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是中国古代贡献于世界的“四大发明”之一，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教学备课过程中，却常常发现有一些中国印刷史上许多重要问题，并认为“既有的通行说法不能接受”。
由此，辛德勇开始尝试着进行自己的探索，“像小孩子一样真心思考”，辨难析疑，奋力芟除障目的杂草乱木，辛德勇这样阐释自己对于历史研究的态度。
近日，三联书店出版了辛德勇的这部新著——《中国印刷史研究》。这不仅是他十年磨一剑的学术成果，也是他在中国印刷史研究方面的治学理念与研究方法的集中体现。在前人的基础上，辛德勇集中论述了中国古代印刷发展史上一些关键的基础性问题，也是中国古代印刷史研究中的重大疑难问题。
“求真”，这是作者作为学术探索的根本原则与基本出发点，同时也需要一种开放的文化观念。在研究中，辛德勇也尽可能地以开阔的视野来看待中国古代印刷史的成就，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爬梳与考证，不以预设结论来做“研究”。
这部作品共分为三篇：上篇结合具体的社会文化条件，对印刷术的产生原因、时间做出合理说明；中篇通过深入考述唐宪宗元和年间是否以雕版印刷的方式大量刊印元稹和白居易的诗集，揭示了印刷术早期发展的内在机理；下篇则集中论述了活字印刷中的铜活字问题。
究竟“模勒”元稹和白居易的诗篇通过什么方式制作？这是一个长时段、大范围聚讼纷纭的问题，从乾嘉、清末民初到现当代，从海内到海外，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说法。作者全面把握了前人的已有研究，在藤田丰八、向达等人既有观点基础上做出推进。
辛德勇认为，印刷术的早期应用范围只是在宗教、民间信仰、历书等日用印刷品方面，这种情况直到唐宪宗时期还没有改变。印刷术由民间文化层面进入上层精英文化领域，是唐代末年至五代时期发生的事情。
铜活字印书，在明代弘治至万历初年曾经盛极一时，其中尤以无锡华氏会通馆、兰雪堂和安氏桂坡馆最为著名，这大体上已经成为海内外学术界高度一致的共识，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作品下篇的讨论中提到，“这种认识缺乏合理依据”。
辛德勇说，由于明朝铜资源的紧张与铜原料的昂贵，政府法律对民间用铜的严格限制，以及铜的硬度太高，中国过去缺乏大量刻制铜字的技术手段，事实上明朝并不存在铜活字印刷，“中外学术界流行多年的传统看法，难以成立”。
“自己在中国印刷史研究方面是‘程咬金式的人物’。”在辛德勇看来，自己是“半路出家”，这部作品却足见一个学人对待学术的诚恳与谦卑，以孩子般的质问剥离加之在真相之上的“高谈阔论”，使真实的本质得以呈现。更为重要的是，辛德勇希望通过自己从事印刷史研究的缘起与经历以及研究过程中的主要想法，揭示学术研究的本质——“用孩子般的好奇心，驱策学者探求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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