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创办120周年纪念专题展上，年过七旬的张人凤走到哪儿都被人群簇拥着，一个上午他接受了七八家媒体采访，和不少人合了影，一遍遍讲述祖父张元济倾注一生心血致力于商务事业的故事。
但当有读者拿着商务印书馆的书籍请他签名时，这位老人似乎一瞬间沉静下来，在书的扉页上认认真真写：“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元济晚年抄写下的一副对联。彼时日军入侵上海，商务印书馆遭受重创，搬往内地。商务早期的掌门人张元济作为董事长仍坚守上海，因为坚持不与日军合作，张元济自己生活也日渐困难，靠鬻字贴补家用。
从这幅对联中不难看出张元济的一生志业，他放弃教职、出版教材、主持翻译、搜集古籍，带领商务印书馆创造了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辉煌。一桩桩事看似常人难以完成，他坚持做到，无非是心里认定“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2月11日下午，张人凤在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举办讲座讲述“商务印书馆和张元济”的故事。这是由静安区文化局、商务印书馆、大夏读书会等机构合办的商务印书馆120周年系列讲座的首讲。
大学译书院院长“下海”进入商务
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业时，初设在江西路德昌里的厂屋
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最为重要的掌舵人，但却非商务印书馆的创办者。当1903年张元济接受商务创始人夏瑞芳邀请加入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能理解他的决定。
彼时商务印书馆刚成立6年，四位创办者都是教会主办的美华书馆的排字工人，文化程度有限。主要做印刷业务，也在尝试向出版转型。
夏瑞芳
而张元济却是兼具深厚传统教育与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他1892年考取进士，在翰林院连修两年，之后在清政府内任职。戊戌变法后，张元济因支持变法，被清政府革职“永不叙用”。于是他南下来到上海，在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担任译书院院长。
译书需要印刷出版，张元济因此与夏瑞芳结识。张人凤在1900年张元济写的一份工作报告中发现他提到“沪上印刷以商务印书馆为最”，“当时南洋公学的书全部给商务印书馆印”。
1902年，商务印书馆在闸北建新厂房，夏瑞芳找张元济商量如何转型出版。张元济告诉夏瑞芳，做出版必须自己建立自己的编译所，聚集要专门的编辑人才。夏瑞芳对张元济的意见非常尊重，但提出建了编译所要张元济来主持工作。张元济同意了。
“张元济为什么同意？在南洋公学那几年里，他思想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他原来在清政府朝廷里办过学堂，但是那个时候办的学堂是英才教育思想，培养的是年轻官员。后来他到了上海，看了很多国外的教育方面的书，意识到中国那个时候教育水平太低。当时中国有四万万人口，却只有40万人受过教育。由此张元济认识到振兴中国一定要办好教育、普及教育，让老百姓知道要做什么。这样的思想就是在上海南洋公学那段时间形成的。”张人凤认为，张元济这一不为人所理解的“转身”，背后是他启迪开发民智的一生抱负。
“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张元济入馆之后，与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辅助教育为已任”，陆续聘请高梦旦、邝富灼等一批有新知识结构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在编译所工作。
他首先从教育入手，打算编纂一套普及性质的教科书。当时商务印书馆刚刚开始与一家日本出版社长达11年的合资。
张人凤从当时的一份记录中看到关于这套教科书的一次筹办会议，当时日方负责人原亮三郎称商务印书馆要编写蒙学课本，只要用日本现成模式“适当加上中国古代的故事”即可。
张人凤在蒋维乔的日记里发现了张元济的回应。根据日记内容，会议两周后有一天上午，张元济到蒋维乔的办公室跟他说，自己研究了世界各国的教科书，都是由浅入深的，而中国的汉字特别难，做到由浅入深很难办，所以要好好研究，不能照搬已有体系。那天下午张元济和蒋维乔、高梦旦和两个日本人一起讨论编小学课本，把原亮三郎的意见全部推翻重来。从这时候开始，他们一起合作编成了一套“最新教科书”。
最新教科书的特点是按政府颁布的最新学制，按照年级分学科编写，有国文、修身、算术、历史、地理等等课本，学科跟现在基本一样。
“现在很多教科书研究的专家都认为，这一套最新教科书是我国第一套最全面覆盖各个学科的成熟教科书。”张人凤表示，这个时候正好清政府废除科举，提倡英式学校教育，商务印书馆抓住机遇推出这套教科书一时间风行全国，“一开始出了一百本，一下子卖完，重印，又卖完。编译所的同事只是埋头编书的知识分子，看到自己编出的书这么受欢迎，开心的不得了。这套教科书一直用到1911年辛亥革命，在当时教科书市场占有75%左右的份额。”
在最新教科书的基础上，商务印书馆出版物越来越本着“辅助教育为已任”的指导思想，接下来出版了《新字典》《辞源》等一系列词典工具书；翻译国外书籍，引入外国文化，与严复合作翻译出版社会科学名著，与林纾合作翻译文学作品；出版包括《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在内的不少杂志。
到商务印书馆最鼎盛的时期，商务出版的教科书甚至行销南洋。张人凤在新加坡的图书馆看到里面收藏了很多商务印书馆当年出版的给南洋华侨学校使用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印了以后直接运到南洋，上海看不到。”
销往南洋的教科书和国内的并不一样，其中加入了很多反映南洋风俗习惯的内容，数学课本还加入了南洋各国货币换算的内容，以适应当地使用。
抗战期间坚持不与汪伪政府合作
这样鼎盛的局面维持到1932年。1932年1月29日，日军飞机炸毁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厂，3天后，日本浪人烧毁商务印书馆旗下的东方图书馆，数万珍贵古籍化为灰烬。纸灰纷纷扬扬跨越半个城市飘到静安区，时年65岁的张元济深受打击：“连日勘视总厂，可谓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竟片纸不存，最为痛心。”
1980年代张人凤访问当时住在附近的老人，据他所见，后来在废墟下挖掘出的下水道中都是铅块，这些铅块都是当时大火中熔化的印刷厂铅字。当时惨烈可见一斑。
商务印书馆虽在轰炸中受到沉重打击，却未放弃出版，反而提出“日出一书”，即使后来日军全面入侵，转入内地时也仍在坚持。
被炸毁的商务印书馆
年过七旬的张元济此时已不再担任总经理，而是作为董事长留守上海。留守期间，他始终在坚持商务印书馆的操守。
首先，张元济坚持坚决不与汪伪政权有交往。张元济此前与汪精卫有私人交往，汪精卫叛国之后，张元济就与他断绝了往来。
张人凤提到一件小事：汪精卫建立伪政权以后和夫人一起出过一部诗集，托人送到张元济家里，说“无论如何请老先生写一封回信给我”。而张元济始终没有给他回信。
在张元济领导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在上海始终未在汪伪政权下做工商登记。被催急了他就推托，“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不在上海，行政机构不在上海，只是一个董事会在这里，所以我不能代表公司跟你们做工商企业登记。”
“他始终跟汪伪政府没有关系。”张人凤感慨，当年坚持这一点并不容易。商务印书馆的传统是每年开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当时商务的股票在市场上可以流通，为了防止日本势力或汉奸收购股票控制董事会，把商务变成亲日机构，张元济连续八年不开股东会，推辞借口是，“现在各地都在打仗，各地的机构有的被炸，有的被毁，无法统计财产、向股东汇报业绩。各位股东生活如有困难，我暂时垫发一些钱。”
2013年10月23日，上海淮海路1285弄，张人凤编辑的张元济书录及作品集。
因为他的坚持，商务印书馆的股权一直没有落在日本人手里。但因为对股东的许诺，加上自己生病住院，张元济在上海生活日渐困难，甚至卖掉了自己的住宅。后来有人建议他顶着清朝翰林的头衔，可以此卖些书法作品赚钱。
“张元济觉得这个可以，这叫文人自食其力。”张人凤说，祖父那个时候就靠着写字卖字贴补家用，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张元济写下了那副著名的对联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在最艰难的时刻，回顾一生，这位老人仍然坚持着自己的毕生志业。
2009年7月19日，上海淮海路上商务印书馆掌门人张元济故居。
如今商务印书馆走过120年，张人凤觉得这家出版社依旧生机勃勃，还拓宽了出版范围，“搞得非常好”，而未来更为重要的是，“把商务‘为文化而奋斗’这样好的传统继承下去，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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