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37年春季上学开始，到1956年夏季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为止，期间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多教科书和其他书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学业上是吃了它提供的养料长大的。不过，我与这个令人敬仰的现代出版社的直接联系却是在它于1954年由沪迁京以来。
首先谈谈商务的历届领导给我留下的印象。不久以前，社科院哲学所前任所长李景源向我指出，“你这个人的最大毛病就是喜欢给领导找茬”。事实是否如此，姑且不谈。但我对于商务的历届领导总是觉得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长处，而没有表现出这类缺点。以首任总编辑武剑西为例，我当时就觉得他很了不起，因为他是在德国留学时由朱德介绍入党的，当过共产国际的翻译；后经洪谦的推荐，他开始喜欢上了我这个年轻人。他在商务待的时间不长，后来当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社长，给我参加翻译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做过校对，令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以现任总经理于殿利为例，我和他在工作上有几次交往，参加过他主持的会议，看过他送我的那本成书的博士论文，我觉得他颇有学术眼光。正因为如此，当我们译出的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全集本问世时，他能够对此书的学术价值和受欢迎的程度作出判断，决定另出单行本；正因为如此，他在看过分期出版的《费希特著作选集》五卷本以后，能够看出此中存在的翻译、编辑和印刷问题，决定再出一个完善的修订版。这足以表现他在编译和出版方面的水平。
关于陈翰伯、陈原、林尔蔚、杨德炎和王涛，他们都各有各的优长，才使得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在改革开放路线的指引下得到巨大发展，兹不赘述。但我要特别提到副总编辑高崧。他与我在工作上交往三十多年，表现出了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其一，他上南京大学，并不是学哲学的，也不是学经济学的，但他在从事编译工作时补习了世界哲学史与世界经济学史，理解了此中所讲的名著的学术价值，具备了决定选题的理论修养；其二，他通过编书过程，研究名著中的思想，写过一些论文，例如，关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其三，对于接触到的译者总是表示欢迎，经过多方了解，判明对方宜于胜任哪些翻译工作。在这里我要谈两件事。其一，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他刚从干校回来，就到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破烂不堪的集体宿舍里找我，建议翻译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和黑格尔《自然哲学》；我和薛华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而逃避了那类“批林批孔”的斗争。其二，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成立了一个《黑格尔全集》编译委员会。我和薛华认为，这个委员会是一个徒有虚名、不办实事的组织，决意退出这个委员会，另外编译《费希特著作选集》，他当时决然支持了我们的行动，而不怕得罪委员会里那些位高权重的人。现在回首往事，我必须提到，如果没有他的大力支持，那两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和这套选集是难以完成的。在他病入膏肓之际，我到他的翠微路住所看望过他，他当时的那种令人痛心的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其次谈谈商务的编辑同志给我留下的印象。虽然几十年来我到编辑部去谈的问题是具体的，接触的人员很有限，但在这当中我总是感受到了编辑部要求普遍贯彻的科学原则，看到了编辑同志的严肃认真、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这个方面，我想讲几件往事。其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译出海德格尔的《什么是形而上学？》，送到编辑部，得到的回答是“须请人校对”。我取回译稿，觉得这个要求是严格的和对读者负责的，所以心服口服。其二，上世纪70年代初，洪谦让我统改他与唐钺、宗白华节译的马赫《感觉的分析》。这可是个难题。改得太厉害，老先生不高兴；改得不到位，编辑部通不过。怎么办呢？经过与编辑部协商，提出一个办法：差错必须纠正，文风尽量保留。就这样，我提供的试译稿经过当时在商务工作的绿原的审查和北京大学这三位老先生的过目，都得到了首肯。由此可见，商务在遇到这类难题时是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做得通情达理的。其三，上世纪70年代末，吴亻隽琛编辑《先验唯心论体系》译稿，张伯幼编辑《自然哲学》译稿，都是很认真负责的；我们的这两部译稿都是经过反复互校和请人审读完成的，但到了他们手里，又对照德文，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他们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在与我们商讨以后，又作出若干修改。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武维琴，他虽然不怎么懂得德文，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根据一个很好的英文译本，检查了我给《感觉的分析》节译本补充的译文，提出了不少正确的修改意见。每当听到读者赞赏这三本汉译世界名著的译文质量时，我总是想到他们三位老编辑为此付出的巨大辛劳。其四，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陈兆福，不仅在被分配到商务以后一直安心做编辑工作，而且还发挥自己的长处，完成了其他的任务。例如，他在黑格尔《逻辑学》下卷中编译了“黑格尔生平和著作年表”，内容翔实，迄今依然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五，在过去的编辑部里，有不少令人尊敬的学者，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对于判定译文的质量和解答遇到的难题都能提供正确的答案；例如，顾寿观对西欧哲学史有很深的研究，翻译过拉·梅特里《人是机器》，吴永泉对基督教神学很熟悉，翻译过施特劳斯《耶稣传》，巫白慧梵文水平很高，翻译过《圣教论》和《大乘二十颂论》。所以哲学所有人言，“商务印书馆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
最后还想谈谈我过去在与商务的行政部门的来往中经历的事情。第一件是与财务科张宏达的来往。我们办期刊和编书，经常到他那里领稿费，他很负责任，能及时把账目算得一清二楚，把稿费交给我们。1959年夏，我所西方哲学组执行中央宣传部批判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部署，全体出动，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解放前出版的哲学报刊，选出一批论文，由我负责编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第八辑与第九辑。所选论文须送科学院图书馆复印，张宏达根据商务领导批示，将复印费二百元打到哲学所会计科，我从这里领出这笔钱，交给复印者，然后将所开的发票送给张宏达，结清了账目。但在1962年查账时，我所会计翻出了我过去留下的取款单据，说我贪污了这笔钱。我求助于张宏达，他很快就把账目找出来，向检查组说明了事实真相。这样，我就没有再在“右派分子”帽子之上被戴上“贪污分子”的帽子。我当时是含着眼泪向他表示谢意的。第二件是与出版科何家政的来往。他给我们《哲学译丛》编辑人员留下的印象是吃苦耐劳，待人诚恳。在付型之前，我们经常在工厂里碰头，他帮我们核红，我们等他签字。他发现我们在编辑标码时有缺陷，便介绍我们参加从捡字到打纸型的全部过程，而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们的编辑水平。这样的合作关系实在令我们不胜快慰。
在这将近六十年的过程中，商务印书馆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事情是：与我在哲学所同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许良英同志，不接受发配到北大荒的组织处分，而归乡务农，依靠所得工分维持生活。摘掉“右派”帽子以后，他致力于编译《爱因斯坦文集》，但译稿被上海姚文元指挥的人挪用，他向周恩来总理告状，也没有得到答复。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商务印书馆不畏风险，把他请到北京来，让他住到文联大楼（即现在的商务印书馆大楼）下面的平房里，每月给他50元生活费，继续从事这项编译工作。这部文集在国内知识界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说句公道话，商务印书馆做过的这件事情应该载入中国出版事业的史册。作为它的长期的译者，我期望它今后依然本着启迪民智的既定方针，更多地建树这样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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