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庄氏旧宅状元第
常州庄氏旧宅状元第
以蒋维乔进商务印书馆为标志，商务印书馆“常州帮”正式开始形成。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同乡聚集，其来往互动更有一种类似“制度化”的措施来作为凭藉，以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同时也有意或无意地通过这种措施来维护或增强整个群体取得资源的可能性。
1916年，20岁出头的茅盾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他的舍友谢冠生向他介绍商务印书馆的人事情况，说了下面一段话：“编译所中的国文部（部长庄俞，武进人）专编小学和中学教科书的人是清一色的常州帮。……理化部是绍兴帮，除了校对之类少数人也许不是绍兴人。”确实，在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的，大多数是常州籍人士，据不完全统计，先后进出国文部的常州人估计有近百人，其中更有不少在近代学术史上举足轻重的名字，如蒋维乔、庄俞、陆尔奎、沈颐、方毅、谢观、谢仁冰、孟森、恽铁樵、吕思勉、臧励龢、谭廉等，这就是所谓的商务印务馆的“常州帮”，也被称为“阳湖耆宿”。“常州帮”可以说是江南旅沪文人群体的典型代表，对于这个群体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既可有助于我们了解江南旅沪文人群体的形成模式，也是传统知识分子转型及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极佳案例。
从血缘到地缘
明清以来，常州一直是江南文化重镇，名门望族不断涌现，“常州帮”的很多成员都来自常州的名门望族，如庄俞便来自常州最为著名的今文经学创始的庄氏家族，其先祖便是常州学派创始人庄存与，曾祖庄有可也是著名经学家。恽铁樵的先祖则是清代著名古文家恽敬，方毅的曾祖方履篯是嘉道时常州著名的骈文家和书法家，吕思勉所在的吕氏家族因出现了“五子登科”而被《旧典备征》列为清代最成功的科举家族之一，谢观和谢仁冰所在的罗墅湾谢氏也出产了超过20位进士。
江南的名门望族历来都是通过联姻编织成一个复杂而精妙的社会网络，以确保家族地位的延续，“常州帮”成员之间也是依靠这样复杂的婚姻关系联系了起来。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方毅的弟弟方粹和谢观一起分别娶了陈允颐的两个女儿，而陈允颐的儿子则是中华书局创始人之一的陈寅。方宾观和苏报主人陈范都是庄俞的姐夫，而陈范的妹妹则是沈颐的母亲。很多人在讨论“常州帮”时，往往会忽略了一件事，即张元济的母亲便是来自罗墅湾谢氏，谢钟英是其表兄，谢观、谢仁冰均是其外甥。光绪二十年（1894），谢钟英入都应会试，便来张家参见张母，并和张元济长谈时事。此后据蒋维乔日记，谢钟英、谢观、谢仁冰每至上海，都会与张元济见面吃饭。张元济日后邀请谢仁冰出掌商务印书馆经理一职，谢仁冰丰富的人脉自然是重要原因，但谢仁冰作为张元济外甥的关系也当是其考虑的因素之一。由此我们还可以发现，其实张元济与方毅、方宾观、庄俞、沈颐、谢观、谢仁冰都有或近或远的亲戚关系。这一个相当微妙而有趣的现象，当可以帮助人们深入理解常州帮形成背后的原因。
传统社会中的普通人即使有天纵之才，但没有强大家族的支撑，很难进入文化精英的核心圈。而到了近代，特别是上海这样东西文化汇聚、各种机遇并存的“冒险家乐园”，为普通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很多没有太多社会资源和财富积累的人得以“孤寒无所凭藉之身”在此跻身文化精英之列。“常州帮”成员中孟森、孟昭常、蒋维乔、臧励龢等人所在的家族都只是中下层小本经营的小商贩，甚至是小学徒。如孟昭常因为家贫，“仅十四岁即弃书服贾”；蒋维乔的父亲蒋树德“十三岁弃书习工”，中年后“设肆于市”。蒋姓是江南望族，但蒋维乔却自己承认：“吾家别于他蒋，由高祖以上，不辨世系，老父以贫故，习工业，生维乔兄弟，厕名士夫间，皆老父余荫所及，非有重世显贵，列于膏梁著姓”。这段话可谓这些新兴文化精英崛起的极佳注脚。
科举时代，“同年”便是一种文人来往互动的稳定的制度凭藉。“常州帮”的形成过程中，“同年”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陆尔奎和庄俞的父亲庄鼎彝、孟森的弟弟孟昭常是光绪十七年乡试的同年。谢钟英则和刘树屏及丁同曾的兄弟丁同方是光绪十四年乡试的同年。沈颐之所以娶了吕景端的女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父亲沈保衡和吕景端是光绪元年乡试的同年。还有一个为一般人所忽略的是陈范的兄长陈鼎是蔡元培乡试的副主考，此后蔡元培和陈范在《苏报》、爱国学社中密切的合作关系，与此甚有关系。
随着近代新式教育的出现，“同学”逐渐取代“同年”，成为社会关系的重要组织部分。龙城书院是常州府最著名的书院，明代直接导致了东林书院的诞生，清代又有邵齐焘、卢文弨、姚鼐、况周颐等名家担任山长，洪亮吉、黄景仁等知名学者均在此就读。甲午战败后，常州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改革，“别设致用精舍，博习乎舆地算学”，并延请著名数学家华蘅芳之弟华世芳任山长。此后，龙城书院便成为常州一府士子学习新知识的中心。当时在《龙城书院课艺》中列名，之后进入商务印书馆及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书籍的人便有蒋维乔、沈颐、孟森、姚祖泰、姚祖颐、许指严、谢观、严保诚、臧励龢等多人。龙城书院的几年读书岁月成为这些人最早接触新式学问的经历，如臧励龢在《龙城书院课艺》中出现的课艺全都以地理为内容，这为他日后成为出色的地理学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严保诚在《课艺》中列名于算学，这为他日后在商务印书馆长期负责理化教科书的编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龙城书院外，同在常州府的江阴南菁书院是另外一个江南文化精英聚集的场所。胡适曾对南菁书院有极高评价，称其“所出版的书籍，等于外国博士所做的论文”。黄体芳、王先谦两位学政和张文虎、黄以周、缪荃孙等历任山长将南菁书院建设成为东南学术重镇，书院也因此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方毅、蒋维乔、谢钟英、孟森、陆尔奎、许指严、严保诚等多人都曾在此求学。蒋维乔曾回忆他在南菁时，“理化教习钟观光先生，讲解彻底，实验正确，最得同学信仰，且于授课之余，灌输国家思想，先生始恍然于民族革命意识，心醉其说，对于科举更加鄙视，立志不再应试。”当时与蒋维乔志同道合，集中于钟观光身边的有严保诚、无锡人顾倬、常熟人徐念慈、丁祖荫等。南菁书院的学习改变了蒋维乔一生的命运，而当时他身边的人也多多少少与商务印书馆发生一系列的联系。
“常州帮”的形成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十七日，正当百日维新如火如荼之时，在北京羊越胡同江宁试馆，蔡元培邀请绍兴同乡陶大均在此每日教授日语，和他在一起学习的是他的同事和好友、翰林院检讨常州人刘树屏。不久戊戌政变暴发，百日维新失败，由此引起连锁反应，这个日语学习班也迅速结束，蔡元培回乡，和蔡元培同时南下赴沪的还有因戊戌变法而遭“革职永不叙用”的张元济，而日后发生的一切，都从这个日语学习班开始，蔡元培、刘树屏和张元济三人在“常州帮”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张元济被革职后，正在创办南洋公学的盛宣怀因译书院缺乏熟悉西文、精通译印事宜之人主持，便通过他的常州同乡，也是张元济的好友，南洋公学总办何嗣焜聘张元济为译书院院长，而何嗣焜的女婿刘垣正是刘树屏的小弟弟。蔡元培回乡后，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十八日，他来到上海，次日一早到张元济家中，一同到澄衷学堂造访时任澄衷蒙学堂监督的刘树屏，刘树屏当时正和同乡严保诚与沈颐在此编纂著名的中国早期国文教科书《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刘树屏邀请蔡元培接替自己担任澄衷蒙学堂监督，之后，又是经刘树屏的介绍，蔡元培入南洋公学，担任南洋公学特班的总教习。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张元济应夏瑞芳邀请，辞去南洋公学职，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并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商务印书馆随即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同年三月二十日，蔡元培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早就与其有联系的钟观光接到蔡元培电，嘱其赴会并介绍会员。蒋维乔闻讯后“怂恿钟师，愿随之赴会”，只不过因轮船晚点而没有到场。到了七月，蒋维乔赴无锡，与他在无锡的朋友顾倬、蔡文森、黄芝年等一同赴沪，见钟观光，并谒
蔡元培，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蔡元培。可是不久蒋维乔的父亲捏造了“妻子病危”的信函催促他回家，他第一次留沪的尝试宣告落空。
这一年的十月十五至十七日，南洋公学爆发了由墨水瓶事件引起的学生退学风潮，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次学潮，蔡元培带着学生离开南洋公学。他所在的中国教育会受南洋公会退学学生请求，在上海办爱国学社。为了维持生计，蔡元培找到了自己房师陈鼎的弟弟，《苏报》主人陈范，爱国学社的一些同仁便开始在《苏报》上发表文章，直接促发了日后著名的《苏报》案，蔡元培还和陈范一起创办了爱国女学。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初，蒋维乔再次来到上海，偕妻子入住爱国学社，顺便学习英文。也就是这时，他的同乡庄俞、严保诚、汤中、胡君复、谢仁冰、徐寯等也来到上海创办人演社，编译日文书籍。蒋维乔虽然不是人演社的正式成员，但是人演社最出名的出版物便是蒋维乔翻译的日人涩江保著《佛国革命战史》，这也是近代中国较早介绍法国大革命的著作。
为了保障爱国学社成员的生计，蔡元培又应张元济之邀，兼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并确定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之编纂体例，准备聘爱国学社之国文史地教员担任，蒋维乔便因此担任国文教科书的编辑。五月，《苏报》案爆发，蒋维乔提前结束爱国女校的课程，放假回里，一心编辑教科书。闰五月二十日，蒋维乔应钟观光的邀请回沪接办爱国女学，可是钟观光本人却“因母病危”返回故乡，蒋维乔不得已遂往见张元济，“拟移居商务书馆编译所，继续编纂蒙学国文课本”，张元济“欣然允之”，蒋维乔遂正式应聘为编译所常任编译员。当时编译员不过六七人，蒋维乔的常州同乡杨赤玉已经在此，负责修改译稿的工作。蒋维乔和杨赤玉便成为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最早的常州人。以蒋维乔进商务印书馆为标志，商务印书馆“常州帮”正式开始形成。
殊途同归
蒋维乔入馆之后，相继将“人演社”的朋友引入了商务印书馆。在他接手爱国女校不久的七月二十日，庄俞便接受蒋维乔的邀请，至爱国女校任历史地理科教师。随后，蒋维乔又应张元济之请，推荐庄俞入商务印书馆编纂地理教科书、徐寯编纂算术教科书，二人于这年的九月同时入馆。次年一月，仍然是应蒋维乔的介绍，严保诚入商务印书馆，严保诚还在爱国女校任历史地理教职。与此同时，张元济的外甥谢仁冰也在商务印书馆短暂地工作了一段时间，不过他不久便赴京读书，直到40年后才重返商务印书馆。蒋维乔、庄俞、严保诚此后成为了“常州帮”的核心力量。
此后，蒋维乔、庄俞等便一直介绍诸位同乡进入商务印书馆。从蒋维乔的日记可知，他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曾介绍顾铁峰入商务印书馆编词典。宣统元年（1909），他先托夏瑞芳介绍谭廉入清心书院，之后又介绍入商务印书馆。还是在这一年，刚刚从湖南来沪的恽铁樵经他委托夏瑞芳进入了养正幼稚舍任教，此后又经庄俞的介绍入商务，旋即因为张元济的赏识而开始担任《小说月报》主编工作。胡君复的《古今联语汇选》先由蒋维乔介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宣统二年（1910），胡君复又由蒋维乔邀请到爱国女校任国文教师，随即入商务印书馆。
但是同乡之间的相互介绍只是常州人进商务印书馆的方式之一，决非全部。近代文人精英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已经远较之前复杂。如陆尔奎是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幕僚，他经岑春煊的授意，赴沪负责预备立宪公会的筹备工作。不久，他进商务印书馆，其原因应该仍然是岑春煊。同样，经郑孝胥和张元济的协商，预备立宪公会派孟森到商务印书馆出任《东方杂志》的主编，以此作为宣传立宪的阵地。此外，方毅入商务印书馆的原因是他是马相伯的学生，而沈颐入商务印书馆则是刘树屏和他岳父吕景端的关系。
然而无论是通过什么方式进入商务印书馆，熟人介绍仍然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主要方式，只不过这个熟人是亲戚、同乡、同学还是同事，于各人来说均有不同，但是殊途同归，最终他们都进入了商务印书馆，并逐渐由于乡谊和亲缘的关系形成了一个群体。以蒋维乔为例，根据他的日记的统计，他每年大部分的人际交往，如宴请、聚会等，除了和张元济、夏瑞芳这些商务印书馆的领导，以及徐念慈等他当年在南菁的同学之外，基本上是与他这些商务印书馆的同乡在一起，庄俞、严保诚、沈颐更是他交往圈的核心人物。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二十一日，蒋维乔与陆尔奎、庄俞、沈颐、谢观、伍达、谭廉、严保诚在文明雅集讨论常州学务，经陆尔奎倡议，在会谈时约定，每周末进行一次同乡聚会。三月十三日，因文明雅集地方过于狭窄，遂移至青莲阁。此后，一直至蒋维乔在1912年离开上海赴南京入职教育部，这个同乡聚会一直存在。而这个同乡聚会的主要人物，基本上都是商务印书馆的成员。除了上述几人外，以后又陆续加入了方毅、胡君复等。可见，商务印书馆的“常州帮”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同乡聚集，其来往互动更有一种类似“制度化”的措施来作为凭藉，以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同时也有意或无意地通过这种措施来维护或增强整个群体取得资源的可能性。从这个层面而言，商务印书馆的“常州帮”确实存在着，而其中的成员也确实由此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如庄俞的弟弟庄适进馆后，便由于他与庄俞之间的关系受到了相当的重视。1915年底，庄适要求加津贴，第二年就得到了满足。1917年，商务馆方又主动加送庄适年终津贴一百元。庄适表示：“无特别劳绩，不应额外受酬。”可是高梦旦仍然让庄适接受了这份津贴。
但值得注意的是，“常州帮”各人确实会利用自己的关系，引入与自己亲近的人，但很少无节制地滥用这种关系。以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蒋维乔所引入的人才，如庄俞、严保诚、胡君复、恽铁樵、谭廉等均是一时之选。而对认为不合适的人选，即便是亲戚朋友，蒋维乔也会严辞拒绝。光绪三十四年，有一个同乡“庸熙自常州来，托谋馆事”，蒋维乔便以“现在人浮于事谢之”。时人也评价陆尔奎是“一个操守做事很肯负责的人，他平时对于用人，是丝毫不苟的，尤其是引用他的亲戚，较之于一般蓦（陌）生人，尤为认真，没有一般时人援引亲戚的习气”。恽铁樵在《小说月报》主编任内不拘一格，奖掖后进的故事则更是称得上是文坛佳话。再联想到陆尔奎积数十年之功主编《辞源》而致双目失明，我们可以说，正是这些常州学者呕心沥血，才成就了《辞源》《国文教科书》等近代出版史上的伟业，也造就了商务印书馆的辉煌。
然而到1920年代后，由于新文化大潮的冲击，随着中小学教科书以及教辅工具书编纂任务逐渐减少，商务出版方向发生了转变，商务印书馆原有的地缘网络也开始受到了一批又一批“新人”势力的冲击。1921年，王云五进入商务印书馆。当时“常州帮”的重要人物庄俞便向张元济表示：“梦翁辞编译所长，荐王云五事，似太骤，可先任副所长，梦公仍兼所长。”但是他怀疑和反对的声音并没有阻止王云五在考察三个月后正式走马上任，推动改革，这种改革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旧人的利益，“常州帮”和“绍兴帮”盘踞的国文部和理化部成为这位新任所长裁员最多的两个部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弹。1922年1月1日，编译员华超在写给胡适的信中称：“这次改革虽能完全实行，而闽派的人拓殖太急惹起常州派恶感。”但时代的潮流却是不可阻挡，在1920年以后，随着一批批新式人物的进入，商务印书馆的地缘因素逐渐被淡化。随着抗战前后庄俞、陆尔奎等“常州帮”的重量级人物相继去世，“常州帮”已呈日渐凋零的状态。现代社会的转型其实是从关系本位的社会向规则本位的社会转变的过程，传统的由地缘和血缘关系构建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必然会受到冲击。王云五的改革和商务印书馆中地缘因素的淡化，其实便是现代城市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过程。1948年11月13日，张元济提议谢仁冰出任代理经理，获得通过，但此时无论是旧的商务印书馆，还是“常州帮”，都已经是最后绝唱了。
在纪念商务印书馆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中，黄健民先生曾对这些“阳湖耆宿”们有如下的评价：“他们顺应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在当时知识界‘救亡图存、复兴民族’的总目标之下，凭借满腔的爱国热忱，克服重重困难，致力于编辑出版工作，不仅对商务印书馆的创业有筚路蓝缕之功，而且也为新学的传播、新教育制度的建立、新知识阶层的形成，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商务印书馆的“常州帮”是近代文人精英群体的典型代表，其形成既有传统的血缘、地缘因素等不可磨灭的痕迹，又呈现着新时代的某些特点。他们在上海这个大都会中聚集在一起，也在上海这个城市中改变着自己，他们是历史的产物，最后也终究走进历史，但他们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作出的贡献，却不会为后人所遗忘。
分享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