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阅读商务印书馆列入“商务印书馆壹佰贰拾年纪念”的《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第1版）后，我吃惊于作者钟桂松先生能将茅盾1916年至1926年在商务印书馆就业的十年经历写出450页的厚书，使我对茅盾起步的十年和作者锲而不舍地研究茅盾并为之所作的努力而钦佩。
读着，也产生了一些话题想与作者一起探讨，请恕直言。
第58页记述“1920年5月，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回国，先到上海拜访陈独秀，结果两人一拍即合，陈独秀邀请李达一起筹建中国共产党，并邀请他住在《新青年》出面租的渔阳里二号，一起编辑《新青年》杂志。当时，茅盾的亲戚王会悟也住在这里。”……李达和王会悟热恋大半年后，于1921年4月在上海老渔阳里二号举行简单的婚礼，……”读到这里，我发现作者与很多党史、现代史研究专家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疏忽。因为，渔阳里二号与老渔阳里二号是不同的。如果不是引文（如本书引自茅盾文章），建议作者将陈独秀当时在上海租赁的居所《新青年》编辑部）也即李达举办婚礼的场地统一改为老渔阳里二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因为当时还有一个渔阳里，这个渔阳里现在是淮海中路567弄，当时渔阳里六号住着戴季陶，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所在地。
第92页“据说，商务印书馆当局知道无法挽留茅盾，便给了茅盾一笔丰厚的退职金，给茅盾在商务十年的工作和生活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个“丰厚”，我想应该也是商务人事部门根据规定核算的结果，如同第449页“年表”所言“四月一日收到郑振铎带来的商务印书馆九百元退职金和百元股票”。茅盾的离职，对于商务而言也是平常之事，与茅盾同期的中共党员也在差不多时间里都离开了商务。所以，有关无法挽留、给予丰厚的退职金之类的描述，似乎大可不必。
第211页载有《张元济小传》，内有“1901年，张元济应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瑞芳的邀请，入股商务印书馆，开始涉足出版事务，担任商务印书馆第一任编译所所长，从此，开始编辑教科书。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教科书之盛，冠于全国’。”张元济何时入职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是商务第一任编译所所长？第280页写道：“1902年，商务印书馆组建编译所，聘请蔡元培为所长，主持编译教科书，结果半年时间未有头绪。而蔡元培也因‘苏报案’于1903年6月离开商务。于是编译所所长的职务由张元济担任。”对照一下，张元济担任过编辑所所长，但是否第一任？
作者在《张元济小传》中继续写道：“1914年年初，夏瑞芳遇刺后，48岁的张元济让高梦旦主持编译所工作，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商务印书馆的行政管理中。”这个话题，建议翻翻《商务印书馆110年大事记》之类。我先据此“大事记”概述一下：1901年张元济入股，1902年入职，1903年任编译所所长。1914年夏瑞芳总经理被刺逝世，由印有模（锡璋）继任总经理，1915年印有模病逝，由高凤池代。1916年高凤池任总经理、张元济任经理，1918年高梦旦任编译所所长，1920年高凤池、张元济改任监理，鲍咸昌任总经理。1926年张元济辞监理……
同样，“小传”中记载了张元济一方面不拘一格任用人才，另一方面反对员工近亲用人，甚至公司高管的子女想进商务印书馆，张元济都坚决反对，而张元济本人在这方面堪称典范。“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从美国学成回国，想进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对儿子说：‘你不能进商务，我的事业不传代！’张元济曾就用人问题说过：‘满清之亡，亡于亲贵；公司之衰，亦必由于亲贵。’张元济的身体力行，让商务印书馆得以永葆活力。”这个传说一直被传诵着并被所有的张元济传记之类复制，甚至把商务的明文规定变成了张元济独善其身的英雄壮举。王云五在《十年苦斗记》中记载了自己作为总经理自1932年1月开始带领商务人所经历的十年奋斗的历史。在《两年的苦斗》（1933年）中写道：“去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复业时，我对于进用职工方面，定下一个原则，就是父子兄弟已有一人进用的，其他概不进用。”其中的道理我就不展开了，只是说明，张元济没有将1932年11月归国的儿子送入商务，一方面是作为董事长执行了公司制定的规则，另一方面也是个人品质的体现，毕竟没有央求、开后门或采取其他变通办法把儿子送入商务。
茅盾对于王云五的看法，通过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走过的道路》，似乎是站在与张元济、茅盾的对立面进行叙述的。这种态度在本书中也得以体现，譬如第114页与271页的相同引文。其中包括：
1925年8月26日商务印书馆劳资双方谈判时，淞沪镇守使派出一个营长奉命调解时，“这个营长就拍案而起，威胁说：明天我派兵来，一定要复工。说着就朝外走了。这时候，王云五突然快步上前，拉住了营长，扑的跪在地下哀求道：请营长息怒，宽限一、二天，我们自己解决，千万不要派兵来。营长不置可否就走了。王云五回身对大家痛哭道：我们双方都让步一点，免得外边人来干涉。”
作者认为：“这段回忆成为商务印书馆罢工斗争中的一个花絮，虽然其他人的回忆中没有提到过，但茅盾作为罢工谈判的当事人，应该可信。因此，后人编张元济年谱时，采信了茅盾这段回忆。因为这个小插曲，这次谈判仍没有结果。”
因为没有第二个人提及，属于孤证。如果王云五确实这样做，倒也不失爱护劳方罢工者，否则真的出现人命，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茅盾称王云五是“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第257页），在茅盾起步的10年中，王云五是1922年入职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所谓官僚与市侩，应该是对其后来入职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并被中国共产党视为“战犯”的一个综合评价，因为茅盾在1926年离职时，王云五并非官僚也少有市侩之习吧。同样，第263页写着“王云五立刻派出心腹找到茅盾，给茅盾施加压力，”……第265页“王云五派人暗中对已发排的《小说月报》稿子进行检查。”……这里出现的“心腹”、“派人暗中……检查”似乎也含贬义之意。好在作者对于王云五的历史以及在台湾出版的一些著作都有了解，大体上也补正了茅盾在撰写回忆录时的“激愤”，毕竟是那个年代的产品。
感谢作者能将茅盾起步的十年写得相当的丰富，我在这里所指出的若干读后感，只是希望这本书能有更多的读者也期待作者有更丰富的作品问世。
本书提供的1921年胡适考察商务印书馆的一件往事，我感觉值得一读：
当时胡适考察结束时，即9月3日，商务给胡适送来1000元酬金，胡适不愿受酬，“力劝梦旦收回”。但高梦旦无论如何也不肯收回。1000元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像茅盾这样的高级职员，一个月工资也就是三四十元，即使到1925年时，商务一般的学徒，第一年月薪也只有三元。显然，胡适并不是贪图钱财之辈，他算了一下，“我只消五百元便可供这一个半月的费用了”。于是第二天，胡适专门去拜访高梦旦，“还了他五百元”，从中可以看出胡适的做事风格。
同样是这件考察并最终推荐王云五任编译所所长之事，作者认为：
对胡适推荐王云五之举，学界曾披露了胡适不便明说的另一个原因。十年前，胡适失业，王云五为他介绍工作，又帮助他复习官费留学必考的数学。就是说，在胡适最困难的时候，王云五不仅赏识他，而且帮助过他。现在反过来了，胡适出名了，王云五却失业在家。所以，胡适有意要帮助王云五。自然，胡适有这个想法也无可厚非，而且可以由此看出他的知恩图报。但胡适始终没有公开表达过这个意思。
看来，中国的学界有才之士真是不少，这个原因不仅知道还能披露。
分享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