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
被日寇炸毁前的商务印书馆大楼
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是全国出版业的中心，而商务印书馆则是这个行业的龙头老大。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都是教会学校———清心学堂的学生，毕业后在教会出版社———美华印书馆和英文 《捷报》馆做工，他们不甘寄人篱下，而且看到印书业有发展前途，所以几个亲戚好友自己集资成立了一个印书馆。他们熟悉印书流程，也有行销渠道，但是文化程度不高，无法掌握编辑业务，所以开始时只是承办代印业务，正如其店名所示，属于商务印书。待到他们想自己组织书稿，做出版事业时，却受到编译者的欺骗，印了些卖不出去的劣质之书，当然更谈不到引领出版潮流。
商务印书馆真正走上出版轨道，并成为领军企业，是在邀请张元济入伙之后。
张元济是1892年的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曾任刑部贵州司主事，后转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是一位维新派人士。因参与新政，推动变法，戊戌政变后受到革职处分，而且“永不叙用”，断绝了他的仕途，也使他看清了当政者的面貌，对这个政权感到绝望。但是，他变革之心未灭。既然上层无法推动，就将注意力转向民间。于是他来到上海，被盛宣怀招进南洋公学，筹办译书院。这既是盛宣怀上司李鸿章的关照，颇有爱惜人才之意，也正合张元济本人的意愿。
虽然同是维新派，张元济与康有为的想法本来就有所不同。康有为看重上层的政治变革，急于事功，喜欢出头，而张元济则着意于基层的思想启蒙，工作更为切实。还在北京时期，他就与人合办通艺学堂来培育人才，到上海后，既然有南洋公学这个现成的基地，他仍想一展他的抱负。但那时的学堂，颇多官场习气，由于人事的制肘，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所以当受到商务印书馆当家人夏瑞芳的竭诚邀请时，他就毅然辞去教职，走到出版界中来。
张元济于1901年入股商务，成立股份有限公司;1902年开始在商务办事，请蔡元培出任编译所所长;1903年，蔡元培因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内讧，出走青岛，张元济接任编译所所长;1916年张元济接任经理;1920年改任监理。
中国传统社会一向以官员为上，因此也很看重读书人，而最轻视的则是商人，对于职业的分类排列是：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商为四民之末。张元济从政府官员到学堂教习，都还在“士”的范围之内，而进入商务印书馆，则明显是加入商界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这只要看看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有些官员放弃公职，下海经商，都还成为社会上的热门话题，就可以想见张元济在上世纪初这一举动的惊世骇俗，也可见其决心之大。
夏瑞芳也是个有识见的人。他从实践经验中感知，倘若没有有思想有眼光的文化人掌舵，单靠自己这些有经营之才的伙伴，是无法将出版社办好的，所以竭诚邀请张元济出山;而张元济之肯加入商务事业，除了为夏瑞芳的诚意所感动之外，更重要的，当是想借商务印书馆这个平台，来实现他的启蒙教育理想———这时，他已看到出版物对于启蒙教育的作用。有了这两方面的结合，这才有商务印书馆的大发展。
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之后，首先要做的事是招揽人才，充实编译馆，然后组织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
他之所以重视基础教育，与他的启蒙教育思想有关。原本，他和许多维新人士一样，都很重视英才教育，但从百日维新到血腥政变，他看到了很多东西，因而教育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 中提出了普及教育的观念，说是“勿存培植人才之见”。当然不是不要育才，而是因为“念念在育才，则所操者狭而所及者浅”，反而培育不出人才，只有全民普及教育，这样才能民智大开，人才也就脱颖而出了。所以，较之高等教育和专门教育，他更重视基础教育。他之离开南洋公学，而进入商务印书馆，就是想借助出版事业而普及教育的意思。
同时，当时的形势，也恰好给他提供了做好这件事的客观条件。戊戌政变之后的义和团运动，并由此引发的八国联军之役，将清廷的昏聩、颟顸暴露无遗。为缓解社会矛盾，清廷被迫下诏实行“新政”。虽然这“新政”不过是一块应付民意的空招牌，但改书院为学堂、多设蒙学和改革科举考试课目的诏书，却多少给改革派开启了一条缝隙。张元济抓住了这个机遇，大力做启蒙教育工作。他请了许多知名学者，如蔡元培、夏曾佑、杜亚泉、蒋维乔、高梦旦、庄俞、严保诚等人，认真编写出一套最新教科书。其认真程度，可从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编写过程中看出。这套国文教科书由蒋维乔负责，但由圆桌会议定稿，即将编好的课文放在圆桌会议上进行合议，逐课审查过去，最后定稿。张元济编写教材的原则是，既反对以四书五经中的传统思想来教育学生，也反对照搬外国教材的内容，而是要求适合中国特点，用启蒙思想来教育学生。张元济提出，编教材不以营利为目的，而重在启蒙教育，但由于教材编得好，为全国多数学校所采用，占领了极大的市场，商务也因此积累了资金。而且由于编者水平很高，其中有些书还站在学术前沿。如夏曾佑所编的 《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收入大学丛书，一直为学人所重视。鲁迅在谈到夏曾佑时说：“弄些什么‘国学’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 《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地清楚。”(《谈所谓“大内档案”》)可见鲁迅对他史识的推崇。
编印教材是商务印书馆的重点工作，但作为一个出版机构，也不能局限于此。文化思想的传播应该是全方位的，所以商务印书馆的工作面也撒得很开。
商务印书馆出书很多，方面也很广。它出了许多普及新知的丛书，如商业丛书、财政丛书、历史丛书、地理丛书、传记丛书、说部丛书等;也出了许多学术新著，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等;还出版了影印本《四部丛刊》初集、续集、三集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对保存古籍作出重要贡献。
出版社办刊物是那时的一种风尚，也是发展文化事业的必要。他们为了能与社会及时通气，早在1904年就创办了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继而又有各种专业杂志，如《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政法杂志》《学生杂志》《儿童世界》《英语周刊》《自然界》等，影响遍及各个领域。而《绣像小说》则办得更早，对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起了推动作用。
对于中国近代图书馆业的发展，商务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开始搜罗图书，原是出于编书审稿的需要，张元济说：“每削稿，辄思有所检阅。苦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乃思访求善本暨所藏有自者。”(《涵芬楼烬余书录·序》)图书搜集得多了，就建立了涵芬楼藏书库，后来又扩展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成为当时民间最大的图书馆。可惜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被日本炮火所毁，纸灰从沪北飞到沪西。当时正在沪西家中的张元济见到，不禁为之泪下，说：“工厂机器、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为了出好书，商务是不惜工本的。不但以巨资搜集图书，而且也用高稿酬来购买名家书稿。清末民初有两个大翻译家：严复和林纾。严复出身于水师学堂，曾到英国留学学习海军，但关心时事，翻译的却是西方的经典社会学说，第一本译作《天演论》的出版，就轰动读书界，影响极大。张元济与他是至交，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时就出版他的译作，到商务后当然要把他的书网罗过来;林纾不懂外文，他是靠与别人合作，“耳授手追”而成，但因他古文好，译本很流行，于介绍外国文学、打开国人眼界上也有大贡献。张元济为了出版这两个人的译作，敢于花大价钱。给严复的版税高达百分之四十，高出别人一二倍;给林纾的稿费是千字六元，而当时一般是千字二元。敢于付出这样高的稿酬来购买名家之作，也就是出版家的魄力。
但是，张元济也有不肯出版的名人之作。如孙中山于1919年修订了《孙文学说》，托人交商务出版，但是就被回绝了，这很遭别人的诟病，说张元济对革命派有抵触。其实，他不想出版政治人物的著作，多半是吸取了戊戌年的经验教训，不愿介入政治斗争的缘故，这只要看他对待康有为的态度，便可了解他的心意。康有为是当年变法运动的同道，后来是保皇派的领袖、复辟派的骨干，他要商务代售他所主持的《不忍》杂志及其所著书，也遭到了拒绝。
但中国的政治局势和文化思潮都发展得太快，使人们一下子难以跟上。张元济的思想起点是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在当时因激进而受祸，但不久就落后于形势了。这种脱节，必然要给他所主持的出版事业带来损失。比如，辛亥革命的成功，出乎他的意料，由于思想上没有准备，所以未能及时组织人员改写中小学教科书，使得从商务分离出去的陆费逵、沈知方等人组建的中华书局占了先机。虽然后来赶快修订补救，但已失却独领风骚的局面。
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商务更显得有些保守。最明显的，表现在《东方杂志》与《新青年》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上。虽说杜亚泉的议论并非全无道理，但在陈独秀的凌厉攻势下，却显得非常被动，使《东方杂志》被目为保守阵营的代言者。《小说月报》的主编王莼农是旧式文人，发表的多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品，这当然也不能适应新文学运动的要求。好在张元济很快就看清了形势，他的态度不是逆流而动，却是迎头赶上。首先是撤换杂志的主编，如把杜亚泉调到理化部，而让陶惺存去主编 《东方杂志》，尽力跟上形势;《小说月报》的主编则换上青年作家沈雁冰，沈雁冰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封存已买的旧稿，组织新人新作，将《小说月报》办成了新文学的基本阵地，在文学革命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张元济和商务领导层还有更大的举动，就是想请胡适来做编译所所长。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当时风头正盛，如果他能出掌编译所，商务的出版物当然能焕然一新，可以再领时代风骚。但是胡适舍不得离开北京大学的位置，因为经过蔡元培改造的北大，已经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其影响力远胜过一个出版机构。但是商务高层很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一定要胡适利用暑假这几个月，来考察一次，胡适被张元济、高梦旦等人的精神所感动，只好答应，于1921年7月15日离京南下，到商务印书馆进行考察，为他们做了一份改良计划书。不过胡适觉得有他自己的事业要做，仍不肯离开北大来就职，甚至让他在北京主持编译所也未能同意，却推荐了他的老师王云五以自代。
王云五自学成才，在当时还名不见经传。他在中国公学曾教过胡适的英语，深得胡适的信任。虽然商务编译所的一些骨干并不看重他，认为他没有学术水平，但由于胡适的推荐，商务高层还是决定聘用他，出任编译所副所长，协助所长高梦旦工作，而且很快就接任所长职务。
王云五还是有才干的。他利用胡适的社会关系，组织了许多欧美留学生的稿子，出版了很多新潮书籍;而且他自己也编制出四角号码检字法和中外图书分类法，方便检索，甚为实用;又组织出版了《万有文库》等大型丛书，在普及文化知识上，多有贡献。他不但有编辑才能，而且还有管理才能。所以后来还当了经理，在“一·二八”轰炸，和“七七事变”后，于重建商务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只是，王云五的路向与张元济恰恰相反。张元济是从政坛走向出版界，以文化建设为职志，奋斗终生;而王云五则从出版界走向政坛，抗战时期就热衷于政治活动，抗战胜利后就辞去商务职务，而专门从政了，后来由于政治上的失败而重新回归文化。他们的人生道路，给后人留下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
分享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