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刘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9月出版，59.00元

1935年6月，历经艰难险阻，九死一生的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与同样历经残酷征战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北部胜利会师。然而，久别重逢的喜悦之后，是恶劣的自然条件与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困的残酷现实，这迫使红军必须选择新的出路。然而，此时党中央内部却在是否北上陕甘建立新根据地的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其结果是张国焘执意率领以四方面军为主的大部红军南下，而党中央则率红军一部单独北上。当然，此后的历史轨迹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所确立的北上战略是正确的。刘统教授的作品《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以下简称《北上》）正是对这段时期许多隐晦、微妙的历史事实大量、细致的研究集合。应该说，作者的选题需要极大的勇气。首先，有关“北上”还是“南下”斗争的具体细节，在历史记载中存在着诸多互异之处：以著名的张国焘“密电南下”为例，就其是否曾电令四方面军南下并“武力解决中央”，叶剑英、陈昌浩、彭德怀、徐向前等事件亲历者的说法尚不统一。同时，由于张国焘在“南下”过程中曾经另立“中央”，到达陕北后不久就叛变逃跑，其严重的历史错误与叛徒身份，使得此后与之相关的研究，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即认为张国焘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分裂党和红军，从而实现其个人的权力私欲。这种研究预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者对历史真实的判断。因而，对于“北上”之争有关历史，全面、准确而又实事求是的研究成果还比较缺乏。正因为此，作者的研究目的，除了还原史实外，更要以破除固有的研究条框为目的。

《北上》以史料为核心。作者的观点、认识，基本上都是以党的会议纪要、发言、文章、当事人回忆录、军史、战史资料、报刊等第一手材料为依据。本书的前12章，重点叙述了“北上”之争发生的原因与经过，而其余章节则讨论与“北上”之争有关的，涉及红二方面军长征以及西路军、西安事变等问题。其中，作者增补了例如西路军余部在新疆学习、休养生活，批判张国焘扩大化对二方面军的波及等从前并未被读者广泛知晓的史实。对人物、事件的评述，则尽可能以第一时间的文献记载来做说明。对于一些暂时无法考定事实的事件（如曾中生遇害，错杀黄超、李特），作者则如实罗列了有关记载和观点，留备存疑。这种“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态度，在符合实事求是的治学标准的同时，也留给读者一些思考与解读的空间。此外，作者的研究虽以“北上”之争这一具体事件为切入，但又不满足于单纯的史料考证，而是在更加广阔的历史视野下，系统全面地展现“北上”之争之于长征，乃至于整个中国革命史的影响，从而以事实说明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远见卓识，这无疑为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正确的范式。

《北上》对张国焘做了全面客观的评价。过去多称张国焘“南下”为负面的“逃跑主义”“错误路线”，但作者则通过史料记载指出，南下在最初阶段的确是取得了一些战果，并且四方面军在此期间作战英勇，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同时，对于刘伯承在“余天云事件”后的处理意见，张国焘并未干涉、反对，还予以明确的支持，这对于党在四方面军政治工作的加强客观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另外，再度澄清西路军的渡河作战，并不是张国焘的个人命令，而是在复杂危急的敌我形势下，党中央与军委为了减轻河东部队压力而做出的决策。更为重要的是，本书虽然去除了以往研究中对张国焘惯常采用的反面预设，但依旧如实反映了张国焘在苏区大搞“肃反”排除异己、另立“中央”以及叛逃投敌等既有事实，并对这些错误对革命造成的损失与影响做了评述。的确，学术的破旧立新固有必要，但如果单纯为了吸引眼球，博取关注，而走上另一极端，亦不可取。因此，作者求真、求实、客观、谨慎的态度，在当前动辄就要“翻案”、“重构”的浮躁风气下，则更显可贵。

《北上》对这一时期党中央在路线、形势认识上的分歧做了明确的表述。在作者之前，党史研究界已有一种共识，即遵义会议“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对认识上不一致的政治问题留待以后解决”，从而“维护了党内的团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1996，P52）。作者显然将这一认识扩展到张国焘与党中央的矛盾产生的原因上。根据史料文献所记载的张国焘亦要求中央彻底解决五次“反围剿”失利以来的路线错误，同时反对洛甫、博古等领导人在沙窝会议决议中，对当前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作者指出，“对张国焘的这些论断，毛泽东是半赞成，半反对”，一方面“长征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表现”。但另一方面，“这种退却不应看成是绝对的，否则就会对革命的前途丧失信心”（《北上》，P106）。这充分说明当时党中央内部在路线认识以及对革命的形势的判断上，意见是不统一的。而张国焘就路线与形势估计的表态，则使得这一局面更加复杂。同时也表明，张国焘执意“南下”，不单是与毛泽东战略分歧无法调和的结果，而是与党中央在此时路线思想还不完全统一有着紧密的联系。

不过，尽管作者已经对“北上”之争的原因做了充分解答，但对个别问题似乎还缺乏进一步考论。如四方面军退出川陕苏区的主要原因，到底是因为张国焘在根据地推行“左”的错误，还是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有关此问题的争议，恰是张国焘在会师后与中央在路线、形势等认识上产生争论的原因之一，但本书交代得并不清楚；此外，尽管作者已经指出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内部错综复杂的形势，但亦应看到，“北上”之争虽一度导致红军的分裂，但也在客观上，为党和红军在思想和认识上的继续统一提供了条件，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也因此进一步得到巩固。但作者对此线索似乎未加以特别关注。另外，本书也存在一些技术上的瑕疵：如在论及左、右路军行军路线、四方面军南下作战的线路、西路军渡河前的敌我态势时，缺少地图说明；又如对变节投敌的红九军军长何畏结局的交代，到底是如本书所说，其解放前夕“投水而死”还是如其他书中所表述的解放后被我军“处决”，作者也没有相应的解释。尽管这对于本书的整体性并无大的影响，但毕竟对这部以史料研究为基本方法的作品造成了一定缺憾。

当然，缺憾与瑕疵并不足以影响本书之于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从《北上》的作者刘统教授的学术经历看，他虽非科班出身的党史研究者，但却是一位经过了严格学术训练的优秀的历史学工作者。作者的本、硕、博阶段分别在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学习，先后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王仲荦、谭其骧二位先生，并写成专著《唐代羁縻府州研究》。由于毕业后具体工作的需要，才正式接触党史研究领域。但这一丰富的学术背景，使得作者本就具备一位优秀的历史研究者的基本素养。作者自己亦提到，“我的方法是用古代史的方法去研究现代史，重细节，重考证”（《北上》新版后记，P518）。《北上》一书，正是作者多年深厚的学术积累与研究能力的充分体现。此外，作者还出版多部优秀的党史研究、整理著作。这也表明，在党史研究回归于历史学范畴的大趋势下，优秀的历史学工作者，亦能为此提供正确的研究范式与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