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周年，2月27日，中国邮政发行《商务印书馆》特种邮票一套1枚。邮票画面由一本打开的书和“商”字构成，书的右页为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时期的老馆（抗战期间被日本侵略军炸毁），左页上方是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题写的“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 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及其早期出版物《最新国文教科书》和《华英初阶》词典，下方是近年出版的教科书、工具书和学术着作等三大类书籍。画面中间“商”字的设计源于商务印书馆的标识。
1933年元旦，当时中国最大的现代刊物《东方杂志》推出一个特辑，名叫《新年的梦想》，这个由主编胡愈之策划推出的活动，旨在当时国家遭受外敌侵略之际，唤起民众继续梦想的勇气和权力。活动吸引了诸多文化界名人参与，最终刊发了包括丰子恺、柳亚子、郁达夫、茅盾、巴金、徐悲鸿、郑振铎、叶圣陶、周作人等142人的244个“新年的梦想”。这可以说是20世纪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呈现知识分子梦想的举动， 也为当时的社会思想提供了一份宝贵记录。
其中大部分知识分子“梦想的中国”乃是一个乌托邦的“大同”社会：诗人柳亚子希望未来 “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作家郁达夫希望未来 “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梦想的中国“连现在众所公认为好东西的慈善机关及储蓄银行等等都不需要，因为用不着受人哀怜与施与，也应不着储蓄以备后患”。如今回头再看这份资料，不难看出当时知识分子对千百年来弥漫在中国文人心中大同梦的期待，以及更现实的是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接受和熟悉。
当时主办《东方杂志》这本大刊的商务印书馆不得不顶住来自当局的压力。从1897年2月创办以来，商务印书馆逐渐成长为中国最大的出版社，不仅有序展开教科书出版计划，更多的则是编纂、译介学术书籍，成为20世纪“教育救国”大背景下的重要力量。
胡适曾说：“得着一个商务，比得着一个什么学校更重要。”商务印书馆的出现，既有应时代风气而生的机遇，但更多的是它的麾下逐渐集合了一大批学人，以开启民智为己任，带动现代教材、现代西方思想译介以及创办大量优质期刊，进而为更多知识群体提供思想启蒙阵地。当时中国社会的转型被称之为“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革新的声音和力量不断涌动交织乃至互相争鸣，商务印书馆在其中承担的使命，可以说贯穿了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的今天。这也是为什么它能与北京大学同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在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之际，回顾它的一些历史时刻，无疑仍将启发我们，现代知识、文化生产的动力如何而来，又如何绵绵不绝。
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商务印书馆最早的蜕变，离不开一个名字，张元济。
1897年商务印书馆刚成立时，还只是一个以承接商业用品印刷为业务的普通印刷机构，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都是当时上海的外国教会办的美华书馆的排字工人，出于做中国人自己印刷厂的志向，他们以3750银元起家，开办了商务印书馆。
当时的张元济以进士身份进入清政府的刑部做事，后因受到戊戌变法失败牵连，革职南下，应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创建人盛宣怀之邀加入，帮助后者设立了译书院，后因需要印刷翻译好的国外教材而与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相识，此时的商务印书馆仅仅创办两年，已经达到上海最好的印刷水平。到1902年，夏瑞芳希望突破印刷业务，介入出版，邀请张元济加入。张元济欣然同意进入商务印书馆，其中最主要原因在于他从亲身经历中感受到，当时中国最稀缺的并非是精英教育，而是国民教育，于是，“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不仅成为了他今后的人生目标，也成为了商务印书馆发展的立身之本。
还在1901年时，张元济给盛宣怀的一封信中便说，中国四万万人口，只有40万人受过教育，而且是八股文，没有用处。这个观念在1904年得到了初步实现，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后，编纂出了第一套全新中小学教科书《最新国文教科书》，现在很多教科书研究的专家都认为，这套教科书是近代中国教科书当中第一套最全面覆盖各个学科的成熟的教科书，它的面世又适逢清政府废除科举制，这套书行销十余年，销量达数百万册，鼎盛时期占全国教科书的近八成份额。同时，这也宣告了商务印书馆正式开始辞书工具书的编纂事业，1915年推出了中国第一部大型古代汉语词典《辞源》，而后是《现代汉语词典》《英华大词典》《新华字典》《新华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等知名辞书，其中《新华字典》更是成为全国民众必备工具书，发行量逾5亿，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
在商务印书馆以教育开启民智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显着的标志是对翻译文学、现代白话文小说的支持，而提供发表阵地的便是其创办的多个引领时代风气的杂志。1904年，《东方杂志》创刊成立，这本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的杂志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本现代综合性期刊。而就在1903年商务印书馆便已创办了第一本杂志《绣像小说》，以《官场现形记》知名的作家李伯元担任主编，刘鹗的《老残游记》便发表在此杂志上。《东方杂志》与《绣像小说》的根本不同在于，后者依然以章回体小说式样为主，目光停留于晚清社会变化，前者则主动介入时代最前沿的文化思想问题，先后为梁启超、蔡元培、严复、鲁迅、陈独秀等思想家、作家提供了发表阵地，如严复在出版《天演论》后，张元济很快意识到这样的翻译作品是当时中国学人需要现代思想，之后严复的其他翻译作品都陆续在商务印书馆集结刊发及出版，特别是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等学术论着，为当时仅学习日本现代思想律法体系的知识分子带来了西方现代思想视野，从而拓展了这个群体对“现代”一词的完整设想。
1910年，由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小说月报》在上海创刊，熟悉现代文学史的读者对这个名字不会陌生，因为在“五四”之前，它起初是“鸳鸯蝴蝶派”的文学阵地，到1921年由作家茅盾接手主编时，全面革新内容，成为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阵地。《小说月报》不仅刊发了鲁迅、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的文学理论文章，也刊发了诸如茅盾小说《幻灭》、丁玲早期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巴金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以及胡也频、沈从文、戴望舒、施蛰存等作家的新作，还刊发了大量俄国现实主义经典译作。刚刚完成“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1902-1932）”研究项目的上海大学董丽敏教授告诉记者，在新文学运动过程中，《小说月报》作家群体倡导的现实主义与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多次论争，前者逐渐脱颖而出，成为后来文学创作的自觉追求，乃至塑造了现当代文学史的基本格局。
在近期纪念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周年系列讲座中，张元济之孙、上海文史馆馆员张人凤也介绍了更多情况，例如商务印书馆当时广泛在海外开设分馆，1916年在新加坡设立的分馆便为当地华侨学校编纂提供教材书，如今的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便收藏了许多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这也使商务印书馆的名望传遍亚洲，间接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意和重视，1932年，商务印书馆及其被誉为“亚洲最大图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又名“涵芬楼”）被日军轰炸焚毁。这场近代中国文化劫难并未动摇商务人的精神，此后他们以“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继续复兴活动，辗转重庆、香港等地出版新书，最终又在1946年回到上海。
在民国时期如此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商务印书馆得以逐渐壮大生存，有多种因素，董丽敏教授表示，一方面这与商务印书馆采取发行教科书、整理古籍路线充实资本有主要关系，另一方面，依靠文学编译得到知识界的认可支持、保持先进的印刷技术等等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据粗略数据统计，曾经工作于商务印书馆的学人中，至少有10位后来成为了大学校长，这反映出商务印书馆与当时知识界的紧密关系。事实上，在知识界眼中，像商务印书馆这样的现代出版媒介，是当时由晚清社会危机、文化危机促发的知识转型赖以实现的渠道，从这个角度而言，给其再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以“蒲公英”重启学术之路
20世纪初的中国转型之路，或许比任何学人的想象都要漫长得多，社会转型、文化危机成为了整个20世纪中国学人绕不开的根本问题。商务印书馆不仅在世纪初以高品质的翻译出版为现代学人提供思想阵地，“文革”结束后，很快又以系统的译介丛书为陷入“知识荒”的读书界带来希望。它从未抛下自己的立身之本——昌明教育，开启民智。
1982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第一辑50种，以一个高水平学术性出版社的形象“重出江湖”。这50种学术名着并非一蹴而就，恰恰是商务印书馆集结了从晚清开始的第一代译本精华，以半个多世纪的积淀集合而成，即使在“文革”时期，商务印书馆也并未完全停止翻译事业，通过译者断断续续的匿名方式的翻译，更多与世界同步的学术名着得以在80年代第一时间推荐给读者，“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也便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了几代知识分子的首选译介读本，乃至形成共同的阅读记忆。时任总经理兼总编辑的陈原为此套丛书撰写发刊词时说：“通过这些着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他还说：“这套丛书的出版说得大一些，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端。”
的确，对中国而言，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1984年，邓小平指示，要花几十年的时间翻译出版世界学术名着。这让包括商务印书馆在内的出版界以及学术界加快了学术译介、研究的步伐，商务印书馆再次见证并参与了20世纪中国全新的思想开放与转型时刻。
“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一开始是采取重编旧译，开拓新译的方法，在重印并修订原有译着的基础上，制定新规划，并组织翻译出版。丛书的封面设计朴素庄重。雪白的封面上除书名和作者名外，非常醒目的是一朵象征知识传播的烫金蒲公英。书脊和封底按宽泛的学科分类，哲学类书为橘色、政治类书绿色、经济类书蓝色、历史类书黄色。在此后的几年里，加入丛书的新书不断增加，至今共推出了15辑650种学术着作，这些着作都带着人类思想史上光辉的名字：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黑格尔《美学》、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等等。商务印书馆的这套丛书，与其他一些优秀的译丛如“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等一起，推动了80年代的阅读热潮和思想启蒙，也接续起了世纪初的那一场场对中国如何形成现代化、如何理解西方现代化等重要命题的思考完善。
张元济曾为商务印书馆的同仁写过一首七绝：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走过120周年的商务印书馆，不仅是一家老牌出版社的辉煌历史，也彰显了几代学人为实现理想而奋斗，他们身上的文化自尊与自信，为时代赋予的理性、包容、改良、多元等精神，依然值得当代学人薪火相传，启示下一个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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