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典瑞流芳——民国大出版家夏瑞芳》新书首发仪式在北京商务印书馆举行。这是20世纪亚洲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的缔造者——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先生的第一部传记。同日下午，商务印书馆创始领导人夏瑞芳、鲍咸恩、张元济、陈叔通哲后家属茶叙会在北京商务印书馆举行。

鲜为人知的出版巨子

商务印书馆已经走过120年的历史，1949年以前曾经发展成为亚洲最大、世界前三的出版巨擘。说起这家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出版机构，人们总是首先想起张元济、王云五，想起陈云、茅盾、郑振铎、杜亚泉等，却通常忽略一个值得深入了解和特别致敬的出版大家、企业巨子——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

夏瑞芳（1871—1914），江苏青浦（今上海市）人。至1914年遇刺身亡，他的生命仅走过42年，而其中有17年的岁月是与商务印书馆的创立、发展融合在一起的，且在此之前的8年他从事有关印刷行业的工作。

夏瑞芳经营商务印书馆17年，对他的记载文字却寥寥无几。周越然、郑逸梅等均曾有过纂集史料的计划，但最终未果。蔡元培、蒋维乔在他遇刺后所撰纪念文章成为了解夏瑞芳一生经历及贡献极为珍贵的资料。

蔡元培在《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君传》中高度评价商务印书馆以“印刷之业，始影响于普通之教育”，而其对于教授法参考书等销售量较少的书籍亦“尽心力以为之”，逐渐影响并改变了同业“诎於利而亟於利”的风气，“而教育界受其影响者大矣”；夏瑞芳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创建者和总经理在这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同时，适逢戊戌变法，同业“竞译日本书以求售”，而夏瑞芳则“不轻于付印，丐通人抉择”，舍弃其中质量低下者，不惜成本。因此，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小传结尾不吝笔墨对夏瑞芳赞誉有加：“君信仰基督教，内行甚修，接人甚和易，宜若可以尽其天年，而卒被暗杀，倘所谓天道无知者邪？然君虽殁，而君所创设之事业，方兴未艾，其于教育之影响，则辗转流布而不能穷其所届，虽谓君永久不死可也。”

蒋维乔《夏君瑞芳事略》则简要记述了夏瑞芳的一生，成为后人了解其主要经历的依据。

除此之外，商务印书馆创业100年的1987年，张元济之子张树年先生撰文《纪念夏公粹芳》，深情回忆了张元济与夏瑞芳“开启民智、发展教育”基础之上的深厚友谊。正如文中所引述张元济的话：“夏君招余入馆任编译，余与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夏瑞芳在他短暂却建树卓著的一生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其“扶助教育为己任”的至诚之心。

以上可能即为至今存世的关于夏瑞芳先生的有关记述，其在任期间商务印书馆的主要发展轨迹也仅散落在商务印书馆编制的百年大事记中，从中可一窥夏公行迹。他近乎湮没无闻的生平经历与其在现代出版史上的伟大建树之间落差巨大，成为出版史上的“失踪者”。

“商务精神”的源头：创业者气魄、企业家精神与出版家品格结合的典范

120年前，商务印书馆在时代浪潮中应运而生；回顾商务120年的历程，创业初期的发展道路可谓筚路蓝缕，掌舵者艰苦奋斗，令人高山仰止。夏瑞芳身上所体现的创业者气魄、企业家精神和出版家品格尤为突出。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开启“寻根之旅”时，我们会发现，延续至今不衰且日益鲜明的“商务精神”的各种特质均可在夏瑞芳先生身上追溯到，他以极具个人色彩的特性为商务日后的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和活力。

夏瑞芳先生的创业者气魄和企业家眼光首先体现在将成立之初的家族式企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为纯粹的现代企业。

1897年2月11日，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兄弟和高凤池等几个年轻人筹得3750块大洋。于是，“商务印书馆”（英文名Commercial Press）在上海一个叫德昌里的弄堂开业了。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石破天惊的事件，但却造就了20世纪至今的一艘“文化航母”。创立之初的商务印书馆是鲍氏的家族企业，夏瑞芳被推举为总经理，鲍氏兄弟用其所长主管排校和印务。夏瑞芳不断委派技术人员赴日本、美国、德国考察，学习最新印刷技术，购进新式机器，聘请外国技师。1900年，在纱厂老板印有模的帮助下，商务印书馆收购了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修文印刷局，“商务基础之稳固乃发韧于此”（高凤池语）。同时，这一切奠定了我国现代民族印刷业的基础。随着企业的迅速发展，1901年夏瑞芳对商务印书馆实行了第一次增资扩股，吸收张元济和印有模入股。这时商务印书馆的资本经估价已达26250元，张元济和印有模投资23750元，总资本5万元。商务印书馆更名为“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增资扩股不仅为商务引进了资金，实现了其向现代企业的转型，更重要的是引进了一位后来在商务印书馆历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出版和文化史上堪称文化领袖的人才——张元济。1903年第二次股份制改造更是石破天惊的开创之举，夏瑞芳引进外资、开创了中外合资企业先河，为商务印书馆乃至中国民族出版业的现代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合资方即是在日本极具声誉的出版机构——金港堂。正如张树年先生在《纪念夏公粹芳》一文中所做评价：“夏公在商务与日本金港堂的十年成功合作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深谋远虑，令人钦佩。夏公采取与其联营的办法，利用日方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发展中国的民族出版业。在联营中，夏公坚持由中方承担日常经营、人事、行政权，日方只在董事会中派员行检察之职。这在列强侵华、国势颓危之际，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坚持主权利益的一次中外合资。”而辛亥革命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全国性的反日情绪日渐高涨，商务与日本人的合资也遭到人们反对，商务的董事会和夏瑞芳又果断决策，不惜一切代价收回日股。

夏瑞芳先生的创业者气魄和企业家眼光还体现在其对商务印书馆发行网络和媒体网络的大力开拓。1903年商务印书馆第一个分馆汉口分馆成立，1904年长沙分馆成立，1906年又发展8家，1907年再增4家，至1914年共设立分馆近20处。他所建立的分馆加支馆的模式，在后来商务发展过程中不断壮大，鼎盛时期分馆达35家，支馆及代销点遍布海内外。利用媒体网络是夏瑞芳进军销售的另一制胜法宝。在出版《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书籍时，夏瑞芳就将《中外日报》作为主要的宣传合作方，这份由汪康年1898年5月创办于上海的《时务日报》（8月改名为《中外日报》）具有强大的发行网络，于包括香港在内30多个城市有代派处，还覆盖到日本神户，成为继《申报》《新闻报》之后的第三大媒体。夏瑞芳善于利用传媒的力量，除《中外时报》，他还在影响力巨大的《申报》上推广和发售。

夏瑞芳的企业家精神首先体现为其民族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120年前商务印书馆的成立，部分原因是夏瑞芳等年轻人不甘为洋人打工，而要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商务印书馆所印行的出版物引进和宣扬进步思想，也反映了对国家和民族大义的担当。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遗作《仁学》痛斥封建专制制度为“大盗”之政，痛斥封建专制君主为“独夫民贼”，是万恶之源，公开宣扬“君末民本”的民权思想，夏瑞芳在接受这本书的承印之托时，很坦然地说：“没有关系，我在租界，不怕清廷。”而适逢戊戌变法，同业“竞译日本书以求售”，而夏瑞芳则“不轻于付印，丐通人抉择”，舍弃其中质量低下者，不惜成本。

夏瑞芳的企业家精神其次体现为其敏锐的市场意识，而他这种市场意识并不局限在具体人群的市场需求方面，而往往着眼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需要方面，这就是大企业家的眼光和眼界。对于这样的企业家而言，市场才真正是广阔和远大的。面对已经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大形势，外国的文化与知识大量随之涌入，商务印书馆开始印行英文书籍，包括教科书和工具书等，以适应“开放”之需。

夏瑞芳的企业家精神最关键地体现为其人才意识。第一，夏瑞芳胸怀宽厚，气质温和，这种人格赢得了全馆和同业的尊重，为商务的发展赢得了内在动力和发展空间。第二，夏瑞芳对知识分子充满敬重之情，同时求贤若渴、不断引进人才。说到引进人才，最为重要的就是张元济这位清朝翰林的加入，有了他的加入才有了商务印书馆日后更大的辉煌和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突出地位。夏瑞芳因为业务关系与张元济相识于1899年，当时张元济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的印刷业务交由商务印书馆承担，两人一接触便互生好感，尤其是夏瑞芳被翰林出身的张元济深厚的国学知识和西学学养所吸引，而张元济对排字工出身的夏瑞芳的勤勉、事业心和好学敏求的精神颇为赞赏。夏瑞芳和张元济能够走到一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两人怀有共同的理想，即他们共同定下的“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约定，而商务印书馆的格局从此定立。张元济的加入对促进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相继吸引了包括蔡元培、严复和林纾等在内的大批知识分子，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员工或紧密的作者，许多思想进步、才学出众的知名人士，如蒋维乔、庄百俞、高梦旦、杜亚泉等先后加入商务，使得商务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开启民智、变革社会的理想舞台。

夏瑞芳的出版家品格首先体现在其出版活动能够顺应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形势，致力于传达新知予民众。面对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大形势，外国的文化与知识大量随之涌入，商务印书馆果断组织人力印行、编辑英文书籍，出版了影响胡适等一代知识分子的《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图书；戊戌以后，国家政治、教育、经济等制度亟待改革，夏瑞芳应时之需，选取并翻译了大量于国情有参考作用的日本相关图书；庚子以后，学校渐兴，而教授者苦于没有教科书。夏瑞芳特设立编译所，延请张元济主持编纂相应教科书，并组织大量人力负责教科书的审定工作。其次，夏瑞芳的出版事业不仅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是更看重长远和广泛的社会效益。例如教科书之外的教授法参考书因非学生所需，销售量有限，同业鲜少编纂，而夏瑞芳对这类图书的编辑也尽心力为之。这在教育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大大巩固了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领域的地位。最重要的是，在夏瑞芳这位掌舵者的精心经营下，商务印书馆聚集了当时思想进步、才学出众的知识分子，为他们的社会和文化理想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并因此使商务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摇篮，得以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的转型做出巨大贡献。

夏瑞芳身上体现的创业者气魄、企业家精神和出版家品格完美结合，使其成为一代文化航母的缔造者。如今我们顺着时光逆流而上，去找寻当代“商务精神”之根时，夏瑞芳先生即是其典范。

《典瑞流芳——民国大出版家夏瑞芳》新书首发

4月22日，《典瑞流芳——民国大出版家夏瑞芳》新书首发式在北京商务印书馆礼堂举行。《典瑞流芳》2014年6月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是第一部夏瑞芳文学传记。北京商务印书馆在创立120周年之际推出本书的简体版，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发会活动由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小文先生、百年资源部主任张稷主持。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先生致辞认为，夏瑞芳先生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是中国近现代民族出版第一人。他身上闪耀着的企业家精神是商务得以120年不衰的活水，也是商务今后事业的不竭精神动力。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成员，乐鱼(中国)leyu·官方网站副总经理李岩先生讲话认为，夏瑞芳先生不仅是一位卓越的企业领导者，而且具备一位杰出出版家的品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命题下，继承和发扬夏瑞芳先生的出版家品格，以出版实践为国家和社会转型提供足够的知识积累，以文化活动体现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优秀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是出版同仁共同的使命和责任。

专程从美国赶来的夏瑞芳外孙史济良先生也代表夏家后人发言，对商务印书馆在创立120年之际推出《典瑞流芳——民国大出版家夏瑞芳》表达了诚挚感谢。史济良先生对外祖父的了解曾经非常有限。后来，当他了解了夏瑞芳的零星事迹后，便有了将他的卓著贡献重新整理、发掘的渴望，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最终促成了这部图书在台湾、北京两家商务印书馆的出版。

商务印书馆百年资源部主任、《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主编张稷就《典瑞流芳》的出版经过，以及夏瑞芳生平事迹，夏瑞芳精神对于当代出版的启示，与史济良、张人凤（张元济之孙）、夏瑞芳故居策划负责人潘栋梁，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商务史专家范军进行了对谈。

当天下午，商务印书馆还举办了1949年以来第一次创始领导人哲后家属茶叙会。鲍咸恩、夏瑞芳、张元济、陈叔通等创始人、领导人的后人与商务印书馆主要领导温馨围坐，共叙商务印书馆120年的沧桑与辉煌，对未来寄托更加美好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