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民间宝卷研究》，尚丽新、车锡伦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11月第一版，98.00元
山西大学文学院尚丽新副教授与老一辈宝卷学研究专家车锡伦先生合作完成的《北方民间宝卷研究》一书是近年来我国宝卷学研究的又一部力作。本书分为两大部分，上编是对北方民间宝卷的概述性、宏观性研究，探索了北方民间宝卷形式的变迁、与其他民间文艺形式的交互影响、地域特色以及南北方宝卷的比较等。下编则为北方民间宝卷的个案考察、微观性研究。包括对于不同时期和地域中孟姜女故事宝卷的考察、对于《黄氏女宝卷》《白马宝卷》《红灯宝卷》等几部北方重要民间宝卷作品所作的深入、细致的研究。全书还有两个重要附录，除了有关北方民间宝卷的参考文献外，还有一个篇幅相当大的（将近200页）“经眼北方宝卷提要”，系作者对所经眼的近年新出现的民间宝卷所作详尽的概述和提要，其中大多数是《中国宝卷总目》未予收录的。内容包括每种宝卷的著录，收藏和版本情况，开卷、正文、结卷的形式以及故事内容等。显然，这份内容详实的“经眼录”具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很多方便。如此，全书实际上包括整体研究、个案研究和文献研究三部分，三者有机结合，较为圆满地解决了有关北方民间宝卷研究的很多难点问题。
宝卷有着悠久历史渊源，是一种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民众娱乐活动中，按照一定仪轨演唱的说唱文本。其中山西、河北等地区一直是宝卷流行的中心地区，有着丰富的宝卷资源，也是构成这些地区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将宝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非文学作品的宗教宣传品，唱述宗教教义、仪轨和劝善说教，这一类主要是佛教和明清各教派的宝卷；一类是演唱文学故事的宝卷，和少量在民间宣卷时演唱的具有文学性的仪式歌、俗曲，这一类主要是清及近现代的民间宝卷。根据这样的分类方法，宝卷实际上具有双重特质：作为在宗教活动中演唱的说唱文本，宝卷演绎宗教教理，是宗教经卷，不是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大量的宝卷是说唱文学故事，因此，宝卷又是一种带有信仰特色的民间说唱文学形式。
但是这样的划分并非机械的，其时间界限也只能大体而言。比如论著指出“宝卷的民间化绝不是从康熙之后进入民间宝卷时期才开始的”（第8-9页），对此，论著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民间宝卷渊源于佛教的俗讲，产生于宋元时期；唐宋时期伴随着佛教的世俗化，已经出现非常具有民间色彩的宝卷作品；但是宝卷的这种发展态势随着明代秘密宗教的兴起而中断，民间宗教为了传教布道的需要，也利用宝卷这种形式宣扬教义、吸引信众，由此此一时期宝卷主要转向宗教宝卷；进入清代之后，又出现了向民间宝卷的回归。由此来看，中国民间宝卷呈现着一种“之”字形发展轨迹。如此分析，将宝卷置于一种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理清了宝卷发展的真实脉络，从而揭示了民间宝卷才是古代宝卷的主流这样一个核心观点。
本书主要研究的是后面这一类宝卷作品，同时也强调，这两类作品很难截然分开，而时常呈现出交叉发展的面貌，两者确有交集（第100页）。比如论著指出：民间教派宣卷不可能仅在正式、庄严的法会场合，也应有比较轻松的、偏重于娱乐的场合，否则没有必要去将民间故事改编成《手巾宝卷》。今天青海宝卷有“大经”“真经”“闲经”之分，江苏靖江宝卷有“圣卷”（讲唱神佛故事的宝卷、专供做会敬神之用）和“小卷”“草卷”之分，正是民间教派在不同场合宣念不同的宝卷的遗留。虽然从著录、传世的大量教派宝卷来看，民间教派的宝卷似乎仅用于传教之用，但事实并非如此，从正德年间倚称佛教的“道人”可以看出民间教派的宣卷人也游走民间，服务于民众的信仰、教化娱乐生活。这与民间宝卷时期念卷先生的功能是相同的。（第31页）实际上，由于宝卷与宗教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即使在民间宝卷时期、世俗题材宝卷勃兴之后出现的作品，佛教、道教等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宗教的理念甚至可以说是民间宝卷的灵魂，这些方面在对某些具体宝卷的分析中时有体现。
考察的全面、系统是这部分量厚重的学术著作的主要特点。比如在考察民间宝卷与其他民间文学性质之间的相互影响时，分别从鼓词、道情、善书、说书、小说、戏曲等方面展开，每一种形式的探讨都寻根探源，很好地理清了宝卷与这些民间文艺形式之间的关系，深刻说明，正是由于清代中叶之后，民间宝卷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大量借鉴其他民间文艺形式，如此才造成宗教宝卷向民间宝卷转化的结果（第77页）。
在个案研究方面，针对宝卷研究领域中缺乏深刻细致的个案研究这一现实，注重从原始文献出发，真正实现宝卷研究的深化。从个案的选择到具体的分析都有独到之处。从宝卷版本的考订、文本的梳理到思想内涵、体制形式的演变等等，将北方民间宝卷流传过程中体现的种种复杂因素充分体现出来。个案选择并非随意，而是各有侧重，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宝卷与宗教信仰、与民俗文化、与民间文学等不同层面的关系。比如《孟姜女宝卷》研究，在对南北八种孟姜女故事宝卷进行细致深入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以阐释《销释孟姜忠烈贞节贤良宝卷》这部特殊的教派宝卷的故事来源、性质、主题和影响为主线，串联起民间教派如何改编民间故事、教派对宝卷传播的影响、教派宝卷向民间宝卷过渡、南北宝卷对比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对《黄氏女宝卷》的研究，则侧重其特殊的演化轨迹，探讨了佛教宝卷、教派宝卷、民间宝卷三个时期的不同版本形式和演化轨迹。此外，《金刚经》崇拜、民间地狱信仰与民间女性修行主题都在这部宝卷中有所体现。
最后有必要谈一下这部论著作者署名的问题。这部著作的来源是尚丽新博士申请到的一项国家社科项目，论著主要内容也是尚丽新所写，那么为什么要署上车锡伦先生的名字呢？车先生在为该书所作《序言》时特别说明了这一点：“丽新提出，这部《北方民间宝卷研究》要我联合署名。因为此前我曾遇到‘被署名’且没有给说明等尴尬局面，开始我曾有犹豫。后来决定署名，因为我们在宝卷和俗文学研究方面确实有十分默契的合作……丽新这部《北方民间宝卷研究》，填补了中国宝卷研究的一个空白，是她研究中国宝卷走出的扎实的一步，是我提出而个人已经不可能做到的研究。我同意署名，是表示我对她这部著作的肯定和支持。”读到这段文字，笔者为之深深感动，这绝非效仿学术界惯行的某些“领导署名”“权威书名”等“不实署名”的恶劣之风，而恰恰是两代宝卷学研究者在长期合作中建立起的真挚学术友谊的体现。从车先生的《序言》到尚丽新副教授的《后记》，两人皆谈到：从2007年这项课题立项一直到出版，尚丽新副教授与车锡伦先生长期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两人的往来信函达15万字之多，对于宝卷研究做过多方面深层次的讨论。此外，这部著作无论是概念范畴的厘定，还是篇章结构的涉及，都多采用车锡伦先生的观点，如此看来，尽管车先生实际可能并未执笔此书的写作，但这种署名方式却是无庸置疑的，它实际上也为当今浮躁、功利化的学术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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