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商务印书馆百年资源部编印的《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上纪念吴泽炎、高崧等老领导的文章，我深受触动；又忽发现《馆史资料》的“顾问”名单中居然有我，更感到惭愧和激动。余何人斯，敢承此任！作为商务印书馆的一位读者，我不过对商务的历史和历史上的若干著名人物略有一点研究而已。但我有幸也可算是商务的一位作者，因为曾在商务出过一本不薄的书，而且还出了两次，从而与商务的几位老领导、老编辑有过接触。这些老领导、老编辑是我的恩人，而且他们也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了，我非常怀念他们！
最早认识老编辑唐锦泉先生
我最早认识的商务老编辑是唐锦泉先生。20世纪80年代初，唐先生好像已到退休年龄，但被返聘做馆史资料工作，编辑《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记得当时还是打字油印的。那时唐先生与我都在上海的《出版史料》杂志上发表文章，大概是由《出版史料》主编宋原放先生的介绍，我也收到了油印的《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还为它写过稿。1985年我去北京读博士研究生前，赴京出差时就曾拜访过唐先生。1985年后在北京师大读书三年，期间更是常去拜访他。唐先生非常热情，曾提供馆藏的一些珍贵史料给我看。
吴泽炎先生支持拙作在商务出版
我最早认识的商务老领导是吴泽炎先生，当然是由唐先生介绍的。查自己当年的笔记：1986年5月6日，我收到唐先生的信，通知我说吴先生想见我。我知道，吴先生是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记得当时商务没有总编辑）、全国政协委员，而且还是我平时请益最多的《辞源》的主编。他老人家怎么想要见我这样的青年学生呢？
第二天，我赶去商务，由唐先生带去拜见。吴先生应该比唐先生年纪还大一点，平易近人，和蔼慈祥。原来，吴先生不仅注意到我在《馆史资料》上发表的小文，而且在报刊上也看到几篇不足道的拙文，所以就向唐先生打听我，并招我去面谈。当时吴先生好像已退居二线，馆史研究一块正是归他负责的。他认为我这样的博士生，对商务馆史又有所了解，是商务所需要的。他找我去谈话，就是想请我毕业后去商务工作。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也曾在上海的出版社干过，也很喜欢编辑工作，但说实话，我更想去大学做研究工作。而且，我父母年纪大了，都在上海，也盼望我回去。我吞吞吐吐说了这些，等于谢绝了老人的好意，但看他并没有一点不高兴的样子。我又说了一个相当粗鄙的理由：回上海去大学工作的话，可以优先分配住房（当时的博士还是比较“稀有”和“值钱”的）。吴老同情地说，这点对年轻人来讲，的确很要紧啊。在我们商务，这方面比较难解决。吴老和唐老都讲上海话，我真感到一种父辈的温情，初次见面也没有什么拘束感，倒是唐先生，在吴老面前始终毕恭毕敬。
吴老又关切地问起我毕业论文写的什么题目，我说是郑振铎研究，并介绍了在撰写中的毕业论文的内容。不料吴老特别感兴趣，高兴地说，你写好后可以在我们商务出书啊，并当场就指示唐老，这本书就由你来做责编吧。唐老则连连称是。这更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
郑振铎先生曾在商务工作过十年，拙书稿中也涉及不少与商务印书馆有关的内容，但吴老肯定拙书稿的价值，显然绝不仅仅因为这些。他对郑振铎研究的意义的高度认可，大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我的惊喜和激动可想而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博士论文还没有写好，就如此“得来全不费工夫”地有了出路，而且还是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国际第一流的出版社。
回到学校，我也不敢对老师和同学说。一是因为其他同学还没有开始撰写论文呢（我写得比他们快）；二是我曾在出版社干过，知道出一本书要经过许多关口，吴老虽是副总编，但毕竟已退居二线，不知道他这样当场做的决定最后当不当真。
吴老当时已70多岁了，不是每天到馆，因此我与他老人家见面次数并不多。据自己的笔记，这年12月22日，我去商务又见到吴老，谈到我的毕业论文事，他再次肯定商务可以出。1987年5月18日，我在商务第三次见吴老。最后一次见到吴老是1988年12月中旬我赴京参加筹备“全国首届郑振铎学术研讨会”时。16日我去商务印书馆时见到了吴老和唐老。此时，我在吴老的激励下已将博士论文认真地做了修改，最后成稿字数扩增至48万字，取书名《郑振铎论》，于是年4月即托朋友带到北京，交给了唐老。这次见面，唐老告诉我，拙书稿正由吴老在审读。我人生的路走得很不顺，但蹉跎中偶尔也遇到过好人拉我一把，吴泽炎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好人，而且，还是在我谢绝了他的好意之后。我将永远怀念他！
拙书的责任编辑唐老，是非常朴实、非常认真的一位老编辑。他看稿子非常仔细，加上年纪大了，当然看得很慢。唐老又非常谦虚，认为自己在古典文学方面不精通，所以又将拙书稿寄到上海，分出商务给他的不多的审稿费的一部分，以个人名义再请另一位早年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后调到中华书局工作），比他还年长的退休在上海家里的金云峰先生审读把关。金老也非常认真，又看了很长时间。我那时心里其实很焦急，总有点担心“夜长梦多”，但也不好去催。最后，两位老编辑都给予拙书稿以好评，我感到极大的欣慰。由于两位商务老编辑的认真把关，使我避免了不少差错。
后来有一件小事还一直记在我的心里，拙书稿中引用了郭沫若早年一句话：“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us：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唐先生来信问我，应该是Types（类型的意思）吧。可见他连一个字母都不轻易放过。我没学过英文，查了词典，确实是Types，也就照改了。但后来，我才知道郭沫若没写错，那是德文。可惜我得知这一点时，唐老已经逝世，我已无法告诉他了。拙书是在交稿三年多后才出版的。
《郑振铎论》，商务印书馆
高崧先生审读我的书稿
拙书稿不仅经过吴老和两位老编辑的审读，而且其间还有另一位商务副总编也审读过全稿，那就是高崧先生。高先生任副总编时，商务仍然未设总编辑，而他其实是主持全馆工作的领导。他竟亲自审读拙书稿，那是我在很偶然的情况下知道的。
1988年底，为纪念郑振铎诞辰九十周年殉难三十周年，“全国首届郑振铎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高崧先生也在百忙中代表郑先生曾经工作过的商务印书馆赶来出席。那天中午休息时间，我找到他的房间，不料他连这样的点滴时间都在抓紧看书稿。再一瞥，我更吃惊了，那厚厚的一叠不正是我的那部书稿吗！（是他从吴老那里拿来的吧）我很感动，请他注意休息。而他只是笑笑说，工作太多。看到他那么忙，样子也很严肃认真，我只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而关于拙书稿写得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出版，他一句也没说，我当然也不敢问。后来，我在看校样和修订后记时，也是写上感谢高崧先生认真审读的，但最后出书时却没有了，肯定是高崧先生把提到他的文字删去了。
而就在拙书出版的时候，1991年6月，高崧同志因积劳成疾，67岁就离开了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时，我的痛心可想而知！
杨德炎先生帮我圆修订《郑振铎论》之梦
因为我从事的研究工作涉及商务馆史和张元济先生等，又在商务出了一本书，所以后来我好几次应邀参加过在上海、海盐等地举办的商务印书馆的馆庆活动和纪念张元济的学术会等。在这些会上又认识了商务的林尔蔚、杨德炎等领导。他们都非常平易近人。特别是杨德炎先生，又帮我圆了一个梦。那就是过了近20年，2010年12月，商务印书馆又替我出版了修订版《郑振铎论》。我在后记中写道：
本书一九九一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仅两千册，后未重印，早已售罄。我很希望再版，除了想作些增补和修订外，主要更有两个原因。一是我觉得，至今文学研究界有些人对郑振铎的无知或偏见，仍远未消除。随便举些例子吧，如曾有几个单位召开过专门研究“文学研究会”的大型学术会议，会议总结中却连郑振铎的名字也不提；曾有国家级博物馆专门集中树立“现代文学大师”的塑像，多达十几人（包括有当时还活着的人），但却没有郑振铎的影子；曾有专门称为民国时期文学“研究史纲”的书，举出的作家多至半百（包括一些成就不大或不全面的作家），竟然也没有郑振铎；等等。有一位以前从事鲁迅研究，后在国家文物局党史办工作的老同志给我写信，激愤地说：“郑先生为国家和文化事业做了那么多贡献，这样对待他太不公正了！”我也深为文坛上某些莫名其妙的成见、势力之强而感到可悲可气。无奈人微言轻，惟有希望通过拙书再版来表述管见，以引起一切有实事求是之心的人的思考。
二是十多年来，学术界有过一些热点话题，如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撰著史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以及一些专题讨论，如一九二0年代初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小说月报》的改革、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关于“整理国故”等。有的高谈阔论，令人畏敬；但我常发现，有些问题或史料在拙书中也曾写到，那些论者却似乎都没有看过，因而以重复为新见，谈不上超越，或者还不如拙书，甚至还发现连一些早已弄清的史实也还会搞错。这时，我便会想起明清之际张宗子《夜航船序》中“僧人伸脚”的故事。我希望再版拙书，也就是“且待小僧伸伸脚”的意思。
如今，商务印书馆再次帮我圆了这个梦。我对商务印书馆充满了无可言喻的感激之情！
《郑振铎论》（修订版），商务印书馆
为修订本的出版，我曾给总经理杨德炎先生写过信，诉说自己希望重版的原因。我工作的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正是杨总的母校；我当时的邻居潘先生还是杨总的老师。潘老师说杨先生为人非常好，是他鼓励我直接给杨总写信的。这个我当然也知道。因为我在开会和会后参观时与杨总说过很多话，杨总也就比我大了五岁，圆圆的脸上老是笑容，那样的和蔼可亲。
我去信后，杨总因为极忙没有回信，但将此事交代给了总经理助理常绍民先生。2010年6月，我听说杨总生病了，正在上海治疗。我有他的手机号码，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电话中他的声音显得悲伤，说病情严重，并谢绝我去探望。不久，我从报纸上惊愕地得知，他不幸因肝癌而病逝，年仅65周岁！约半年后，拙书修订版在商务出版了。该书的后记是在杨总逝世前写的，我虽然在后记中感谢了杨总，但未能表达我的悲哀！
以上几位先生均已作古多年，写上这些，以代生刍一束，表达我的怀念之意。我在拙书修订本后记临末写道：
不知为何，忽然有一丝怆然的感觉袭来。人生蹉跎逾半百，不如意事常八九；但能在商务印书馆出这么一本书，我也知足了！
如今我已年逾花甲，感慨就更多了！
最后，我还想略微写写我认识的几位比我年轻的商务新一代编辑。首先当然是常绍民了。人家出书，都是作者请编辑吃饭；我倒好，每次都是他请我吃饭，还送很多好书给我。他老兄现在调离商务去别的出版社当领导了，虽然与他“失联”，但我很想念他。还有张稷、陈洁等编辑，都非常勤谨认真，我在她们身上都看到了商务老一辈编辑的精神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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