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沈昌文先生前，和北京文化界的几位朋友在三联书店后面的一个饭馆餐叙，话题上半场的热点是“超女”，下半场的主角是“沈公”。“沈公”是文化界后辈对沈昌文的尊称。提起沈公，他的阁楼，他的旧单车，他的红烧肉，他脖子上挂的U盘，他“不是在饭馆里，就是在去饭馆的路上”，种种传说如数家珍，大家强烈要求我当面一一求证。
和沈公见面是在三联书店的咖啡厅。乍见他脖子上挂着一根绳子，也不好问是不是U盘。先问旧单车，他说：“我最近生了一场病，家里不准我骑车了。我太太和女儿都是医生，所以我家里医生比病人多。”
再问他住的阁楼，话开始多了。“这都是形象的说法，不是具体的真正阁楼，当然我现在住的也是小楼。因为我书多，我们两口子住三间一套，还有两间一套给我大女儿，我小女儿在美国。我对上海阁楼的印象很深，原因不是我住过阁楼，而是我想住阁楼，住不到。解放后，三联书店在上海招考，我就去投考了。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说我是工人非常乐意去，我觉得我是工人，三联书店一定愿意让我去。结果，人家给我回信说要的是大学生。所以我这一次‘投机’没有投到。再后来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招考，我这一次就变成大学生了，因为我在市内的新闻专科学校读书。上海人都是很滑头的，我自己刻了一个图章‘学习报’，说‘介绍本报记者沈昌文前来应考’。我考得也不错，就到北京来了。当年是三联书店没有录用我，多年以后我当了三联书店的总经理。”
又问当年在编辑部里煮红烧肉的事，他乐了：“当时《读书》杂志和三联书店都非常穷，可以用电饭锅烧一锅红烧肉请兄弟姐妹吃，我喜欢做饭，一直到现在。我们家里有重要客人的时候，我太太就打电话给我，要我做饭。家常便饭就是我太太做，我太太是北京人，擅长包饺子，不会做菜。我是穷人出身，从十三岁我就做学徒了，当做饭的人的下手，所以会做饭。王世襄做饭不得了，我后来跟他学了不少。他告诉我一条经验就是，做饭必须自己买菜，必须要早晨菜市场刚开的时候，就去挑最新鲜的菜。挑回来以后，自己洗、切，然后下锅炒，这样才能做出像样的菜来。我当时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他当时住在芳嘉园里，我早晨陪他去买菜，他骑一个自行车出来，带一个菜篓。王世襄做菜是‘大家’了，但是有一道手艺我实在是学不会的。王世襄做菜经常买两斤，只挑其中最好的半斤用。那我不行，我小家子，我最多是买两斤菜扔掉半斤烂的。
”对“不是在饭馆里，就是在去饭馆的路上”这个说法，他更有得说了：“大多跟我有联系的作家都‘好吃’。不‘好吃’的，我们就慢慢引诱他，让他‘好吃’。”
当年沈昌文主持《读书》编辑部，如今被人当成传奇。按他的说法是“出于无能”。“好在编辑部里边实际办事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小文化人’，胸无成竹，事无定见，学无定说，不受一宗一派拘束，更无一恩一怨羁绊，因而接受大文化人的种种指教窒碍甚少，关系容易融洽。
我以后常说，我们的这种方式，可称‘谈情说爱’，办法是同各色各样的作者、读者交流思想感情，目的是从他们那里汲取知识资源。而所有这些，说得难听，实际上还是一种对知识资源的‘贪污盗窃’，只不过彼此都心甘情愿而已。”抱着开放的心态，《读书》注意介绍海外、港台的文化现象和思想。同时，沈昌文善于将《读书》杂志的资源转化为三联书店的出版资源。
从三联书店退休后，沈昌文自我总结的二十个字就是：“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他说：“这二十个字，字面上都是不应该提倡，不过另作解释：‘吃喝玩乐’是老要请作者吃饭，老要研究如何请才能讨得作者的欢心。‘谈情说爱’是编辑跟作者要有感情，要有爱，建立很好的关系。这样就能从作者身上‘贪污盗窃’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挖掘他们的无形资产。‘出卖情报’是我老想着把自己掌握的‘情报’利用起来，‘出卖’给一些同行们，也因此满足了我‘吃喝玩乐’的习性。‘坐以待币’就是我不能赔钱帮闲，让我帮过的单位给我报销‘吃喝玩乐’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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