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先生

1926年8月，陈云同商务印书馆职工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合影。前排左三为陈云。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时，商务印书馆疗病房（图左）为起义总指挥部，周恩来等在此指挥战斗。

林纾山水册页八开

20世纪30年代初的商务印书馆总厂全景

林纾现象

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谋变求存的一代知识分子中，林纾是性格比较鲜明、际遇比较特殊的一位。这里所谓“林纾现象”，是指18世纪开始的中西文明碰撞中，林纾作为西方文化的引介推广者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定守卫者，在新文化运动前后遭遇到的两种绝然不同的境遇。新文化运动前，林译小说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堪称空前绝后。林纾作为西方文化的译介者和传统社会的批判者，享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较高的社会声望；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开始，他与激进派及新文化诸将激烈论战，反对废弃文言文、反对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因其论辩对方所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影响日盛，“力延古文之一线”的林纾渐渐被视作“旧文化卫道者”，愤懑失意，甚至被迫从北大辞职至，以“遗老”自居，卖文卖画为生。在这两个阶段中，林纾的“激进”与“保守”都达到了相当的强度。两厢对比如此分明，如此强烈。林纾在历史演进的洪流当中表现出来的“矛盾”，代表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中西文明碰撞中的普遍困惑；由此而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所做的思考，亦代表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中西文明碰撞的痛苦中，重新寻求民族安身之本、立命之途的不懈探索，因而具有普遍的意义。

“林纾现象”还包括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在日趋激进的社会潮流中，林纾研究的长时间沉寂。直到20世纪80年代，林纾才被重新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林纾作品的价值以及其对待中西文明的观点、态度、方法，也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评价。

林纾本人具有多重的文化身份。他自诩为“叫旦之鸡”“共和之老民”。有关学者研究了他被时人与后人加冠的众多头衔和标签，令人目不暇接：“一个很清介的人”、维新派、爱国者、启蒙者、卫道者、遗老、“译界之王”“译坛泰斗”“桐城谬种”“婢学夫人”“唐吉诃德”“文化守灵人”“中国文化巨人”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标签无疑体现了林纾身份的复杂性，其历史定位也是几经波折：正面—反面—平反—多元。林纾研究之热与他身份的多样性不无关系。笔者认为林纾多重身份的核心，正是启蒙。

林纾最早的文学创作《闽中新乐府》，发表于19世纪末年梁启超参与创办并主导的澳门《新知报》，早于康梁的启蒙新诗，可谓发“诗界革命”之先声。这些新乐府诗引新学语入诗，输入时代新内容，使之呈现通俗化、白话化、散文化的趋向，其中的新名词、新语句，传达出新思想、新情感、新意境；在内容上讽喻时弊，宣传爱国思想、倡导维新思想，表现出浓郁的时代气息和晚清特有的近代化特征。

林译小说极大地发挥了文学的启蒙作用，推动了一代文学大家的产生。这些小说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主要作家和主要文学流派，给孕育期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提供了聊以仿效的范本。胡适认为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周作人说他和青年鲁迅都曾是林译小说的热心读者，“他介绍外国文学，虽然用了班、马的古文，其努力与成绩绝不在任何人之下”。郭沫若在《我的童年》中写道：“林译小说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影响的，……在幼时印入脑海中的铭感，就好象车辙的古道一般，很不容易磨灭。”有学者认为，林译小说是中国近现代文学艺术孕育、发展的基石和催生的动力。

此外，林译小说率先将全然不同的文明图景带入了国人的眼界。他翻译的小说，展现了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观念、风土人情乃至各种生活细节与本土迥异的西方世界。人们在阅读这些引人入胜的小说时不知不觉中展开比较和思考。这种顺由文学阅读由感观带动的自觉启蒙，正是阅读林译小说的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经验。

林纾是最早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批评的知识分子之一。这些批评散见于各类文体。林纾认为传统政体脱离实际功用、司法落后、“视民贱、取民多”，指出国民种种劣根性，如缺乏法制观念、官本位、迷信等，他尖锐地指出国人在宗法制度、封建礼教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等因素作用下形成的涣散、自私、愚昧、荏弱、驯顺、畏葸、怯懦、退让等秉性。这些批评在当时无疑成为醒世与警世的响钟，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与后来的学术大家相比，林纾的批评缺乏思想深度和学理支撑，与新文化诸将相比也不那么“彻底”，这为他后来在“文白之争”中陷入被动、走向沉寂，最后竟至成为“旧文化”的“顽固保守”的代言人埋下了伏笔。

而成就林纾一代文化大家的推手，正是当时最有成就、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机构——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的文化使命

在保国救种的深重危机下诞生的商务印书馆，对民族未来与国家建设，自始至终抱有强烈的使命感。商务印书馆创立于1897年，1902年张元济的加入，使其确立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企业宗旨。所谓的“民智”，是为普通民众的知识、智慧和人格状态，“开启民智”，即改造中华文化，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塑造中国人的新人格，由此去建设新文化、新政治、新国家。

19世纪末，青年张元济通过科举走到了清末政治变革的中心，参与戊戌变法。近距离置身戊戌变法的风暴，使他得以以全局的视角观察社会景象，感受中华文明的危境。变法失败后，他认识到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的局限，意识到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重建国人人格与智识。民族振兴必须以思想文化的转型为前提。张元济离开光绪之后经过短暂的摸索，认定出版业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支点。“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要”，而这正应合了当时知识分子在剧烈的中西文化碰撞中，需要广开言路、探索文明前景，为政治、社会、文化变革做思想与舆论准备的时代要求。从此张元济沉入民间，安身于出版这片良田，耕植“教育救国”的理想终身不渝。

张元济的出版活动，是从救国强兵等国家急务开始的。1899年6月，张元济出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3个月后，就译出《日本军政要略》《战术学》《军队内务》《作战粮食给与法》《军队与法》《陆军学校章程汇编》《宪兵条例汇编》《军队教育方针》。8种图书全部是兵书。再拟即译的图书23种也都是军事书籍。此时正值甲午战败5年，戊戌失败9个月，不难理解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这3个月的悲愤与急切。1901年，张元济向盛宣怀报告译书院情况：“本公学译书院历年译书共成十四种，有关兵政者十二种，教育、商务一种；尚有兵政八种，理财一种，商务两种，国政两种，学校三种，税收一种，均经译成，现已陆续付印。”“变法之端在兴学，兴学之要在译书”（盛宣怀），张元济南洋译书的工作，是维新运动的延续。

从译介救国强兵图书进入出版的张元济，旋即将出版重点转移到受众最广泛、于民族文化改造最重要的中小学教科书。1904年张元济主导下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的编纂出版，是现代教育制度的滥觞。之后商务的出版范围逐步上行到社会教育、知识普及领域，又上行到西学名著—各科学术—工具书—古籍整理等高端知识领域，其间伴随着兴办各类培训学校、兴办杂志等直接的社会教育实践。从知识体系的整体来考察，张元济带领下的商务，出版轨迹是一条从上层建筑到基础教育再回到上层建筑的U形线，最终促成了汉语现代知识体系的整体构建。其出版物锁定的读者目标，也从少数上层统治阶层、普通民众，覆盖到广泛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商务的出版主题，随着时代要求而变化，随着社会进步而发展，但始终不离“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宗旨，始终服务于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时代要求。

对应商务120年的企业发展史，是中国120年的现代化进程。其间有相对和平、易于发展的年代，但更多的时候则充满困难与挑战。商务曾经被大火烧过、被日军轰炸过、被战火毁灭过、被取消建制集体下放农村、被市场经济之初的各种野蛮行为侵权危害，几次濒临解体。但是这个百年老店的基因里面，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力，使它面临最极端的困难都能弦歌不辍，身处再绝望的境地都能浴火重生。国人尚在沉睡之时，商务大规模出版林译小说、“共学社丛书”等宣传维新、推动启蒙；绝大多数国人都是文盲、民族复兴遥遥无期之时，商务“木铎启路、日新无已”，编印新式教科书开辟“开启民智”新篇章；当识字率上升、国人亟需普及性读物时，商务印行“万有文库”等，将各科知识请下殿堂，进入普通的中小学图书馆；大学初兴、学科初立，商务组织出版“大学丛书”，编印百科和专科辞典，推进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建国后，商务编印《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为全民扫盲和汉语规范化铺下奠基之石；当现代化进程陷入停滞，商务坚持系统移译“汉译名著”，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系统的思想资源和知识准备……商务百余年基业长青的秘密，在于它始终忠诚于企业宗旨和文化使命，在于这种使命感的召唤下，它从不停止对自身与时代关系的思考，在于它始终努力解答不同时代的文化命题。

今天的商务依然以一百余年前的“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努力追随时代步伐，承担自己的文化责任，愈益表现出更强的自觉意识。上一任总经理王涛将商务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进行思考与定位，擘画了“汉译名著”2000种的蓝图。现任总经理于殿利则提出“服务教育，引领学术，担当文化，激动潮流”的使命担当，其主导下出版的“国际文化版图丛书”、《全球华语大词典》、自然博物图书、古籍图书等，是在继承传统出版的前提下进行的新拓展。这是商务在新时期承担自身文化使命的具体实践。

兼容并蓄：在大时代中涵养社会思潮、孵化社会力量

高远的理想、强烈的使命感决定了其宽阔的胸怀。商务120年的历史，展现了海纳百川的文化气象。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迅速成为大时代、大中国、大上海的一个大舞台，不同的社会力量在这里粉墨登场、汲取养分，同时也彼此竞争、相映生辉。商务几度成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孵化器和不同文化思潮论争的阵地与焦点。康、梁、严、林等维新派，蔡元培、吴稚晖等革命党人，陈独秀、茅盾等新文化左翼诸将以及周恩来、陈云等共产党领袖，直至二三十年代各学科一代学术奠基人，都曾经以商务为舞台展开政治、文化、思想、学术活动。除了这些往来的名家与鸿儒，更有多少籍籍无名的普通人从这里走出去成为各行各业的翘楚方家。不为人知的是上海黑帮甚至一度也活跃在商务。当然最典型的就是陈云这样的孤苦少年，14岁进到商务，前后8年受其多方面的滋养，并进入到中共工运的核心，由此成长为时代巨人。

商务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早期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研究这段历史，对于考察商务在大时代中涵养各种社会思潮、孵化社会力量、推动时代前行，展现其有容乃大、兼容并蓄的企业文化，具有典范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近现代史上大多数政治势力、文化流派、学界名流与商务印书馆都发生过或深或浅的关系。商务在经营上长期奉行“在商言商”的原则，曾经拒绝过孙中山、陈独秀的政论著作，国民党的政训读物，以示与政治保持适度的距离。但作为一个多元的文化机构，一个大时代的文化、政治与经济的大舞台，商务不可能与政治绝缘，他自觉不自觉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了特殊而关键的角色。

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于上海。早期党员如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沈雁冰、林伯渠、沈泽民、周佛海等，几乎都有报刊编辑或记者的经历。中国共产党发起成立伊始，即自觉致力于构建自己独立的宣传传播网络。作为新知识、新思潮、新文化的聚集地，上海早在清末民初就已集中全国最多的书局和报刊，并建立了全国乃至整个东亚的知识传播网络和连接世界各地的通讯网络。上海又是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当时“一市三制”（法租界、公共租界、华界）的特殊治理格局，为中共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可供腾挪的空间。

在这些媒体出版机构中，商务印书馆无疑是规模最大、资本最雄厚、人才最集中、网络最健全的。他强大的生产组织和辐射能力、兼容并蓄的企业文化、温和宽厚的管理群体，天然成为创建时期中国共产党借重的力量。务并不介入政治运动，但密切关注社会思潮动态，与各种文化学术组织和政治力量保持着紧密联系；不直接出版政治操作层面的读物，但属于思想学术范畴的作品大多来者不拒。上海早期中共领袖，不少与商务有过不同程度的来往。如中共“一大”核心人物李汉俊常为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写稿，并与李达共同介绍沈雁冰加入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在商务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小学万国地理新编》，他向商务推荐的瞿秋白《赤都心史》也获出版，后来他还担任过商务馆外名誉编辑。据统计，1919年至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即有20种，是同期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最多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的主要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均刊载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胡愈之、茅盾、杨贤江等共产党员先后担任过这些杂志主编。当时，商务印书馆实际上成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镇，也因而在思想上和舆论上推助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早期发展。

这里有一个常被人忽视、却非常有意味的历史细节。1921年7月23日—7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公馆”举行。这个“李公馆”的主人，正是李汉俊的哥哥、商务印书馆编辑李书城。7月30日晚，第六次会议刚刚开始，法租界巡长奇琼带领两名法国侦探、两名华人侦探、三位翻译进门巡查，李汉俊以“我是学校教员兼商务印书馆编辑，请几位专家讨论某丛书编辑问题”应付过去。这才有了第二天嘉义“南湖的小船”以及在船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纲领》。

商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中共中央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借助商务印书馆编辑身份的便利，沈雁冰一直担任秘密联络员，负责处理各地党组织与中央的信函来往。各地党组织给中央的函件均寄给他，外封写“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收”，内封则另写“锺英”（“中央”谐音），或“沈雁冰先生转锺英小姐玉展”，或“转陈仲甫先生台启”。外地有人来沪找中央，一般也先去找他，由他报告中央再做后续安排。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以产业工人为依靠，以城市斗争为主要手段，转为“农村包围城市”则是大革命失败后的被迫选择。当时的上海是革命的桥头堡，商务的产业工人规模达3000余人，是“一支有觉悟、有文化、有组织纪律性、有战斗力的产业工人大军”。据陈云回忆：商务党、团、工会组织阵容之强，党团员人数之多，在上海居于首位。1923年7月，上海地方执委改选，5位执委商务竟占了两席。对待革命活动，张元济、高梦旦等甚至暗中自掏腰包给予支持。茅盾在馆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担负党中央联络工作，管理层完全不察觉是不可能的，但始终未做干预；茅盾因革命活动被迫离职时，商务给予了丰厚的退职金和少量的商务股份。

革命力量在商务迅速发展，从五卅运动到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商务职工不但是参与者，而且是中坚力量。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周恩来的起义指挥中心设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医务室内，起义中400多名商务工人手持步枪冲在最前面，7名工人在起义中牺牲。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与商务这个“革命大本营”的产业规模、革命氛围、革命力量的充实壮大有着相当的关系。

林纾与商务印书馆：从互相成就到相“望”于江湖

如果说商务对待早期工运的态度，反映了商务对内处理劳资关系、对外处理与新兴社会力量关系的基本态度，那么商务与林纾的关系，则反映了其对内处理与作译者的关系，对外对待各种文化流派与思潮的基本态度。商务对待林纾，从初期的互相成就，到后期的相“望”于江湖，反映了其兼容并蓄、温和包容的文化态度，同时也颇能代表商务“顺潮流左右应付”，进退有据、高低有时的稳健务实。

林纾之于商务的重要性是多重的。林纾和商务联袂创造了“林译小说”这一文化品牌，成为出版家和作译者合作双赢的佳话。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后不久，福建同乡、商务编译所所长高梦旦邀请他为商务翻译小说。林译小说“以振动爱国之志气”为目的，双方意气相投，张元济自然支持，加之高梦旦这位强有力的幕后推手，遂形成了长期的密切的合作关系。自1903年林译《伊索寓言》开始，林纾在商务出版作品总数达140余种。

商务印书馆对林译小说的重视可从版本的多样性得到印证。林译小说有的以单行本出版，有的在《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杂志上发表，再以“说部丛书”“林译小说丛书”结集出版。“说部丛书”有两个系列，第一个系列10部，每部10种，共100种，刊载林译小说56种；第二个系列4集，共320种，刊载林译小说125种。商务还出版有林译小说袖珍本，书籍价格大幅下降，大大扩大了阅读群体。为纪念林译品牌，1982年商务馆庆85周年之际选林译佳作10种点校出版，之后又相继出版《林纾的翻译》《林纾诗文选》，直至2016年还整理出版了《林纾家书》。林译之于商务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深受读者欢迎，林译小说是商务宣传推广的重点。1910年代末期，商务在国内有25个分馆，在新加坡、香港也设有分馆，林译小说发行范围甚广。商务不仅在自办报刊上刊载林译小说的广告，《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时报》等国内有影响的报纸，甚至在西北地区的《长安日报》《公意报》和《西北日报》均刊登了林译的广告。商务还借助其在教育系统的强大影响推介林译小说。1907年2月18日，《新闻报》刊载商务“学部审定教科用书，宣讲用书”，林译《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3种在列。林译小说有10部入选“教育部褒奖通俗教育小说”，有的还被纳入国文的补充读本。

林译小说的畅销，为商务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当时商务稿酬一般千字2—3元，而商务付给林纾达千字6元。仅1916年上半年11种近60万字的译稿，林纾即获稿费3000余元。林纾在商务的稿酬收入相当丰厚，后来入股商务成为股东。双方可谓均名利兼收。

林译小说畅销十年，以1913年为界明显分为前后两期，后期译笔逐渐变得草率，译稿色彩黯淡，且存在不少错误。如何处理与这位为潮流所不容，且书稿质量日趋下降的老作者的关系？商务的处理非常“商务”，给历史留下意味深长的余韵。

商务内部对林译小说的批评早于新文化运动。1914年，当时的《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在给钱基博的一封信中写道：“近此公有《哀吹录》四篇，售与敝报。弟以其名足震俗，漫为登录，就中杜撰字不少：‘翻筋斗’曰翻滚斗，‘炊烟’曰‘丝烟’。弟不自量，妄为窜易。以我见侯官文字，此为劣矣！”而商务对林译小说态度的明显转变是在1916、1917年。这两年《张元济日记》多次提到林译小说：

收琴南小说三种，《畅所欲言》拟改《卫国谈》、《香钩情眼》、《红箧记》。（1916年2月23日）

梦旦查告，琴南小说，今年自正月至八月收稿十一种，共五十七万二千四百九十六字，计资三千二百零九元零八分。梦意似太多，余意只得照收。已复梦翁。（1916年8月10日）

竹庄昨日来信，言琴南近来小说译稿多草率，又多错误，且来稿太多。余复言稿多只可收受。惟草率错误应令改良。候梦归商办法。（1917年6月12日）

林琴南译稿《学生风月鉴》不妥，拟不印。《风流孽冤》，拟请改名。《玫瑰花》字多不识，由余校注，寄与复看。（1917年8月14日）

由此可见，商务印书馆从编译所长张元济、高梦旦，到高级编辑蒋维乔、《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等对后期林译小说都颇有微词。但大家又不完全持否定态度，《小说月报》后来的主编沈雁冰对《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就是赞赏和肯定的。

如何处理？张元济日记寥寥数语已经说得很清楚：发现来稿有问题的，起初仍照单全收，并做必要的编辑处理，例如修改书名；渐渐地质量问题突出起来，便开始对稿件进行仔细校订，张元济一度竟亲自看稿。期间由于市场和译稿质量的双重问题，商务不再印行单行本，改由在《小说月报》等杂志上发表。到了1919年以后，在“五四”运动的进一步冲击下，刊载林译小说和旧小说的《小说月报》发行量连年下降，馆方启用左翼文化新人入主改革，沈雁冰提出革新《小说月报》的三项条件之一就是“现存稿子（包括林译）都不能用”，而当时已经买下的林译小说有数十万字之多。商务的做法很值得玩味。1923年1月，商务特意办了一本较《小说月报》通俗的《小说世界》，提出化无用为有用，把沈雁冰封存的礼拜六派和林琴南的译稿通通都利用上了。

这样的处理，从大局上来看，商务逐渐放弃林译品牌，是为了密切关注社会进步，跟进思想潮流，顺应新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趋势；从人情上来看，转移阵地等缓兵之计则关照了林琴南这样的著名老作者的体面与利益；从市场角度来看，也延续了对老读者的服务；最重要的是，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客观上对保守的文化势力所保留的温情，为未来的各种可能留下了余地。一百年后，当我们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林纾的思想主张，对他做出越来越多的正面评价，当我们回头看一百年前商务如何处理这样涉及新老作者、新旧市场、新旧文化、新旧思潮等微妙棘手问题，不禁感慨于商务的温情手法与历史螺旋式发展之间的某种契合。这样的处理，不可谓不敦厚，也不可谓不精妙。这种对待不同境遇的作者、不同的文化主张、不同的社会力量，必要的时候果断取舍，但始终持有的善意的初心、稳健的定力、开放的期待和温和的宽容，是商务区别于滚滚洪流中众多大小出版机构之处，也是促成商务百年蔚然基业的文化基因之一。

百年商务与“林纾现象”的当代意义

随着“革命”和“建设”告一段落，文化价值体系的整体构建日渐成为当今社会的迫切主题。回顾中国在这一百多年所走过的道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中西文明的关系，如何在保持本民族特性的前提下，开展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传统文化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作用与价值，与“五四”时期相比有了本质的变化。此时回望林纾，视角和标准已全然不同，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更多的时代背景被植入观察，对林纾的评价，也越来越多地被放置到历史长时段当中考察。于是，他的文学与书画才华被重新发现，他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批评，他的启蒙地位、中西学观、对新旧文化的思考、完整的文化立场呈现出独有的价值，日渐得到当代人的肯定。

现代化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西方的现代性，即是对自身传统的反抗与否定，又是延续和发扬。但在中国，现代化常常以对传统的彻底否定为前提。林纾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急遽转型的时代。实际上，林纾的“守旧”，是革新中的守故，是文化上的宽容。他不是反对新思想、新道德，而是主张在坚持中国传统道德本位的基础上，再借鉴和吸纳西方的道德和价值。他不是一味反对白话文，而是反对废弃古文的激进态度。这种改良思想，并不适应当时激进的潮流，但却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这样的态度与商务印书馆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在120年的历史中，商务印书馆引进西学与整理国故始终是并重的，对待各种文化思潮和社会运动既顺应潮流、有所取舍，又始终兼容并蓄、宽厚以待。这样的文化立场与文化态度，正是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卓越出版家和林纾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及其百年境遇，在今天重构民族文化与价值体系的时代背景下，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