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刘贺》 辛德勇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10月出版

近年来，最被广泛关注的考古发现非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莫属，它也顺理成章地跻身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海昏侯的“知名度”不断升温。墓主人刘贺的传奇经历和墓中出土的精美文物，成为业界关注和坊间谈论的焦点。

2016年，随着考古成果的不断披露，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出版了《海昏侯刘贺》一书。辛德勇治秦汉史多年，不仅关注秦汉时期的历史地理问题，也关注此时期的政治史相关问题。2015年，辛德勇出版了《制造汉武帝》，集中论述所谓汉武帝晚年的政治转向问题，引起学界广泛讨论。

从西汉政治史研究的角度看，《海昏侯刘贺》是辛德勇对《制造汉武帝》的延续，是一部有关海昏侯及其时代的学术研究著作。书中对汉武帝晚年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均有涉及，诸如巫蛊之祸、嗣君确立、霍光专擅等；同时，作者针对考古发现的大量随葬财富、“海昏”的释义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辛德勇表示，这本书的研究不求翻案，只为求实。

刘贺为什么会被封为海昏侯？

海昏侯是汉武帝刘彻的孙辈，所生活的时代距汉武帝时代不远，更准确地说，是汉武帝晚年政治局面的延续。辛德勇认为，研究海昏侯刘贺的人生轨迹，要立足大的时代背景，去观察他身上的各种政治角色——昌邑王、汉废帝、庶人、海昏侯等，才不至于偏颇。

在书中，辛德勇检读《史记》《汉书》等基本历史文献，带领读者延伸视野，从刘贺的父亲刘髆乃至他的祖父汉武帝刘彻谈起；谈到拥立刘贺登上帝位、同时又废黜他帝位的权臣霍光；还讲述了封授刘贺为海昏侯的他的侄子汉宣帝刘询的故事。他以文献记载的刘贺生平为基础，结合出土文物，通过丰富细节，向读者展示了海昏侯跌宕起伏的一生；同时也总结出，刘贺之登基称帝，立也霍光，废也霍光，并不取决于刘贺本人有多优秀，或是有多昏乱，而霍光的阴谋和伎俩在《汉书》当中也有非常清晰的记载。

对于“海昏”这个名字，一般认为是不好的称呼，海是晦、黑，昏是昏聩、昏庸。辛德勇表示，这个讲法上完全说得通，但是研究历史问题，他不主张简简单单这么看。通过具体深入的研究，辛德勇认为存在一种可能性，汉宣帝安置刘贺做海昏侯是一种善意的表现，在这之前他是平民、庶民，而且作为囚犯软禁。解禁出来封为诸侯，作为列候比诸侯王低了一个级别，但仍然是那么多人恭迎他的待遇，目的是安抚。

辛德勇深入阐释，在当时，昏可能是用来表示西南方位的词。古人非常重视冬至，除了现在所谓春节之外，最重要的节日就是冬至，皇帝要在冬至这一天举行告天大典。如果以冬至为标志，就可以看到太阳处于旦和昏的时刻，一个在东南一个在西南，昏就在西南方向。

海昏之所以叫海昏，海是西边，昏是天色昏黑的时候，天色昏黑的时候太阳在西边，所以根据太阳的方位确定的海昏就是鄱阳湖的西边。在西汉的北方，离昌邑国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县就叫东昏县，昏字很可能是当时地名用的通称。很多地名都会用同样一个词表示某种意义，例如我们经常看到的南阳、东阳、襄阳。所以海昏里的“昏”有这种可能，是当时地名的通称。

刘贺是情趣高雅的君子

还是“行昏乱”的“废帝”？

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中最直观的印象是财富和竹简。很多人首先会对大量黄金制品以及巨额钱币等财富的地域来源产生疑问：这些财富是从哪里聚敛来的？西汉的海昏侯国是不是像墓葬中的财富所显示的那样富庶？

针对这个问题，辛德勇在书中从刘贺的经历展开分析，关注刘贺生活的地域环境。刘贺曾生活在三个地区：昌邑国、首都长安以及海昏侯国所在的豫章地区，而其财富来源问题正是与这些地域当时的经济发展与交通状况相关。

海昏侯墓中还出土了许多的诸如所谓“孔子屏风”（实为矩形铜镜镜背），或属《易经》《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的简牍（其中有些内容还有待进一步认证），以及乐器、两周铜器等。于是，有论者便据此证明刘贺其人本属循规蹈矩的正人君子，并且情趣高雅，爱好音乐、喜欢收藏，具有很高的儒家文化修养；并试图以此推翻《汉书》等传世典籍有关刘贺“清狂不惠”“动作亡节”之类的记载，认为尽属霍光之辈肆意厚污。

辛德勇认为如此简单地阐释出土遗物，恐怕严重脱离实际。儒家经典，在当时的皇家子弟教育中，早已成为一项基本的内容——昌邑王刘贺的老师王式，就明确讲过他“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的情况。其实早在刘贺之前，刘贺的父亲老昌邑王刘髆，甫一受封，汉武帝就指令“通《五经》”的夏侯始昌给他做“太傅”。

出土文物颠覆文献记载

或仅是丰富历史细节？

青铜器、丝织品、黄金制品，以及上千枚具有文献价值的竹简，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文物令人眼花缭乱。一时间，很多人认为这些文物的出土，将颠覆文献记载，改写历史。

如何看待这些文物的价值？从它们身上能够获得怎样的信息？辛德勇认为，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进入传世文献记载比较清楚的时段之后，若是就重要的政治史进程、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重要人物的历史活动和属性等问题而言，考古新发现，大多会起到补充细节的作用，而通常很难对历史文献的记载做出根本性改变。如果总是期望通过某项考古发现来颠覆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往往只能沦为空想。

辛德勇说，考古发现，可以丰富和印证历史文献的记载。同样，历史学的研究则可以更加深入探讨文物背后的故事。所谓“二重证据”，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相互促进的一种境界。但研究中国古代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其中绝大部分问题，最重要的基础，还是传世基本文献。正如他在书中总结的：传世典籍与考古新发现（包括新出土文字史料在内）的关系，总的来说，类同主干与枝叶，首先把握住主干，才能更好地梳理清楚枝叶。研究者不宜抱持对立的态度看待二者，更不宜颠倒主次关系。

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文物，对历史研究的促进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辛德勇说，学问需要平心静气地做，要花费很多工夫，才能推动学术研究取得进步。对古代器物的研究是这样，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研究，更需要潜心积累，不要过多指望依赖某一新的发现来陡然改写什么、颠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