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上半年，我完成在内蒙古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复试，转道北京回芜湖时，第一次去了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新华书店。由于自己已经确定要从最初报考的世界近现代史转到世界古代史方向，因此在书店中看到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阿庇安的《罗马史》时，向来有买书癖好的我立刻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只是当初自己太孤陋寡闻，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买的几种古典著作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直到正式入学攻读研究生之后，才从相关的老师和同学那里知道商务印书馆是一家有着悠久历史、且以翻译出版西方思想与学术著作为重的出版机构。与此同时，我购自商务印书馆的古典文献中文译本也越来越多，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巴曼尼得斯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波德纳尔斯基编的《古代的地理学》，还从旧书摊上淘到了《古希腊罗马哲学》等。除那些已经被翻坏而不得不置换的之外，它们中的大多数至今仍立在我的书架上。由于那时个人助学金只有每月58元，个人购买外文书几乎是梦想，大学图书馆能够买到的外文新书也非常有限，因此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希腊罗马的古典著作，成为我认识古典世界的主要窗口。
1987年，我研究生毕业后去了华中师范大学，主要教授本科生世界古代中世纪史。那时的华师世界史藏书非常有限，有关世界古代史的藏书几乎掰着指头都能数过来。非常意外的是，因教学工作需要，教研室安排我上的第一门课居然是世界中世纪史。因为是入职后的第一门课，我用了一个学期来准备讲稿。在此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使用的一些重要备课材料，如郭守田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布瓦松纳的《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希提的《阿拉伯通史》、马宗达等著的《高级印度史》等，居然又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1993年以后，由于原本教授世界上古史的老师退休，我得以逐渐离开中世纪史而回归古代史。从此时直到2000年左右，虽然从事世界古代史教学和研究的条件在不断改善，但是总体上仍不如意。尽管在此期间自己有幸获得了一次赴英国剑桥大学一年的访学机会，加上同行们慷慨相助，复印了一定数量的外文文献，但能够接触到的古典文献，仍主要依靠商务印书馆的中文译本。在此期间，一些重要的古典著作，如柏拉图的若干重要对话，塞诺凡的部分著作，撒路斯提乌斯的《朱古达战争》和《喀提林阴谋》、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等陆续出版，进一步丰富了我的古典文献收藏。那时自己追踪国外最新学术动态的主要手段，自然是阅读新的外文著作，但就基本史料而言，仍然要依靠商务印书馆的中文译本。事实上，自己日常阅读最多的，仍然是王以铸译的希罗多德和塔西佗，谢德风译的修昔底德和阿庇安，吴寿彭译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郭斌和与张竹明译的柏拉图《理想国》，任炳湘译的《高卢战记》等。有些书如希罗多德《历史》和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更是反复阅读。因关于古典世界的主要史料来自这些古典文献，熟悉了它们，等于掌握了古代的基本文献。今天自己能够对古代世界的诸多掌故和历史相对了解，偶尔还能在生活中拽上几句，不能不归因于那时对这些译本的反复阅读。而自己后来能够比较迅速地从古代希腊转向罗马共和国史，同样得益于对这些古典文献的掌握。
2000年以后，随着大学图书馆购买外文资料经费的大幅增加，以及学者个人外出访学机会的增加，还有电子图书与文献获得渠道的迅速拓宽，中国学者研究古典世界历史的条件，早已与上世纪80、9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同时，随着学术环境的变化，能够直接阅读原文，包括古希腊语文本的学者越来越多，对于古典文献中文译本的批评，声音似乎也相应地越来越高。应当说，这是中国学术进步的重要表现。相对于原文来说，译文毕竟存在重要的缺陷。首要的问题在于翻译同时也是解释，体现了译者的立场和时代的取向，所以在不同的译本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差别。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些细微的差异也许不是问题，但对于一个专业研究者来说，则可能影响他的观点和结论。
人们常说的修昔底德记载的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当霍布斯翻译时，他将伯里克利定义民主政治的那句翻译成“我们的政治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府在庶民（Multitude）手里，不是在几个人手里”。但在“企鹅古典丛书”的华尔纳（Rex Warner）译本中，变成了“我们的政府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洛布古典丛书”的史密斯（Charles Forster Smith）译本此处被译成“我们的政府确实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管理权不在少数人而在多数人手里”。比较而言，三个译本的主要差别在于政权到底是在庶民手中，还是在全体公民手中，抑或是在多数公民手中。三者的含义区别明显，第一种显然带有贬损意味，第二种当然比较肯定，第三种则介乎两者之间。核查原文，则用“多数人”更为准确。霍布斯是民主政治的批判者，对普通人殊无好感，相应地讨厌雅典人，因此把修昔底德的书名译成比较中立的“希腊人战争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Grecian War），把民主政治译成“庶民的统治”。华尔纳和史密斯都是在20世纪完成自己的译文，他们都把修昔底德的著作译成《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暗示他们接受了近代人将战争责任归于斯巴达的立场。不过略有不同的是，史密斯的译本为“洛布古典丛书”之一种，该丛书整体的规划比较强调忠实和直译。此外，他的译本完成于1919年，当时民主政治和多数人的统治已经逐渐变成褒义词，所以他并不介意将民主政治与多数人的统治联系起来。而华尔纳译本初版于1954年，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民主政治相当巩固，并且在文化中成为了完全正面的术语，他本人可能对民主政治有更多的好感，干脆就将民主政治变成了全体公民的统治。谢德风先生在翻译修昔底德时，采用的就是华尔纳译本，因此出现了民主政治下权力在全体公民手中的译文，并且成为大多数中国学者评价古代民主政治的重要依据。然而如上所述，这句话是英译者的解释，与修昔底德的原意显然存在一定差别。
译作的另一问题，是翻译有时会出错。刘北成先生曾在《北大史学》2007年刊上撰文，精辟归纳了翻译出错的三种主要原因，首先是译者的学识、中外文能力不足而且不善于使用工具书；其次是审校制度缺失，导致一些明显错误不能及时消灭；最后是缺乏健康的翻译批评。三者缺一不可。然而刘先生当年指出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未能圆满解决，导致某些译作错误百出，从而影响了学术翻译整体的声誉，连带一些比较好的译本，也遭遇冷遇。甚至出现一些作者明明利用的是中文译作，哪怕是一字未改，注释时仍煞有介事地使用外文版本的现象。
虽然2007年我已经可以方便地利用“洛布古典丛书”，又“煽动”自己所在单位的图书馆购买了部分牛津古典文献，个人电脑里也存储了不少古典文献文本，利用古典文献的途径变得多元而且更加方便，但商务印书馆的希腊罗马古典文献译本仍然是我书桌上的常客。每每有新的古典著作译本出版，自己必然会想办法得到一本，有些还会马上就从头到尾地读上一遍。在教学和研究中经常使用的，首选仍是商务印书馆的中文版本；给学生推荐古典著作的中文版本时，一般也是商务印书馆的版本。对于那些没有商务印书馆版本的古典文献中文译本，除非自己亲自阅读过，确信它们大体忠实可靠，否则宁愿推荐英文或原文版本。在撰写学术论文和著作时，一般情况下我仍参照“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并在注释中引用相关译文。之所以如此，除自己的阅读习惯外，也是对译者劳动成果应有的尊重。所幸商务印书馆这些年来推出古典文献新译本的速度大大加快，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绝大部分著作，西塞罗的著作《国家篇法律篇》等，以及重要史学家的著作，基本都有了中文译本，给学者们利用古典文献提供了诸多便利。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商务印书馆在继续坚持出版古典著作之外，也开始留意到有定评的近现代古典学著作，先后出版了蒙森的《罗马史》、乌特琴柯的《恺撒评传》和特威兹穆尔的《奥古斯都》，还推出了“探寻古文明丛书”的希腊和罗马两个分册；新规划的“古典文明译丛”中，包括了芬利最重要的《古代经济》《古代世界的政治》和《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塞姆的《罗马革命》、布尔克特的《希腊宗教》等，为国人认识古代希腊罗马世界，又打开了一扇重要的窗口。虽然有些著述自己以前读过英文版本，但有些著作如蒙森的名作《罗马史》，我必须毫不羞愧地承认，是在商务印书馆李稼年先生的中文版本推出后，才首次全部阅读的。很多与我同一辈的西方古典学领域的耕耘者，不知是否与我的情形类似？
有意思的是，在阅读商务印书馆古典文献汉译著作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如今也成为了商务印书馆的译者。承王明毅先生盛情，我先后承担了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与黄洋教授合作）、林托特《罗马共和国政制》以及罗与斯科菲尔德主编的《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的翻译工作。这些著述都属西方知名学者的最新论述，代表着国际古典学界最近的认识和研究的进展。在杜廷广和郑殿华两位先生的辛苦操持下，前两部已经顺利出版，而且已经或正计划纳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三部今年也已出版。我相信，随着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发展，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各种古典文献以及近现代著述，都将继续陪伴中国的学者们，其中自然包括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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