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世界上“最畅销的书”是哪一本吗？
这本书你肯定看过，也买过。2016年，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确认，《新华字典》是世界“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字典，1957年出版第一版，而将其修订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在不久前刚刚过了自己的120岁生日。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2月11日创立于上海，1954年迁往北京，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
120年来，商务印书馆历经劫难又不断重生，被誉为“工具书王国”和“学术出版重镇”。其横跨三个世纪，创下无数第一——第一家现代出版企业、第一个采用珂罗版印刷、出版第一部由中国学者自己编纂的双语词典《英华大词典》、出版中国第一部专科辞典《植物学大辞典》……
在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除了一部部经典书籍之外，还有众多在现代文学史上闪亮的名字。很多文学青年在商务印书馆创办的期刊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第一篇习作并最终成长为一代文学巨匠，如鲁迅、巴金、老舍、冰心、丁玲等；大批科学家、艺术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自己的作品，尽显才华，如严复、林纾、梁启超、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他们与商务印书馆的故事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佳话。
商务印书馆对于很多作家而言，是他们初涉文坛的地方
鲁迅的第一篇小说就在这里问世。1913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四期第一号首版第一篇，发表了署名为“周倬”的文言小说《怀旧》，文中有十来处圈点，文末还加了评语。“周倬”是谁？当时社会上没人知道。整整21年以后，鲁迅本人才在通信中表明，这是他的第一篇小说。
商务印书馆对老舍先生来说也非同小可，可以说是一块绝顶重要的阵地。据老舍之子舒乙回忆，老舍的头4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全是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
《小说月报》是当时最重要的大型文学期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老张的哲学》连载于《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七期至第十一期上，时间是1926年，这是老舍先生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他当时正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老张的哲学》很受读者欢迎，信息反馈到英国，给了作者很大的鼓舞，激励他继续写下去，终于使老舍成为中国现代白话文体长篇小说的奠基人之一。
当时，长篇小说产量很低，1926年全年之内，《小说月报》仅发表了一部长篇创作，就是《老张的哲学》，客观上格外引人注意，而且是一炮打响。一年后，商务印书馆又为《老张的哲学》出版了单行本，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的一部分。
《小说月报》有个好习惯，就是每期必有“卷头语”和相当于编后记的“最后的一页”，都是由主编自己写，对每期所发表的作品给予中肯又热情的评价。
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小说月报》的“卷头语”和“最后的一页”，对老舍先生的头3部长篇小说给予了特别关注，做了大量介绍，成为介绍这几部小说的最早、最详实的文字。其中介绍《二马》达5次之多，其篇幅之长，用词之强，保存史料之详，都是不寻常的，对《二马》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应该说，老舍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蜚声文坛，和《小说月报》热情洋溢的推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叶圣陶在商务印书馆是一位著名的伯乐，胡适与商务印书馆有一段很深的渊源
在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中，作家叶圣陶是一位著名的伯乐，自他进入商务印书馆出任《小说月报》主编后，《小说月报》上出现了许多新名字，其中包括丁玲的处女作《梦珂》、施蛰存的处女作《绢子》、巴金的处女作《灭亡》、戴望舒的代表作《雨巷》。
叶圣陶回忆自己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说：“做编辑工作是进了商务印书馆才学的，记得第一次校对，我把校样读了一遍，不曾对原稿，校样上漏了一大段，我竟没有发现。一位专职校对看出来了，他用红笔在校样上批了几个字退回给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才知道编辑不好当，丝毫马虎不得，必须认认真真，一边干一边学。”
了解商务印书馆历史的人都知道，胡适与商务印书馆有一段很深的渊源。“五四”运动以后，商务印书馆曾想让胡适来当编译所长，胡适来馆考察过，最后推荐了王云五。晚年的胡适曾对商务印书馆作过很高的评价，《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记载了1961年2月胡适与秘书胡颂平的一段谈话。谈及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在商务影印古籍的贡献：“书，是要它流通出去给人看的。印书的人不能有错字。在从前的读书人想借阅一部宋版的或善本的书是很困难的，自己没有财力买得起，借看也不容易。不过我这一生向人借的书从来没有人不借给我。商务印书馆，名字叫做商务，其实做了很大的贡献。像张元济先生为了影印《四部丛刊》，都是选用最好、最早的版本，里面有许多宋版的书。读书人花了并不太多的钱，买了这部书，就可以看到了……商务的确替国家学术做了很大的贡献。”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天演论》《辞源》等书，对当时的作家影响深远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书，对现代文坛的大师产生了长久的影响。1905年，《天演论》出版。鲁迅曾自述，发蒙之初，在学校生活中所得到的最大乐趣就是“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朝花夕拾》中更记述了鲁迅在读了《天演论》后的巨大震撼：“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当时甚至有的学堂都用此书作为教科书。
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就代表着那个时代的风气。据胡适回忆：“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淘汰’‘天择’等术语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胡适本人更名为“适”，便是取其中的“适者生存”之义。
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大型现代语文辞书《辞源》。1908年，陆尔奎受聘于商务印书馆，出于对当时中国辞书状况的深入思考，入馆后即向张元济先生提出编纂新型辞书的构想。张元济当即决定成立商务印书馆字典部，由陆尔奎担任部长，并请他主持《辞源》的编纂工作。为了这部400多万字的《辞源》，陆尔奎从编纂方法、体例、书证等诸多方面劳心劳力，“罗书十余万卷”，最终积劳成疾，目力受损而失明。
作家冰心在她的《谈点读书与写作的甘苦》一文中说：“我到现在还爱看像《辞源》一类的书，没事就拿来消遣。”在《三寄小读者·通讯四》中，冰心语重心长地告诫少年朋友：“《唐诗选》《宋词选》《古文观止》等古书，这些古代作品，都是经过精选的，有机会可以拿来看看，不懂的地方可以看注解，还可以问老师。最方便的还是自己会用工具书，如查《新华字典》，或《辞海》《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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