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钟桂松 著 ；商务印书馆

1916年入职商务时的茅盾

茅盾是一个人生经历相当丰富的作家。早年丧父、青年辍学，既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同时在文学上他又是中国左翼文学的中坚力量，从鲁迅到左翼阵营都曾给予《子夜》极高的评价。

1926年从商务离职时的茅盾

在这些颇具传奇色彩的履历面前，茅盾在商务印书馆默默工作的十年显得并不瞩目，甚至有些平淡。且不说很多读者并不熟悉茅盾的这段经历，即便是有所了解，但这十年在茅盾文学道路上发挥着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却远远被低估了。在大多数人的认识中，《蚀》是茅盾创作的起点，《子夜》是高峰，《腐蚀》是进一步的深化，但实际上贯穿和沉淀于茅盾整个文学创作的根本底蕴和底色却是这“商务”的十年，这一点并未得到大众足够的重视。甚至可以说，茅盾的文学道路不是从1927年发表小说《蚀》开始的，也不是从1921年成立文学研究会开始的，而是在他1916年踏入商务印书馆大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钟桂松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搜集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期间的史料，他的新著《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将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时期的经历和工作分为若干专题，全面立体地展示了这段历史。他认为，如果没有商务印书馆的这十年，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文学巨匠茅盾。

十年沉潜：是“文学家”更是“理论家”

大多数的读者都是从《子夜》《林家铺子》这些作品去认识茅盾的，但茅盾在现代文学史上的身份远远不只是一个文学家。茅盾应该首先是一个理论家，然后才开始文学创作的。

钟桂松在本书中提到，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十年内，从阅卷员变成了《小说月报》的主编，从一个青年学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员。但就对茅盾后来在创作上的影响来看，最重要的经历还是他在商务印书馆期间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据钟桂松在书中的统计，“十年中，茅盾共翻译并发表200余万字。涉及小说、散文、诗歌、剧本、文论、政论各种文体”，并且“茅盾一生中80%的翻译作品都是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完成的”。在译介的同时，茅盾还对世界文学理论思潮作了细致系统的梳理。他对俄国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表象主义、新浪漫主义的梳理和辨析，不仅为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有着重要的贡献，对于拓荒时期的新文学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段经历极大地拓展了茅盾的视野，促使茅盾对现实主义理论形成了一个自己的理解体系，他后来的一些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活动都可以从这个体系中找到立足点。尤其是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大量关于“为人生”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想，不仅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重要纲领，还引领了之后几十年的文学风潮，奠定了现代文学发展的主流方向。

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这十年恰好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当鲁迅、郭沫若等人横空出世的时候，茅盾几乎没有文学创作，而是一直潜心从事译著和编辑工作。但茅盾之所以最终能够在这一众新文学作家中后发制人，这十年打下的扎实的理论基础，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决定了茅盾之后几十年文学创作的基本格调和主要特质。

理性文风：“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

《茅盾在商务印书馆》这本书收录了1916年到1926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各种工作和活动的史料。从这些史料中，不仅能够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茅盾，也能够看到在风起云涌的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出版机构，它自身秉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姿态。书中记载了一个小细节：1921年茅盾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次改革虽然得到了当时领导高梦旦的大力支持，但也遭到了商务印书馆内部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当茅盾将改革后的第一期《小说月报》投递给其他部门的时候，第二天竟然被同事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虽然钟桂松将这种行为称之为“书生式的反抗”，但这多少也代表了商务印书馆相当大一部分人对茅盾“文化革新”的态度。当年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胡愈之也回忆说：“当时商务很保守，一切刊物杂志还是用文言文。我当时和沈雁冰同志都喜欢写白话文，但是怕所内老先生知道了不好，都不敢用真名，而是用笔名投到报纸上发表。”其实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初已经成为东方最大的一个出版机构，即便面临着社会转型的洪流，它也不可能像一些中小型出版机构那样先锋和激进，而更多呈现一种稳健的风范。商务印书馆这种略微保守的文化立场让它多次成为新文化运动论争的批判对象，但是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如果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去看，商务印书馆这种稳健的作风，对于当时新文化运动“矫枉过正”的激进和决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调和作用。

虽然商务印书馆这种“求稳”的风范和主张革新的茅盾有着一定程度的冲突，但是茅盾毕竟在这所机构里浸润了十年的时间，即便是他的思想再进步，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稳健的气质。相较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茅盾的认识显得更加冷静，也更加理性。在创作上也是如此，王瑶先生曾说茅盾用小说写出了“中国社会革命的通史，简直是一部‘编年史’”。茅盾的作品对中国社会、革命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但这种风格的沉静和沉稳，却是商务十年给予的。和“五四”那一代人一样，茅盾关注的也是现实人生和社会生活，但是相比于“五四”的激情喷射和个性的释放，茅盾显得冷静得多。他只是在作品中对社会事件、现实人生进行客观的展示和理性的叙述，判断则留给读者自己去做。这让他的创作虽然面向很多，层次很丰富，却能够杂而不乱，尤其在茅盾“解剖式”的描写之下，作品本身的主题和思想意义便会自然而然地“剥落”出来。

除了文学创作，在文学批评上茅盾也始终怀有理性的批判精神。作为最早的鲁迅研究者之一，茅盾对《阿Q正传》的理解已经超越了当时时代的限制，他认为把阿Q说成农民典型是“欠妥”的。对于阿Q身上的国民劣根性，茅盾的理解是“你会感到滑稽，但如果读到两遍以上，你总也要承认那中间有你的影子”。在《读〈呐喊〉》中茅盾又补充道：“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是中国民族所特具的，似人类普遍点之一种，至少在‘色厉内荏’这一点上，作者写出了人性的普遍弱点来了。”茅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能够有如此体悟，实属相当理性和超前的。

务实态度：要“思想启蒙”更要“实业救亡”

茅盾和鲁迅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两个截然不同的传统。如果说鲁迅的国民劣性批判确立了“思想启蒙”的精神传统，那么茅盾更看重的是如何以实业救亡。从《子夜》到《林家铺子》，从吴荪甫到“林老板”，茅盾始终对社会经济有着相当程度的关注，这是在同时代作家中比较少见的。茅盾塑造故事的背景虽然也有农村，但更多的是乡镇和大城市；他笔下的人物虽然也有农民，但更经典的是像吴荪甫一样的资本家和企业家。很多读者反映茅盾的小说不好读，很大一部分原因可以归结到他的很多小说都牵涉到当时社会复杂的经济和金融关系。不熟悉历史，可能会很难进入茅盾的小说，不懂经济，可能根本就无法理解茅盾的小说。长期以来，经济学视角一直都是解读茅盾小说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而这也是其他现代作家作品里罕见的。

革新后的第一期《小说月报》封面（1921年1月）

除了在文学描写上带有很强的实业精神，茅盾在自己的人生选择上也处处体现了他的实干家的气质。在《茅盾在商务印书馆》一书中，记录了茅盾在担任《小说月报》主编的时候，“从选稿、编稿、校对、跑印刷厂、发行寄送、回复读者来信”都是亲力亲为，此外还要“给其他报刊写文章，宣传、表达自己的文学主张和社会政治主张”。在参加共产党之后，对党内的政治、社会工作也毫不含糊。钟桂松还特别提到在1921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建党后的第一所学校——平民女校，此时茅盾又多了一份在这所学校教英文的工作，在他所教的学生中，就有后来也成为著名作家的丁玲。茅盾的一生都在战斗，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切实地参与到了革命战斗当中，本书收录的这十年，不仅是茅盾文学起步的十年，也是他革命起步的十年。

茅盾的这种实干气质，固然有着自身性格的影响，但与商务工作的这十年也有着莫大的关系，个中原因我们可以在《茅盾在商务印书馆》这本书中找到一些线索。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市场份额占有率最高的出版机构，这足以说明了当时的董事长张元济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更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从历史到今天，从上世纪初期的“林译小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汉译名著”，从1929年印发的“万有文库”到《新华字典》等一系列词典，商务印书馆始终最敏锐地引介着西方文学与文化，又最踏实地整理和汇编着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茅盾在商务的十年，也跟随孙毓修先生编纂了大量的中国寓言、童话，以及完成了大型古籍丛书《四部丛刊》的目录抄写工作，这对他的文学选择和革命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们常说影响一个作家创作风格形成和确定的因素是复杂的，但对于茅盾来讲，在商务的十年是一段极其特殊的人生经历，也是他后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宝贵资源。我们只有充分认识这一段历史，对茅盾的理解才能更加全面、更加深入，也更加准确。

100年前，20岁的茅盾在商务印书馆获得了人生第一份工作，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100年后的今天，不仅茅盾的文学创作仍然有经典的意义，他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也给予了我们重要的启示：一个人的人生底色打得好，底蕴打得深，根基打得牢，他后来的一系列发展和成就都会顺应而生，甚至成为某个领域的巍峨丰碑。我想这不仅是茅盾自身价值的召唤，也是文学经典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