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说，茅盾是从商务走出的文化巨擘，商务十年，培养了茅盾；反过来，茅盾在商务的编辑工作和革命活动，推动了商务的改革，使得商务在新文化的潮流中，成为百年商务历史浓墨重彩的一章。

钟桂松接受采访

1918年3月，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攻读文科。上图为当时的留影。

茅盾诞辰120周年入职商务印书馆100周年图片文献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17年初开始发起的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树起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鲜明的界碑，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兴起，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鉴往知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为此，本报特推出“新文学先锋·纪念文学革命100周年”专栏，呼唤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的作家艺术家。敬请关注。

——编者

12月5日，星期一早晨八点钟的北京王府井大街，行人并不算多，沿街商店尚未开门。位于36号的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艺术馆二楼却已灯光明亮，在寒风中静候宾客。他们今天要搞两个活动:一是纪念茅盾诞辰120周年、入职商务印书馆100周年图片文献展，一是茅盾·商务印书馆·中国现代文化转型高端论坛。

习近平总书记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要反映生活，但文艺不能机械反映生活。茅盾说过:‘文艺作品不仅是一面镜子——反映生活，而须是一把斧头——创造生活。’”这段话赫然出现在12月5日举办的纪念茅盾诞辰120周年、入职商务印书馆100周年图片文献展的展板上，成为前来参观的专家学者讨论的话题。本报记者在现场采访了钟桂松、杨扬等茅盾研究专家。

茅盾是商务最早的党员，张闻天受其影响特别大。张家非常殷实，父母困惑，“为什么去搞革命?”

刚刚于8月5日当选的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华东师大教授杨扬说:“茅盾晚年说过，如果不是到商务印书馆来工作，可能就没有他自己文学上的成就。商务印书馆对茅盾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可以直观地看到为什么茅盾在商务获得这么大的成就。就茅盾的事业来说，在商务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在革命这条线上跟陈独秀取得了联系，进入到政治领域；一个是在文学这条线上跟文学研究会建立了联系，从而开始从文学上进入主流。在龙华烈士陵园里面有大量的照片，商务是早年中共在上海活动的一个重要集中地。我要说，张闻天受茅盾影响特别大，张闻天是上海人，家境非常殷实，他搞革命以后，父母不认同，‘你为什么去搞革命?我们家里日子这么好过’，过年时候不允许回家，张闻天就跟着茅盾到乌镇的家里熬过最困难的时期。”

作为茅盾的同乡，中国茅盾研究会原副会长、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钟桂松先生，四十多年来，长期埋首于以茅盾为主的现代文学研究，他是新版《茅盾全集》(42卷)的主编，写出了《茅盾评传》等十多部茅盾研究作品，最近刚刚出版了《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他说:“100年前，茅盾20岁，走进了商务印书馆，1926年茅盾因为革命而离开商务印书馆。茅盾走上社会的第一个十年，是在商务印书馆度过的。他从翻译‘衣、食、住’通俗的科普作品起步，到中共1921年成立前为《共产党》杂志翻译国外共产党党纲等建党理论和学说，为我们党的早期建设提供建党知识；从翻译世界文豪的作品，到翻译世界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茅盾孜孜不倦。翻译是贯穿于茅盾商务十年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现在看到的《茅盾译文全集》，10本书里面，有8本是在商务印书馆十年间翻译的，200多万字。所以，这十年他从翻译起步，从翻译国外文艺作品、国外的文论、政论里面，他逐步认识了解了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展览的东墙上一幅18米长卷吸引众多目光，不少学者驻足细看。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的十年时光被小心翼翼地定格在这张“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的年表上，它由钟桂松倾注几十年心血考证而来。“通过这张年表，不难发现茅盾不只是一位编辑家、作家、文学评论家，更是一位革命家。”

24岁主编提“三条方针”革新《小说月报》，与旧文学决裂

钟桂松说:“茅盾当年是从乌镇小地方来的年轻人，在商务印书馆没有背景，他不认识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但是他没多长时间就崭露头角、脱颖而出，这个成才环境值得我们探讨。除了茅盾才华横溢以外，商务印书馆的前辈对这个年轻人的关心和爱护，值得我们今天所敬仰。”他指的是，让24岁的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的事儿。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传统《小说月报》因内容与时代脱节，销量直线下滑。为解燃眉之急，商务印书馆开始寻找更合适的人选。茅盾被张元济、高梦旦(编译所所长)看中。1920年11月下旬，高梦旦等找茅盾谈话，希望由茅盾担任《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两本杂志的主编。考虑到精力有限，茅盾表示只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并在了解《小说月报》存稿情况以后，提出“上任条件”——就是现代编辑史上有名的三条革新《小说月报》的方针。一是现存稿子(包括翻译)都不能用，二是全部改用五号字(原来的《小说月报》全是四号字)，三是馆方给主编全权办事的权力，今后不能干涉杂志的编辑方针。高梦旦代表馆方全部接受，于是茅盾开始对《小说月报》进行全面革新。

钟桂松认为，这三条要求反映出茅盾把握住了新文学发展规律。“就第一条而言，现存稿子不能用，表达了与旧文学决裂的决心和勇气。要宣传新文学，绝不能与旧文学藕断丝连，否则新文学就没有战斗力，没有战斗力也就没有生命力。至于第二条四号字改为五号字，粗看起来是一个技术性的要求，其实也是茅盾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尽可能大的舞台。五号字发表容量更多了，读者对象也发生变化。字号变小，将失去中老年读者群，吸引广大年轻读者。第三条则是关键，没有商务印书馆当局给予全权处理编辑事务的授权，就无法实施《小说月报》的全面革新，自然无法让新文学作家在这个文学阵地上发表作品。”

茅盾接受《小说月报》主编之任不久，1921年1月4日，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的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今中山公园内)正式成立，作为发起人之一的茅盾因在上海未能参加。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无意”中与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相呼应，推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与进步。对此，钟桂松也十分赞同，“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年没有文学研究会，没有茅盾革新的《小说月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进程会逊色不少或者延缓。”

利用《小说月报》阵地鼓吹新文艺，茅盾不遗余力。早在1922年初，鲁迅的《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时，茅盾就以《小说月报》编者的名义，对其进行了很高的评价，称这部作品“实在是一部杰作……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

写给“钟英小姐”的情书令郑振铎等人好奇，悄悄拆开一封，大吃一惊……

在“商务印书馆第一个党员”的展板上，详细记载茅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经过，“1919年，茅盾应王莼农要求为《妇女杂志》撰写和翻译妇女解放的文章，为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所注意。1920年年初，陈独秀来到上海，约陈望道、李汉俊、李达、茅盾等见面，一边为《新青年》杂志组稿，一边在上海的青年中物色‘同志’，为中国革命作准备。1920年10月，茅盾由李达、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商务印书馆第一位党员。”

回顾茅盾的生平，不难发现，引导茅盾加入共产党的主要因素是十月革命和《新青年》的影响，以及在翻译国外进步思想、先进理论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说到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开展党务工作，钟桂松提起一个十分“浪漫”的故事。第一次全国党代会结束后，鉴于各地党组织迅猛发展，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党中央决定让他作为党中央的联络员，负责党中央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联络。外地到上海找党中央汇报工作，先找茅盾，对上暗号后，茅盾一边向党中央汇报，一边让来人在旅馆等候；外地寄给中央的信件都寄给茅盾，外封面写“沈雁冰”的名字，另有内封写“钟英”(中央的谐音)，茅盾每日汇总送到中央。担任《小说月报》编辑的茅盾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稀松平常。但好友郑振铎发现有一种信很奇怪，信封上常常写有“沈雁冰转钟英小姐玉展”的字样，是不是茅盾还有不为人知的花絮?是不是他有红颜知己?有一次，郑振铎等人悄悄拆开一封“钟英小姐玉展”的信，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地方中共组织向中央的报告。郑振铎等人立马封好后交还给茅盾，并保守了这个秘密。

因时局动荡，茅盾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来两次要求回到党内，希望直接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一是在30年代，曾经向瞿秋白提出恢复过组织生活的要求，当时瞿秋白自己受到王明等人的排挤，爱莫能助；二是1940年，茅盾在延安向张闻天提出希望回到党内，张闻天很重视。后来中央专门研究了茅盾的要求，认为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更有利，希望他能够理解，茅盾二话没有，愉快地接受了党中央的意见。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人劝他向中央要求，回到党内，茅盾说，“现在已经是执政党了，威信很高。我不想去分享共产党这个荣誉了。”但他始终一如既往地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社会上出现一些对党的非议和议论的时候，茅盾认为这个时候自己应该提出回到党内的要求，表明心志。“1981年，中共中央同意决定恢复茅盾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茅盾加入共产党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完全出于自己的理想信仰。因为信仰，所以要参加革命。茅盾这种不忘初心的信念和理想追求值得我们学习。”钟桂松总结道。

小说《夕阳》改名《子夜》，

意味着黑暗到来了，

光明就不远了。

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茅盾这样紧紧和中国革命、和政治牵涉在一起，这种实干家的气质更多是由商务印书馆带来的。这是北师大教授刘勇的论点，他说，商务印书馆能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成为市场份额占有率最高的出版机构，足以说明当时董事长张元济先生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更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样的性质让商务印书馆在运营上少了一些激情式的口号，而多了一份务实的行动，这一传统一直贯穿在商务印书馆长达百年的运营当中。而茅盾的文学创作，无疑受到了商务的深深影响。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陈福民研究员认为，中国古典文人的传统一直有一种潜流，就是不与社会合作，把这个标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这个影响一直到今天也没有经过认真反思。茅盾全面介入中国现代社会政治，他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持合作态度。他的文学核心理念和创作方法，比如认真地观察社会(他特别信奉“观察比了解更有趣”这句话)，把《子夜》当成社会档案去解读等等，这样一种文学理念和文学创作在今天都没有过时。

钟桂松说，早在1920年1月25日，茅盾就发表了《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提出“为人生”的文艺思想，他说:“我以为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进化的文学有三件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唯其是要有普遍性的，所以我们要用语体来做；唯其是注重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所以我们要注重思想，不重格式；唯其是为平民的，所以要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光明活泼的气象。”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茅盾的话，“文艺作品不仅是一面镜子——反映生活，而须是一把斧头——创造生活”揭示了文学创造的真谛。

践行文艺为人生的理念，《子夜》是代表。1933年《子夜》甫一面世，就有学者朱明评论说，“他(茅盾)四顾无人的霍地一声，把重鼎举起来了。”在宏伟地再现中国30年代初期社会现状上，它的确是扛鼎之作。

记者看到，小说《子夜》手稿上明确写着题目为“夕阳”，并横排写下“In Twilight”以及四行英文表述的故事定位。“子夜原名叫夕阳，手稿是夕阳，出版的时候改成子夜。‘夕阳’只意味着旧中国日薄西山，象征着被世界列强吞噬的状貌；而‘子夜’是深夜11时至次晨1时之间，既是最黑暗的时候，又是黎明的前奏。黑暗到来了，光明就不远了。”钟桂松解释说。

文学作品紧随时代、贴近生活是茅盾创作的原则之一。对此，钟桂松完全赞同，“文学要有生活，写小说就是写生活，还要写出时代大趋势，写出希望。看《子夜》就知道，茅盾有生活经验的这部分，写得神采飞扬。没有生活经验这部分，写得就逊色些。比如，他写证券市场，企业家生活熟悉，他有生活，所以写得文采飞扬。有生活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东西。任何时候写作品都是要有生活。”

短短一篇《离骚经》，茅盾共作了231条注释

在展览现场东侧的展柜中，陈列着茅盾的部分手稿，其中有长篇小说《子夜》的写作大纲、总体结构、内容提要、小说开篇等手稿，还有写给巴金等人的信札，娟秀的行楷，整齐有序地记录着茅盾创作时严谨周密的行文思路，修改处密密麻麻，涂抹处也无半点轻忽。

“茅盾的严谨是一贯的，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编辑时，他校注《淮南子》《庄子》《楚辞》等多种古籍，并分别撰写了序言，显示了茅盾在古典文献和神话研究上的深厚学养，所写的注释内容比原文还多。”钟桂松指着展柜中陈列的书稿说。校注完《淮南子》后，茅盾从浙江局刻的通行本《庄子》33篇中选了12篇，进行逐篇逐句的校注，之后又写了一篇序言，分为庄子其人、《庄子》的存佚问题、《庄子》的注家问题以及对《庄子》思想的讨论。五卅运动结束后，茅盾着手选注《楚辞》，选注体例与《淮南子》《庄子》一样。短短一篇《离骚经》，茅盾共作了231条注释，写了数千字的注释文字。而《大招》一节，茅盾也写了58条注释。

研究茅盾其人及作品几十年来，钟桂松从茅盾身上学到很多，“如果要说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谨言慎行，做事情一定要严谨，茅盾自己是做到的。包括我们作研究，提出说法要有根有据，凭想象当然是不行的。还有就是，知行合一，说了要做，做了就要做好。”

作为“共和国的文坛保姆”，他拯救了一朵即将枯萎的“百合花”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担任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还兼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被誉为“共和国的文坛保姆”。第13任《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谈到茅盾先生，他说:“最近茅盾的一篇文章比较火，叫《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就是给1958年6月的《人民文学》所写的一篇文章。那张手稿后来外流出去，拍出了1000多万元的价格。在‘大跃进’的社会背景下，那么喧哗的一个时代下，他能从艺术、节奏、速度、情感等方面分析了几篇小说。一位作家能在巨大时代命题下，非常关注艺术的发展、艺术的逻辑和艺术的享受，这是只有了不起的大文人才能做到的境界。”

正是这篇《谈最近的短篇小说》拯救了一朵即将枯萎的“百合花”。1958年的一天，正在翻看《延河》文艺杂志的茅盾忽然眼前一亮，就像在沙漠里突然发现了绿洲。这片“绿洲”就是茹志鹃的《百合花》。茅盾从故事展开、人物塑造、手法布置等角度，结合小说原文的语言和细节，对这篇小说进行剖析。他写道，“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

茅盾不知道的是，《百合花》发表不久，作者茹志鹃的丈夫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被开除党籍、军籍，这朵“百合花”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与磨难。当茹志鹃于1958年6月在《人民文学》上第一次读到茅盾的评价时，激动不已。茅盾的这篇评论如及时雨一般，滋润了“百合花”的心田，让她重燃斗志。198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茹志鹃的短篇小说集《草原上的小路》。茹志鹃第一次张口向茅盾求序，正忙于写回忆录的茅盾没有推拒，写下了文采飞扬的序言。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说，茅盾是从商务走出的文化巨擘，商务十年，培养了茅盾；反过来，茅盾在商务的编辑工作和革命活动，推动了商务的改革，使得商务在新文化的潮流中，成为百年商务历史浓墨重彩的一章。一百前播种的新文学的小树，如今已经长成枝繁叶茂的森林。茅盾走过的道路，作出的开创贡献，值得我们永远追寻。

中午12点半，记者走出被喧嚣包围着的商务印书馆，回首看去，巨幅海报上的茅盾，目光如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