化转型期的一项标志性成果。至今已经修订再版多次，凝聚了几代学者的心血。
拿出四分之一的资本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时代。“新旧扞格，文化弗进”，新知与传统共同筑起这个时代的文化底色。社会变革，西学东渐，词汇交融，《辞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当时，传统辞书已不能满足社会各界的求知要求，中国急需一部既能反映中国历史文化、体现传统的承袭，又能揭示新事物、解释新词语的新式辞书。
此时，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出版机构，也认识到了编纂辞书对于“开启民智，昌明教育”的重要作用。
商务印书馆馆歌里有句歌词“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是出自出版家、学者张元济之手。1902年，受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的邀请，张元济到商务印书馆任职，先后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等职。
自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后，商务才逐渐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出版企业。翰林出身的张元济投身出版事业，不是简单地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当著名学者陆尔奎提出，中国人只有一部《康熙字典》是不行的，要适应时代变化，编纂一部能“钻研旧学，博采新知”的新式辞书时，他非常支持。1906年，商务印书馆正式设立字典部，由陆尔奎担任主任之职。他们立志要编纂出一部独树一帜、有助于中国文化实现转型的辞典。
1908年，张元济拿出商务印书馆四分之一的资本编纂《辞源》，请陆尔奎主持启动《辞源》的编纂工作，而且，他亲自参与了《辞源》的编写工作。
目力受损而至失明
“主任陆尔奎先生以目眚离馆。”说的是陆尔奎因编《辞源》而双目失明的事。陆尔奎，江苏省武进人，清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1906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他准确把握时代需求，深入思考中国辞书状况，提出“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等观点。
当陆尔奎在张元济大力支持下，全身心投入《辞源》的编纂工作时，真正是呕心沥血，以命相搏。“决意编纂此书，其初同志五六人，旋增至数十人，罗书十余万，历八年而始竣事”。作为《辞源》编纂的首倡者和主持者，他在编纂方法、体例、书证等诸多方面劳心劳力，最终积劳成疾，目力受损而至失明。
1915年12月，《辞源》正式出版，共录单字1万余个，词目近10万条。商务印书馆在报上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道出了其中的曲折艰辛：“新旧名辞，中外典故，无不详备。编辑者数十人，历时七八载。四百万字，三千余页，得此一书，胜他万卷。”
《辞源》的问世，满足了当时社会各界继承传统文化、学习新知识的需求，成为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案头书。
亲手制作30多万张卡片
今天，走进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的办公室，人们可以看见一道独特的风景——一排占满整整一面墙的铜把手黑色实木书柜，里面存放着《辞源》（第二版）主编之一吴泽炎为修订《辞源》亲手制作的30多万张卡片。
古今中外，编纂辞书往往都要制作卡片，英国《牛津英语词典》编写中搜集了500万张卡片，美国《韦氏英语词典》制作了1000多万张卡片，中国《汉语大词典》制作了700多万张卡片，这些辞书卡片的搜集、制作，均由集体完成的。《辞源》修订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制作卡片，前后共制作了60多万张卡片，其中由吴泽炎亲手制作的有30多万张。
1958年，《辞源》修订工作启动。吴泽炎给自己规定了工作量：每天至少制作60张卡片。有一回，他要到香港出差6天，随行同事随手帮他提了一下旅行袋。一提，好沉啊！这位同事纳闷了，去香港不用带这么多衣物吧？一问，才知道，里面放了整整360张卡片！同事诧异：“出差期间有那么多活动、应酬，您还不抓紧时间休息？”他这样回答：“资料卡片每天都要按量完成，一天都不能耽误。”
刘叶秋（《辞源》第二版主编之一）说：“这个人对修订《辞源》已经入迷了，他把半生的心血完全倾注在这上面了。《辞源》就是他的生命。如果没有吴泽炎的渊博知识和拼命精神，《辞源》修订本要在短短几年内全部出齐，想来是不可能的。”
那一笔一画亲手制作的30万张卡片，就是有力的证明。
纸质与非纸质版同步发行
《辞源》第三版被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2011年，商务印书馆聘请了何九盈、王宁、董琨为《辞源》第三版主编。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郑重承诺，《辞源》修订实行主编负责制，出版社在学术上完全听从主编的意见和安排。
何九盈本来有自己的写书计划，但遇到了《辞源》第三版，他义无反顾投入其中，“修订《辞源》这个全社会全民族共同关注的课题,更需要我们去做……《辞源》从历史中走来，还要在历史中走下去，我们要延长《辞源》的生命，发挥它的作用。”
王宁一直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工作，但不复古、不泥古。在她看来，“修订《辞源》，不只是修订一本辞书，而是重新梳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文化理念和文化系统。”
董琨很早就与《辞源》结缘，当年工作时，一部《辞源》日夜陪伴着他。他甚至把《辞源》的字头全部抄了一遍，跟《说文解字》粘贴对照。“如果说我个人在学术上有一点点修养的话，那都得益于《辞源》。”他是怀着感激之情参加《辞源》第三版修订工作的。
与以往不同的是，《辞源》第三版修订，核查书证、提取语料，均借助电脑，但判断书证的正误，则依据纸质文本。整个工作流程以纸质稿为基础，多为手工操作。拆分第二版《辞源》，把词条按义项剪下来，贴在A4大小的稿纸上。然后，把这些稿纸进行复印，修订专家就在复印稿上修订。校订专家用黑颜色的笔进行修订，修订完后交给分主编，分主编用红颜色的笔写上意见，责任编辑再用绿颜色的笔进行工作，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签字。
与第二版相比，此次修订增补字头1302个、复词语8512个，书证和释义改动量达40000条，改动率达40%。同时还推出了网络版和U盘版，实现了纸质版与非纸质版的同步发行。
从未停止前行的步伐
清末民初，国势衰微，社会巨变，我们的前辈先贤怀揣文化救国之梦，喊出了“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的口号，启动了《辞源》编纂。1915年《辞源》问世，宣告了中国第一部现代辞书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辞源》重启修订，以应时代之需。1983年，修订本全部完成，《辞源》实现了新的转型，成为阅读古籍的工具书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
2007年，《辞源》修订再次启动，历经八载，再出新版，进一步提升了这部大型辞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贮存功能。
百年来，时代变迁，社会发展，《辞源》从未停下前行的步伐，它始终与历史相伴，却又拥抱当下。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部辞书就像一条通往传统文化的桥梁。
薪火相传，《辞源》事业为一代人接一代人之事业。今天，作为新一代《辞源》人，我们有义务、有信心将《辞源》精神在新时代继续发扬光大。（文/徐从权）
延伸：百年《辞源》的“8年”缘
《辞源》100多年的编纂和修订历程中，和数字“8”有着奇妙的联系。一个个8年，成为了《辞源》100多年来命运的一种缩影：
从1908年着手编纂到1915年《辞源》正编出版，“历八年而始竣事”。
从1915年启动到1931年《辞源》续编问世，恰好两个8年。
从1931年到1939年《辞源》正续编合为一部，又是8年。
从1975年《辞源》修订工作恢复到1983年《辞源》修订本全四册完工，仍是8年。
从2007年第二次修订开始到2015年《辞源》第三版面世，依旧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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