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 李伯重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国的近代化开端应该起于何时？在当下，这似乎与所谓的明清资本主义问题一样略显无趣。
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一书认为，火枪与账簿足以概括当时的时代特征，火枪代表了军事革命带来的新型暴力，账簿则意味着对商业利益的竞逐，二者共同构成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丛林法则，当时的中国已经无法独善其身，而是和其他国家紧密交织在一起，其盛衰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课题。就此，他试图将我们的视角拉向明末清初这一惊世巨变，从全球史的角度，对明朝的灭亡给出一个新的解读。而这就涉及中国的近代化到底始于何时。
重访中国的近代化开端
以往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人们很容易沉迷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朝代分期与精英史观，更多以一姓一朝作为研究的分野，即使局限于此，也会再分而又分，主要聚焦于朝廷政争与中原地区的起伏，对于非汉族地区很少关注，更不要提环绕中国的四夷。
即使有机会涉及四夷，有意无意的“天朝心态”又更多停留于理想化的朝贡体制，以为蛮夷之地，可有可无，对于这些族群与国家的新变化熟视无睹，殊不知当时日本已是世界第三大人口大国，而且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几乎可以与中国相抗衡。
另一方面，对于遥远的欧洲大陆，我们似乎也仅仅在世界史研究领域对其1500年前后的重大变革有所关注，而对于这些变革如何影响中国的周边尤其是东南亚、日本可谓所知不多，恰恰是这些看似无足重轻的国家，却以其新的资本主义方式，以其小小许，已经给明清时期的中国以多多许的压力与竞争。
李伯重号召跨出国别史与汉族史的局限，借助全球史与国际关系史的视野，将以往我们有些固化的历史认知进行重新调整，以便趋近于17世纪前后更加真切的中国及其周边。
角度切换之下，明帝国的东亚霸主地位看起来并不那么稳当，而周边所谓的蕞尔小邦往往实力雄厚，暗藏杀机，时不时给明帝国以刺激与猛击，此前铁板一块的历史叙述变得有些悄然松动。而这一切都源于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经济实力的变化，以及国际版图的重塑，辅以宗教势力的兴衰，在中国周边聚集起不少的地区性强国，而其实力之强悍已经足以威胁明帝国的安堵。经济的提升更造成军事技术的传递速率加快，新军事技术的传入也使得以往依靠人数优势的冷兵器时代之争存在了很大变数，西班牙、葡萄牙与荷兰往往以很少的兵力，就可以对东南亚甚至明帝国形成巨大的压力。
你来我往之中，经济交流与军事交流交相辉映，明帝国也在有识之士的奋发之中，将军事技术尤其是火炮、火绳枪的技术水准提升到了世界一流，这些变化巩固了明帝国的东亚霸主地位，但却又因其政治的腐败而最终葬送了大好形势。甚至最后，明帝国最优良的热兵器部队投靠了其敌方，最终加速了明帝国的灭亡。
史学新潮的激荡
宋人王安石曾说《春秋》是一部相斫书，我们此前的明清史研究似乎也不乏此类现象。
李伯重教授则秉持全球史视角，认为，一切重大的历史变化都不是忽然发生的，都离不开国与国间的联系与相互影响。由于作者极为熟悉世界史尤其是欧洲史的脉络，所以他引入了世界史上著名的“十七世纪总危机”这一论断，将本来就与外国牵涉甚广的明清更迭放入世界史的观照之中，使我们能够跳出政治军事冲突的单线思维，更加多元地去解读这一大变局。
本书注意到，在中亚兴起的帖木儿汗国对于攻占中国信心满满，永乐二年（1404年），帖木儿兴兵二十万远征中国，突然于1405年1月19日在讹答剌城病逝。在其陵墓内绿玉色的棺材上，写着他的豪言：“只要我仍然活在人间，全人类都会发抖！”与成吉思汗、忽必烈的宗教宽容迥异，如果帖木儿成功，中国将面对的是一位狂热的穆斯林征服者，力图用武力迫使中国人改宗伊斯兰教。这一此前语焉不详的细节，现在读来倍觉惊讶。
作者专辟两章探讨当时文化圈的扩散，认为面对势不可挡的伊斯兰教东扩，“从蒙古、新疆北部、青藏高原到中南半岛的缅甸、暹罗、柬埔寨和老挝，佛教取得了支配性地位”，宛如形成了一道环绕中国的“佛教长城”，使得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避免了印度、南洋群岛的命运。这一观察格外宏观，但却让人耳目一新，远非局限于中国甚至中原一隅者所能理解。
正如李伯重所言，我们以往在谈到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多用友好邻邦的说法通而化之，但其实背后往往并非如此，哪怕是以现行的外交史角度，我们也更多是从自身的角度，很少去倾听周边国家的声音，这样的历史叙述看起来完美无缺，实则充满了知识的傲慢，无益于历史的认知。
对于明帝国的军事技术成就，既有的认知并不十分明朗，本书则结合相关研究，给予了十分翔实的解答，认为明帝国的军事技术水准已经接近世界一流，而这一成就，既是吸收了国外的长处，同时也有杰出匠人的创意。
不过，天时似乎并未给明帝国带来好运气，气候的变化造成了天灾的流行，由于气温降低，降雨减少，旱灾特别多，对华北尤其是蒙古高原影响很大，导致北方人不断南迁，如滚雪球一样，形成大规模、长时间的人口南迁的浪潮，对于当时华北的社会经济可谓是灾难性的。
再加上经常爆发的蝗灾以及瘟疫，明末宋应星认为当时天下“民穷财尽”，各种危机叠加，最终导致了明帝国的崩盘。
这些史学新潮带来的新认识，让我们在新奇的同时，又倍感历史视角转换之重要，倘若陈陈相因，则无形中会遮蔽掉很多历史的复杂性。
公共史学的典范
英国史学大师希尔（Christopher Hill）曾说：“每一代人都要重写历史，因为过去发生的事件本身没有改变，但是现在改变了；每一代人都会提出关于过去的新的问题，发现对过去都有一种新的同情，这是和他们的先辈所不同的。”
本书的提出，其实也是李伯重从现在的世界情景与史学潮流的演变，所作出的总结与回溯。作者欣赏其好友、英国学者麦克法兰（Alan Mac Farlane）教授的学术旨趣，认为“日复一日地做习惯性工作，没有挑战，难免丧失研究带来的乐趣。转向新领域，必然面对新挑战，从而激发思维，获得乐趣。做学问是为了获得真正的乐趣，至于成败利钝，并非主要考虑的内容”，所以甘愿尝试这么一个新领域，对于明代军事史做一新的探索。这一尝试，从其行文与读者的反馈而言，可谓相当成功。
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认为：“能用简短的言词就能说明的问题，为什么要用冗长的词句呢？抽象的思想需要通俗易懂的例证”。李伯重教授对此心有戚戚焉，试图以此书作为一个例子，向大众读者提供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方式，充分吸收学界既有成果，以生动的语言与丰富的细节，向读者呈现明清之际这一巨变，但又完全不同于此前的政争重塑，而是从多元的史学新视角，将那一个激荡的年代平实地叙述出来。或许除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新见解，那些遍布全书的历史细节也会在润物细无声之中消解我们此前历史认知的条条框框。
作为一部集合各家说法的综合性著作，作者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其他学者的作品，用自己的方式组织他们互异的发现和说法，然后提出自己对当时东亚世界的整体性看法，这一写法本身值得其他断代史与专门史研究者借鉴，因为我们的历史书写，很大程度上依然停留于自说自话的阶段，对于国内外研究的最新进展往往熟视无睹，很多本已更新的历史知识很可能并未成为史学同行的出发点，更无法进入大众读者的视野，这无疑是对既有研究的不尊重，也无异于学术共同体的成长。
巴勒克拉夫曾经批评许多历史学家“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生产出与过去一样的产品。”作者以为，“如果这样的话，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也就接近于尾声了”。
作为学术工作，原本就该有着更高的标尺，在成名的学者身上，这无疑应该成为一种职业伦理，李伯重教授此书无疑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学术探究，抑或学术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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