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哲学探讨》（精装）

作者: 周国平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7-5

ISBN: 9787108057440

周国平以散文闻世，“男看王小波，女读周国平”是90年代大学里的一道风景。王小波的小说跨越古今，奇思异构，叛逆在骨。周国平的散文情浓意永，文美理深，哲思入心。我问清华的研究生，为什么周国平的散文打动人心，这些八〇后的学生：居然很少有人知道，周国平吃的是哲学饭；更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对人性有专门的研究。我建议他们读一读周国平的硕士论文，刚刚问世的《人性的哲学探讨》，学生们大叫其苦——太哲学、太艰深了，周老师太奇葩了，还能写出这种书！

学生的抱怨，反衬出周先生的高明——幸亏他今天才推出这本书，要是在90年代出了，恐怕“女读周国平”，就会变成“人畏周国平”。

这本书确实缺乏可读性，个中原因，一在时代，二在内容。此书写于1981年，那时候，整个中国刚刚从“言必马、列、毛，文必假、大、空”的语境中挣扎出来，即使跑在前面的周国平也难免要带些旧时代的痕迹。对此他深自惭愧。他给这本书开列的三大缺点之一就是“文风干涩。有太多的引经据典，太多的逻辑推理，因此在现在的我看来，仍是有太多的废话。”

对此，他做了如下的解释：“也许可以把这些缺点看作那个时代刻下的痕迹。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长期的文化禁锢，一方面，西方古典哲学著作的译本还相当少，更不用说现、当代的了。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我当时对尼采的了解仅限于读到某些书本中摘译或引用的片断。另一方面，在国内理论界——当时就是这么称呼的，这是一个恰当的名称，那时候的确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占据着主流地位。我虽然有意要从这种理解中突围，为此不得不大量引证原著来为我的观点辩护，但实际上也就受着当时那种话语模式的支配，即设定一个绝对真理，把它当作不容置疑的终审法官。”

翻翻80年代初的《新华文摘》，你就会知道，周国平不是在为自己辩解，而是在倾诉苦衷。从他个人的痛苦中，我们可以窥见，文化封闭和思想僵化给学术研究带来的创深痛巨。那些讥讽周国平“奇葩”的八〇后不会想到，在写这本书时，作者首先要当“搓澡工”，把那些被弄得面目全非的基本概念扔进学科的硫酸池里，洗去它们身上的锈迹霉斑。然后，他还必须拿出“清洁工”的手段，用水龙头、铁扫帚清除淤积在思想界多年的污泥浊水。而这种清淤除垢的工作，又只能靠引经据典来支撑，用主流允许的学术语言来阐释。天下是否有什么学术超人、文章高手能在这种困境中，把“哲学中的人性概念”“人性观的基本类型”“人的活动和人性”“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以及人性理论方法论等内容写出可读性，而文风活泼，不说“太多的废话”，我深表怀疑。

周国平关于人性的研究，让我想起了许多共和国的往事。

1963年，南京师范附小教师斯霞提出“母爱教育”，认为“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教师应该“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和甘甜的雨露”。斯霞的这一教育思想很快得到了同仁和家长的拥戴，呼应的文字飞向各种媒体。然而《人民日报》的赞美之声未歇，《人民教育》的批判之声蜂起：斯霞的“母爱教育”就是资产阶级的“爱的教育”，它抹杀了教育的阶级性，把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变成了为资产阶级服务。“对学生应该实施马列主义的爱憎教育，而不是人道主义的母爱教育。”不要引导孩子陷在“人性爱的污泥之中。”让孩子们“为小白兔的病痛而流出同情的眼泪”就会软化他们对剥削阶级的斗争。一时间，斯霞成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宣传者。极“左”战士以笔为枪，将“母爱教育”打倒在地，又踏上一万只脚。

这是一个信号弹，随之而来的是对电影的讨伐。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个》《雁南飞》《士兵之歌》……宣扬“人性论”被打入冷宫，国产影片《林家铺子》《北国江南》《舞台姐妹》《早春二月》……宣传人道、人情而成了毒草。文学即人学，文艺作品离不开关于人性的描写。绝大部分文艺作品都面临着灭顶之灾。

这股风刮进了课堂，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的师生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如果一人落水，救还是不救？同学们分成两派，一派是“施救派”，一派是“调查派”。调查什么呢？调查落水者的阶级出身。“施救派”发问，等调查出了结果，那落水者不就淹死了吗？“调查派”反问：如果你救起的是地主，是反革命，你不是帮助了阶级敌人了吗？“施救派”败下阵来。

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语境中，这股风肯定会吹到北京大学的课堂里。正在哲学系上本科的周国平会做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凡是有理性、有常识的人都会反感于这种极端，怀疑于这种极“左”。而正是这种反感和怀疑，奠定了20世纪80年代哲学界清理人性论的思想基础。

“文革”来了，几十部“毒草影片”被点名枪毙了，人性、人情、人道成了最大的罪名——《五更寒》“充满了人性论”，《革命家庭》“充满了人情味”，《柳堡的故事》“谈情说爱，低级趣味”……

人性、人道、人情是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连在一起的。无数的人为它丧失了人性，无数人成了牛鬼蛇神。如果你问那些穿着旧军装、腰扎武装带的少男少女红卫兵为什么打人？他们会理直气壮地告诉你，他们打的是阶级敌人——敌人不是人。

这种谬论，首先来自中国的理论界。

35年后，周国平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中国当时的理论界，只要谈到人性，人们就必定搬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据此把人性归结为社会性，又搬出毛泽东关于阶级社会里一切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的论断，据此进而把社会性归结为阶级性。一种普遍的论调是说，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性是唯一具体的人性，除去阶级性就只剩下了抽象的人性，甚至只剩下了动物性。当真有人质问：如果抽掉了性爱、母爱的阶级属性，人与动物在这些事情上还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等于是说，在做爱或哺乳时，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便是怀着阶级感情做这些事的。如此可笑的论点，却是出自当时的理论权威之笔下。”

饶瑞农先生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李师傅本来是厂里数一数二的技术骨干，只因他在伪满时当过几天日语翻译，“文革”一来，就成了“历史反革命”。入狱过堂，审问判刑，自不必说。好在他靠拢政府，积极改造，熬到了刑满。当时的政策是刑满之后留厂就业，李师傅留下来，施展他的钳工手艺。不久，他在当地农村找了个贫下中农的对象。按规定，留厂就业人员每周有假日一天。因此，这李师傅每逢周末必喜滋滋地回家，共享天伦之乐。不幸的是，“批林批孔”之际，这李师傅到了该回家的时候，突然从以前的喜形于色变成了长吁短叹。好事者一打探，原来他老婆要离婚。为什么呢？好事者一打听，才知道端底——李师傅每次回家，必先向女方汇报学毛著之心得，批林批孔之体会，然后，方能顺利行房。而其妻对这番汇报不胜其烦，忍无可忍，提出离婚。满怀无产阶级感情的李师傅大为震怒，理直气壮地找厂里，要求领导出面调解。没想到厂领导在这事上，毫无兴无灭资的觉悟。李师傅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忍痛离了。

其实，在那位理论权威看来，既然人类社会只有阶级性，没有共同的人性。那么包括饮食男女在内的人之欲望，就都应该归属于不同的阶级。而李师傅早就应该与那位没有正确的“性爱观”的女人分道扬镳。李师傅请领导调解，是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的表现。

周国平以人性作为论文的题目，显然是有感而发，他要纠正广泛的误解，还人性的本来面目。为此，他在书中着重阐述了三个论点。“第一，人性的完整性。人性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的人所特有且共有的生物属性、心智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综合体。第二，人的社会性的丰富内涵。从横向看，同时代的社会关系不但有阶级，而且有民族、国家、职业、家庭等等，它们都有阶级所不能取代的特殊内涵，在人身上形成相应的社会规定性。……从纵向看，还存在着历史继承的社会关系，即个人同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化的接触和对它们的接受。第三，自由活动是人的本质。人的活动区别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是自由，即以活动本身也就是能力的运用和发展本身为目的和最高享受。在此意义上，可以把自由活动规定为人的真正本质，它是人的价值和使命之所在，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最大限度地保证一切个人自由发展其能力的社会，才是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

在此书的第六章中，周国平对否定抽象人性的歪理邪说，给予了更直截了当的驳斥。他指出，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尽管这个系统分裂成了彼此对立的阶级，但是，“人们所从事的各种形式的活动之间仍然存在着结构上的统一性，尽管活动领域不同，人都是活动的主体，在活动中通过一定的手段改造对象。因此，任何个人只要以一定的方式从事活动，他也就因为活动结构的统一而获得了人的共同本质。”也就是说，在阶级爱憎之上，还有着人类共同的感情。斯霞的“母爱教育”与所谓资产阶级“爱的教育”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

那些指斥斯霞把孩子“陷在人性爱的污泥之中”的革命左派，无知于自己就生活在人类社会的统一性之中，而自以为只有把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放在无菌室里，才能保持其纯洁性。他们忘记了，他们吸吮的母乳就产于无菌室外，而父母对他们的爱抚就出自“人性爱的污泥”之中。

那些主张先调查溺水者的出身成分，再决定是否施救的激进青年，那些鼓吹“亲不亲，阶级分”的革命小将，当其父母沦为“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的时候，有几个不是扑上去保爹保娘呢？人性在他们身上的胜利，证明了书中阐述的一个朴素的真理：“人的一般本质也就是广义的共同人性。它们是普遍的，即为一切社会类型包括一切阶级类型的人所具有。它们是稳定的，即为一切历史时代的人所具有。”“人们在爱情、友谊这样的私人感情关系中表现出的个性差异是最为突出的，其中也包括一定的阶级差异。但是，把阶级感情看作阶级社会里人的无所不包的感情形态，否认爱情、友谊区别于阶级感情的特殊性和其中包含的纯粹人类感情的因素，显然是荒谬的。”

可以说，这本书不但挖掉了那些歪理邪说的老根，廓清了笼罩中国几十年的理论迷雾，也奠定了周国平的“三观”，为他的散文创作奠定了方向和审美。

前些年，《文化苦旅》火的时候，读书界有“南有余秋雨，北有周国平”的说法。余秋雨站在历史的荒墟之上，以文化反思为职志，游走于现实的庙堂。周国平驻足于哲学的殿堂之中，以灵魂、人心为皈依，浪迹于精神的家园。那些沉迷于其散文的人们，可曾知道，自称厌恶政治、甘守孤寂的周先生，骨子里无可救药地坚守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

（本文发表于《名作欣赏》2017年第2期，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