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是喧闹和华丽做成的；而在《王安忆的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中，她的上海还原到生活常态的本真，是弄堂的寻常人家。
王安忆把生活在上海作为一种幸运。她在《物质世界》一文中，写上海是个物质的世界，倘没有抵抗力，是容易沉沦的。上海的女性在历来的文艺作品里，往往被描绘成软弱的动物，无奈于环境、遭际，最终落入悲惨的命运。可她们对物质主义有极大的承受力。她们潜在城市的内里，波澜不惊向前涌动，维持着生活的最常规。貌似平庸，其实却藏着很深的见识，历练成的涵养，读来让人印象深刻。
在代序《南陌复东阡》一文中，王安忆写道：“身在其中的城市就是这样，被自己的生活覆盖着，无论怎样拉开了距离，站在制高点，其实看来看去看到的，还是自己的内心。它的外部的光华，总有一些熟腻的庸俗气，还有一些戚容，这都是生活胭染的。”我想，上海之于王安忆的意义，绝非“故乡”一词可以概括，也并非一个写作资源可以解释。这个城市复杂的历史和传奇色彩以及她在中国大背景之中的独特性，和王安忆形之于文的姿态，似乎正构成为一个颇可玩味的互文关系。
上海的海派文化氛围，是王安忆作品中最优雅、最有色彩的一些风景。她在《永不庸俗》中，分析现在文化市场为追求最大效益，不惜迎合庸俗的趣味，“潇洒、飘逸、伶俐、玲珑的”写作者迅速产生，壅塞了这个城市，为这个城市披上一件轻薄亮丽的外衣。上世纪30年代的“摩登上海”又登上舞台，靡丽的声音不绝于耳，“而我情不自禁地，要在其中追寻鲁迅先生的身影”，因为有了他，“30年代”便不只是摩登、风月、夜夜笙歌，还有铁流、呐喊、堡垒。这让我们读到了王安忆身上浓厚的人文情怀。
在《遍地民工》中，王安忆写上海四处都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空气中挟裹着他们的汗气和异乡的口音。“每日中午，不知哪一幢楼上，会响起金属的敲击声，因是居高处，传得很远。听多了，便听出那敲击有拍点，什么拍点？是某个人家乡的小调，快书，或是大鼓。”
读完这本独具韵味的书，不禁感慨，王安忆靠着刻苦与韧性，在文坛撑起了属于自己的一片晴空，就像上海这个城市。她说：“上海总给人奢靡的印象，岂知它在浮油之下的钢筋铁骨，要不，这混凝土世界靠什么支撑起的？在这个坚硬世界里的人，必有着正直的性格，否则，就真要沉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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