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

《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讲述的是15世纪末至17世纪是经济全球化大潮出现和迅速发展的阶段，即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作者李伯重教授将这个时代的特征概括为“火枪与账簿”。火枪代表了军事革命导致的新型暴力，账簿则意味着对商业利益的积极追求。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发展，导致东亚世界原有的秩序被打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未能抓住机遇，从而不得不再等上两个世纪，才又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重新开始近代化的进程。

李伯重教授在史学研究界享有盛名，在中国经济史和明清史研究领域出版有多部著作，精湛的研究方法，科学严谨的论证态度，创新多变的思维方式使其成为可以与国际学术界不断对话的一流学者。几十年来，李伯重先生都致力于中国经济史研究，重点是明清江南经济史。《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等一批学术著作从中国历史研究的实际出发，同时又具有世界视野。但是近几年来，他的研究兴趣发生了改变，研究领域从经济史扩展到了政治史、社会史和军事史，研究地域从江南扩展到了全国乃至东亚世界，研究时期则从明清缩小到了晚明。后来他曾经专门撰文论述为何经济学需要历史——“凡是过去，皆为序曲”。

这本书的写作，对于李伯重先生来说是转向新领域，激发新思维。他认为，史学必须不断地为社会大众提供新的见解和看法，如果史学家都一代代地延续前人的陈说，那社会也就没有必要有史学家了。从治学的角度，对他而言，如果陈陈相因，“研究工作将会变得如巴勒克拉夫批评许多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生产出与过去一样的产品。如果这样的话，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也就接近尾声了”。但是晚明时期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既是今天学界的一大热点，但也缺乏共识作为研究的依靠。写作起来，确实充满机遇和挑战。最终的结果，是一部体现国际学术新潮流、面向社会大众的全球史研究著作。

全球史的新视野

每一代人都要重写历史，因为过去发生的事件本身没有改变，但是现在改变了，每一代人都会提出关于过去的新问题，发现对过去都有一种新的同情，这是和他们的先辈所不同的。

——历史学家 希尔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并非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即当代史意味着为期较近的过去的历史，而是在严格的意义上，即人们实际上完成某种活动时对自己的活动的意识。因此，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

——哲学家、历史学家 科林伍德

“全球化”是当今国际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最重要课题之一，正如沃特斯所说：“就像后现代主义是20 世纪80 年代的概念一样，全球化是20 世纪90 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概念。”在整个19 世纪和20 世纪大部分时期，历史学家大多以国家作为研究单位。但在全球史的视野中，李伯重先生总结了其不同于世界史的主要特点：一则是否定了“国家本位”，以“社会空间”而不是“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二则是关注的是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三则是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同时，他比较了传统的中外关系视角与全球史视角的不同。传统的中外关系史种研究对象的主体是中国和西方，研究所强调的是单向的关系，早期是从中国到西方，从16 世纪开始则是从西方到中国。如果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这些看法都是有问题的。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在1500 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大多是间接的，但是也有直接的；不是一种方式，而是多种途径。因此，这种交往虽然终端在中西，但是实际交往过程具有全球性”。

1500年左右，既是西方历史上近代时期的开端，也是全球史开端的断代。以往学界的主流认为：世界的近代化就是西方的近代化及其全球扩展，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世界的近代化是一个全球性的历史过程，虽然西方在其中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但其他地区所起的作用也绝不能低估。《火枪与账簿》选择的正是15——17世纪这一变动不居的历史时期。此时的中国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危机四伏。与之前的繁荣安定相比，1600 年以后中国的情况正如史景迁所说：“即使把这一时期看作‘近代欧洲’诞生标志已成共识，却很难视之为近代中国的明确起点。”在书中，李伯重教授将晚明中国所遇到的危机纳入世界史上著名的“17 世纪总危机”的一个部分进行考量。在17 世纪，欧洲各国在政治、经济、宗教、外交等方面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集中爆发，表现为此起彼伏的政治革命、贵族叛乱、民族起义、宗教冲突、农民暴动及城乡骚乱等。此时的东亚世界也未能幸免，表现在中日两个大国上则是：中国的明朝出现了崩溃的变局，日本也开始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最终的结局明代中国未能通过这场危机，沦为失败者。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晚明中国为什么不能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呢？对此，李伯重先生的回答是，不仅中国未能选择另外一条路，17 世纪大多数国家也如此，因此中国的情况不足为奇。

历史发展的动力

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东亚世界的“火枪加账簿”，导致了诸多在今天不能容忍的恶行的出现和滋生。但是这里要说的是，这些恶行不仅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是经济全球化赖以出现和进展的必要条件。换言之，这种恶乃是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发展的动力。

早在19世纪，黑格尔就提出过“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火枪与账簿》一书从写作的出发点就没有回避这一历史的源动力。火枪所代表的新型暴力与账簿所代表的对商业利益的极致追求，把世界各地人民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就是“恶创造历史”的具体表现。

书中从三个方面——贸易打造的世界、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军事革命、文化圈的大洗牌来论述了这一历史进程。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丝绸之路虽然曾是最主要的国际商路，但李伯重教授认为其经济意义不宜夸大。在15世纪之前，世界各主要地区之间并没有紧密的经济联系，直到大航海时代才把世界历史带入了新阶段。李伯重先生用扎实的数据分析，从商品、商人、白银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在这一全球化故事中的角色和定位。在军事改革方面，李伯重教授也反驳了人们通常认为的中国自发明火器之后就停滞不前的观点。认为在16世纪之前，西欧和中国两个地区各有千秋，中国尚未落伍。“经济的变化促进了社会的变化，为文化和政治力量的渗透和传播铺平了道路。”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以及儒家文化四大文化圈的扩大和深化中，东亚世界的文化版图遭遇大洗牌，这其中既有武力征服，文化传播，也有商业扩张。这一系列过程也伴随着角力海陆的东亚一系列的国际纷争。在这样的论述中，李伯重教授立足于中国与世界的交互关系，没有忽略大势所趋的历史背景，也没有着重于对既有观点的批判，而是通过大量的原始资料和数据分析，从认识上予以说明和澄清。

再阐释

在探讨帝国兴衰之时，最好能避免受到这样的诱惑，即在知晓帝国终有一日强大的情形下过早地寻找其强大的征兆，抑或在了解帝国终有一日灭亡的情形下过早地预测它行将崩溃。

——布罗代尔

全球史为中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发生于17世纪中叶的“明清易代”是世界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总兵力不到二十万人的清朝八旗兵，从半蛮荒的东北地区挥戈南下，在短短二十年中横扫东亚大陆，征服了经济和文化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明朝中国。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巨变？为什么在同一历史时期，从西欧到东亚的许多相隔甚远的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事件？书中，李伯重教授运用全球史的新视野来重新解读和阐释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从一个个事件中看到“大历史”，这也正是全球史研究的优点和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