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敬年先生在牛津大学毕业留影
每当我听到“商务印书馆”这个名字，总会产生一种亲切的感觉。我认为它不仅是一家印书出书的出版社，还在实际上肩负了弘扬中国文化、培育青少年的双重历史使命，并且出色地完成了这些使命，因而，在近现代中国文化教育史上占有着独特而光荣的地位。
杨敬年先生
我生于1908年，回首过去一百多年的人生历程，似乎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可以找到商务印书馆的踪影，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1923年的《学生杂志》
我从四岁到十三岁跟外祖父读了十年的四书五经，外祖父认为我已经“文理清通”，可以在乡下教小学了，但是必须到外面去“戴顶帽子”回来，就是说要进个现代化的学校。于是，在1922—1923年，叔祖父借钱送我到岳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那时乡下只有初等小学）。在学期间，我向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学生》杂志寄去了一篇短文，得到录用，报酬是一张购书券，价值五角钱，这是我和商务的首次联系。
小学毕业后，我没有立即去教书，以后走的道路完全是由我自己决定的。我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全靠投考公费学校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1925年的《东方杂志》
1924年秋，我考进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是一所完全免费的学校，尤其是伙食很好，入学时还给每人发了一套夹制服。但我没有书籍费，没有换洗的里衣，也没有零花钱，感到很难继续读书，就向两位同属岳阳籍的老师借钱，回答是他们正在筹集资金去日本留学，和我同样处于经济困难的境地。当时有一本商务办的杂志，其中一位编辑专门回答各地青年的来信，替他们排忧解难，我也写信去诉苦，得到了回信，向我提出半工半读等办法来维持学业，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姓名。
1925年上半年，我在商务的《东方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春光不是她的了》，署名叶绍钧，文章描写一位在包办婚姻制度下被迫离婚的女子的一生痛苦遭遇，文笔既细致而又深刻，读来令人极为感动。当时我刚刚结婚，也是包办婚姻，我于是暗自发誓绝不离婚。我想大家都是人，不论在文化上有什么差别，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一个人不应该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我毕生信守了这个诺言，和妻子共同生活了73年，直到1998年她去世。一篇文章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可见其感人力量之大，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出自叶圣陶的手笔。
《英语模范读本》
1926年我休学一年，到乡下去教小学，临行前还曾报名参加了商务印书馆举办的英语函授学校，我本来在高小读了一点英语，用的就是商务的《英语模范读本》，当时是想读好英语，将来报考待遇较好的邮务员。
《饮冰室丛著》
《饮冰室丛著》第一种《新民说》
我所任教的是一所只有一名教师的初级小学，设在一个古寺的西头，因为拆除了各种神像，所以房屋显得很宽敞，于是妻子也来和我同住，不久有了我们的儿子。孩子出生后没有母乳，乡间也没有牛奶，全靠用大米磨粉来喂他。我一面教书，一面又要喂孩子，感到心力交瘁，全然忘记了原来要报考邮务员的计划，情绪十分低落。偶尔读到了商务出版的《饮冰室丛著》，上面有梁启超的《新民说》，其中四篇文章《论自尊》《论自由》《论进取冒险》《论毅力》，我十分喜欢，反复诵读，不禁精神振作，想要有所作为，于是在1927年初考入了设在长沙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步兵科，随即申请加入共青团，准备参加革命。不料入学三个月，刚满入伍期就发生了“马日事变”，长沙驻军许克祥宣布反共，我愤而自行离校。
《中国古代史》，夏曾佑
《中国哲学史》，冯友兰
1932—1936年，我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第五期行政系读书，在三、四年级时参加了中国文化协会举办的读书会，规定要读十本书，且必须参加考试。在我现在所能记起的八本书中，居然有六本都是商务出版的，它们是：王星拱的《科学概论》、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周鲠生的《国际法大纲》、王世杰的《比较宪法》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这十本书使我扩大了眼界，拓宽了心胸，为以后的治学做人铺平了道路。
《财政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
《财政学》何廉，李锐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1936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江苏省民政厅工作，但我不想就此步入仕途，于是去投考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第二届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中有一门“财政学”，当时全国各大学讲授财政学都用英文教本，只讲原理而不涉及中国的财政实际，而商务印书馆正好出版了何廉、李锐的《财政学》，这是何廉提出的“经济学中国化”的样本之一，讲的都是中国的财政实践，搜集资料编入其中是费了一番气力的，后来入学考试果然出的题目都是中国财政问题，我要是没读这本书，可能就考不进南开经济研究所了。一本书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又是一例（《财政学》一书近年已由商务印书馆纳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系列再度出版）。
1945年，我考取庚款留学，赴牛津大学攻读博士。1948年我从牛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即遵何廉先生之命回到南开大学担任教授。不久何廉先生去国赴美，临行前嘱我好自为之并留给我一些黄金，出国护照也还在我手中，但我还是决定要留在天津迎接解放。
《英国议会》商务印书馆，1959年出版
《英国议会》
1957年，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处理“右派”时又被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管制三年，同时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南开大学让我在经济系资料室接受改造，每月发给生活费60元。先是，我翻译了詹宁斯的《英国议会》一书，到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我已被划为“右派”，只能用笔名蓬勃，稿酬减半；我原来还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订有翻译合同，此时也被单方面取消合同并追缴预支的稿费，我只得以商务的稿费去偿还上海人民出版社，自己分文未得。
《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商务印书馆
1962—1964年，由于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习《资本论》时缺乏感性知识，我为他们开设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本知识”一课，可以不在资料室上班，因此有空翻译了克拉潘的《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此书原本由傅筑夫向商务印书馆约译，译成后也以他的笔名傅梦弼出版，我分得了一部分稿费，缓解了当时的经济困难。
《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1963年初版
与此同时，南开大学经济系主任季陶达主编《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特意介绍我会见了商务印书馆来访的几位编辑，以表明我们有能力编辑这本书。我参加了其中三个经济学家（萨伊、詹姆斯·穆勒和维塞尔）的选作翻译，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用的是杨延生的笔名。
《经济分析史》第二卷
《经济分析史》第三卷，1992年10月第1版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我无法再上讲台，又回到资料室上班，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用两年时间集中精力翻译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此前由经济系与商务印书馆约定翻译）。“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资料室订的外文刊物不断寄来，需要有人整理，我得以有机会偶尔从劳动中回到资料室，于是把我和丁洪范的译稿留在资料室中，打包并写上我们的名字，因此得以保存下来，未被红卫兵抄走。直到20多年后，由商务书馆分三卷出版，其中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头两章是由我翻译的。
关于《经济分析史》这部书，还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值得记在这里。1979年3月，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恢复了教授职务，没有时间再继续翻译本书，于是商务印书馆的吴衡康同志将这本书和我们的译稿交给武汉大学的一位老先生续译，后来才知道他并没有亲自翻译，而是将书稿转交给分在沪、宁两地的两位学生翻译，且凡是本书日文版有错误的地方，他们的中译本也有错误，吴衡康怀疑他们抄袭了日译本，因此将其收回并交给上海的一位老先生翻译，可惜这位老先生只开了个头，制作了译名对照表，就不幸病故了。于是吴衡康又将书稿取回，但当时没能找到丁洪范的译稿，直到后来才由一位经济系的研究生通过上海那位老先生的家人从一件皮袍子里找到了丁洪范的译本，吴衡康没有使用丁洪范的译本，但还是向他的家属支付了部分稿酬，最终由商务印书馆的朱泱牵头组织人力，译完了本书。后来台湾出版了这部书的繁体字本，稿酬即由商务与译者分成。
《不稳定的经济》，商务印书馆，1975年出版
《美国第一花旗银行》，商务印书馆，1976年出版
《垄断资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出版
“文革”后期，商务印书馆荐来《不稳定的经济》《美国第一花旗银行》和《垄断资本》三本书，均由我翻译，当时译书都没有稿酬，署名也只能是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最近，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垄断资本》一书，在与南开大学经济系确认后，译者更正了我的名字。
《银行家》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
随后，商务印书馆又荐来第四本《银行家》，系里问我要不要翻译，我当时只是想多做些工作，并不计较报酬，所以仍然接受翻译，结果到1982年出版时，已经不仅能署上我的名字，而且还能与系里分成稿酬了。
我在牛津的博士论文《英国中央政府各部职权的分配：兼与美国及英属自治领比较》，近因天津财经大学财政系教授张进昌女士认为虽已过去六七十年，但在公共管理学科领域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征得我同意之后将其译成中文，也正在申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以上点点滴滴，说明了在与商务印书馆的交往中，我个人所受到的教益和所做的微薄工作。
今当建馆120周年大庆之际，我衷心祝愿商务印书馆继续发扬弘扬中国文化、培育青少年的光荣传统，与时俱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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