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疾偏爱逆风行》 李景端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你不能不承认，李景端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个奇迹。一个前半生与翻译出版无缘、在译界更无任何人脉的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化界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里，赤手空拳与强大的极左思潮搏击，高举历来被无端贬损的通俗文学的大旗，办起了大型外国文学杂志《译林》，引发连印几十万册还不够卖、一时“洛阳纸贵”的盛况，并使杂志迅速成为享誉文坛的著名品牌。而他，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看准时机，创办了与杂志同名的“译林出版社”，自出机杼。在推出读者喜闻乐见的通俗小说的同时，出版了大量高质量高品位的世界文学名著，包括难读如天书的现代派艺术精品，令学界为之震动，也大大提高了出版社的文化软实力，使其在翻译出版领域的最强阵营中，站稳了脚跟。近年来译林出版社更连续八年经济收入位列全国文艺出版社之首位，其发展之速，曾被媒体誉称“译林现象”。

由商务印书馆最近出版的李景端新作《风疾偏爱逆风行》，真实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出版界奇迹发生、发展的过程。他写的虽是《译林》杂志和译林出版社，却勾勒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历史轨迹。李景端和译林出版社（包括《译林》杂志）的经历，可谓整个时代发展的缩影。

时势造英雄。改革开放大局的总体向好，国家政策的诸多柔性变化、人文环境的日渐宽松、大众审美趣味的多元趋向等等，都为李景端在出版事业上的锐意进取，创造了成功的条件。“《尼罗河上的惨案》风波”，是一个富有说服力的例证。《译林》刊载的这部通俗小说，涉及当时被视为异类的凶杀和探案题材，受到了一位外国文学界前辈的严厉批评和举报，并惊动了有关部门。但在当时文化政策已经显现宽松迹象的形势下，主管《译林》的负责干部并没有像往昔那般“闻风而动”，顺势组织对《译林》的批判；有关部门更是扭转了“宁左勿右”的惯性思维，实事求是地加以处理，对小说的出版给予政策上的支持。而广大读者则根据自己的审美直觉，对作品显示出巨大热情，以审美实践对小说做出了肯定的评价。逐渐形成的良性文化生态大环境，以及李景端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终于使这一事件得以圆满解决，并在整个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可以说，《尼罗河上的惨案》以及新生的《译林》，一定程度上成了外国文学界对待通俗文学态度的转折点。渐渐地，人们不再用鄙弃的老眼光看待通俗文学了。以此而论，李景端和《译林》功不可没。当然，正是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造就了《译林》杂志和译林出版社，以及它们的主编、总编兼社长李景端。

读过《风疾偏爱逆风行》的人，都会认为李景端是个奇人。他接手出版工作时，并没有相关从业经历，对出版却有着独到的眼光， 能够见他人所未见，识旁人所不识。就以出版现代派小说《尤利西斯》为例，一般人都认为，这部小说表现手法离奇，文字艰涩，译者翻不好，读者看不懂，即使上市，也很少会有人问津，结果肯定是一笔花足力气、却得不到回报的赔本生意。但李景端却不这么看。他洞悉这部作品在中国出版的真正意义，认为即使缺乏市场，也具有文化补缺的学术价值。他以巨大的胆识，坚定地开启了《尤利西斯》的出版工作，而他在决定要做一件事之后，往往有一种百折不回的韧性。

为了寻找这部“奇书”的译者，他接触了一切可能接手的学人，亲自找上门去，诚恳邀约，动之以情。一次次被婉言谢绝，铩羽而归；又一次次另觅出路，从头再来，继续以他的坦率和真诚去“敲门”。也正因为他是一个热情坦诚，能为朋友赴急难的人（曾主动替季羡林等名家打维权官司），所以恰如本书中描述的那样，能结交诸如冰心、钱锺书、杨绛、季羡林、萧乾、叶君健、王蒙、余光中等多位文化界大腕，并最终打动了萧乾和文洁若夫妇。两人以老迈之躯，接受了这份几乎人人望而生畏的翻译工作，出色地奉献出了被世人敬为“天书”的《尤利西斯》中文译本。

到此为止，人们以为大功告成，这件事已经可以画上圆满的句号。李景端却不然。他围绕译著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召开新书发布会、组织签名售书、举办有中外学者参加的《尤利西斯》大型学术研讨会、投入“两个译本之争”……积极采用宣传手段，闹出很大动静，使一部译著竟同时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并成为国内文化界的一个热点，一时人人争而得之，以致出版社不得不反复加印，出现了冷门书成了热销书的奇迹。你不得不佩服李景端。

《风疾偏爱逆风行》用生动的事实说话，不加虚饰，借助亲身经历，刻画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的变化和发展，更有诸多名家珍贵信札及趣闻逸事，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