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八十年之后，人们对于这段被历史教科书笼统地称作为“北上还是南下”的斗争，仍然知之甚少，这段历史，似乎总给人以扑朔迷离的印象。
1960年10月，与毛泽东阔别二十四年之久的记者埃德加·斯诺再次来到中国。这位最早向全世界报道“长征”的西方人，很快就以其职业的敏锐，感到中国经济的运转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尽管毛泽东与他进行了数次兴致勃勃的长谈，但这位大人物却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担忧。的确，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农村的情况自不必说，即使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严苛的粮食和食用油定量，也常会令普通人感受到饥饿的困扰。于是，斯诺问了毛泽东这样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不能不说，这个问题提得颇为聪明：既不露声色地透露了自己“已经发现某些实情”，又在试探对方的反应，以便在不让对方过于难堪的情形下，设法获得更多可用于报道中国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显然是听懂了弦外之音，但以他的个性，自然不会承认“出了问题”，所以，他干脆直接将话锋一转，让对方跟着自己重回长征时代——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尽管毛泽东针对斯诺问题的回答确乎是在掩饰着什么，但这并不表示，他没有说实话。正如在此前一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在谈到与张国焘的分裂时所说的：“那时候靠（叶）剑英，不忘记这一条。否则，中央当俘虏。”或许，对他个人而言，这次与张国焘的斗争，其惊心动魄程度远超其它时刻，毕竟，当年长征路上的这场争论和斗争，是自他掌握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权之后，面临的第一个“危机时刻”，而且这还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的斗争，这样想来，它能令毛泽东如此刻骨铭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过，八十年之后，人们对于这段被历史教科书笼统地称作为“北上还是南下”的斗争，仍然知之甚少，这段历史，似乎总给人以扑朔迷离的印象。例如，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为何在短暂会合后分道扬镳？毛泽东所说的“中央当俘虏”是什么意思？当时，四方面军的实际最高指挥者张国焘，是否曾发出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而与之相关的问题还有，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主要由红四方面军人员组成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受极为严重的挫折和极其惨烈的牺牲，以几乎全军覆灭的代价结束了失败的西征呢？
《北上》；刘统/著；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6年9月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一般读者的能力范围，而只能依靠可以接触到原始档案并拥有良好的档案解读能力的学者来作答。刘统教授的《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一书，就是这样一部既能解决史学专业领域问题，又能让普通读者读来不感枯燥的现代史作品。
红一、四方面军：从会和到分手
事情还得从中央红军的长征开始说起。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各支队伍中，当时驻扎于江西境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方面军，又被称为“中央红军”，因为中央军委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都是随着这支部队一起行动的。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决定开始长征，这也是最先踏上长征之路的一支红军队伍。这支队伍出发时人数有十万之多，经过湘江一战，已损失过半，而当他们按照与红四方面军约定，于1935年6月到达位于川西北的懋功时，只剩下不到两万人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整个队伍“拖得只剩下了一幅骨头架子”，而且个个衣衫褴褛，苦不堪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张国焘领导下的四方面军，这支原先一直转战于鄂豫皖根据地的部队，尽管从士兵到军官，普遍文化水平不高，但每个人看起来都精神抖擞、穿着整洁。这种军容和装备上的显著反差，显然会不由自主地投射到这两支红军队伍的领导人毛泽东与张国焘身上。因此，几乎从张国焘出现在第一方面军面前的那一刻开始，中央领导人对他的情感就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索尔兹伯里后来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张的面色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或许，正是这种直观的对比，让毛首先在心理上产生了不快，当看到一个战士夸奖张国焘卫队的高头大马时，毛泽东训斥他说：“别羡慕那些马！”晚上的聚餐会上，双方领导人同样话不投机。而最关键的是，在会师之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张国焘提出的红军应向甘肃南部发展（即“南下”）的设想，就与中央多名领导人一致赞同的“向北进攻，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不能相容。不久之后的某天早晨，受中央派遣，将要跟随张国焘一起返回四方面军的刘伯承，亲眼看见张国焘正在同毛泽东大声吵架：“我们跑来还听你毛泽东的指挥啊?”
也难怪，张国焘早在北大读预科时，就作为陈独秀的私人代表，直接参与了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此后一直被委以重任。而相比之下，毛泽东早年的经历却远不如他风光，党内地位也远不及他显赫，他自然从来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谁知此次重逢，毛泽东已经掌握了军政大权，张国焘心里当然不会很舒服。
不过，考虑到中央红军在前期损失过大，两军会合后，的确非常需要依靠张国焘手下的八万人马来实现中央的战略目标，经过反复磋商，中央军委和红军领导做出决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老部下陈昌浩等人也进入了中央军委和红军的决策层。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认为，这已经是对张国焘做出的尺度很大妥协让步，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全力支持中央的战略方针。
可事情似乎并未如中央预想的那样发展，张国焘仍坚持南下。按照后来叶剑英的回忆，“当时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意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进，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 突然有一天，形势急转直下。据叶剑英回忆，此事的起因是，张国焘私下给陈昌浩发了一封电报，被他偶然看见了，电报“语气很强硬。我看到这个报告后，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毛泽东“看完电报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这天夜里，中央机关就和一方面军三军团一起开拔，与四方面军不辞而别了。
那么，这份电报上究竟写了什么内容，让毛泽东最终决定与四方面军分道扬镳且趁夜离开呢？按照毛泽东后来在批判张国焘时的说法，电报上有“南下，彻夜开展党内斗争”的表述。不过，多年来，虽然研究者一直在寻找这份“密电”原件，而且长征期间所有的往来电报都完好地保存在了中央档案馆里，其中尤其包括了事件发生时期的1935年9月间每天的往来电报，但却唯独没有找到这封9月9日张国焘致陈昌浩的“密电”。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事件的真实起因，也将成为一个永恒的历史之谜了。
西路军：悲歌与谁说
西路军
以后，由于张国焘坚持的南下战略并不成功，加之刚从共产国际归来的林育英，以共产国际特派员的身份，对张国焘声称，斯大林本人及共产国际皆赞同北上而非南下计划（实际并无此表态），终于迫使张同意北上，自然也就使张放弃了他曾一度设想的建立临时中央的计划。最终，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了，张国焘最终也与其他领导人一起，顺利到达了陕北。
那么，曾经在他指挥之下的四方面军主力，又是怎么会在刚刚会师、部队未及休整的情况下，便匆匆向西北方向的黄河岸边开进，秘密伐木造船，准备渡河西进的呢？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张国焘不愿与中央会合，坚持其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擅自决定四方面军西进。也就是说，西路军的渡河与之后的失败，完全是张国焘个人的责任。
不过，根据改革开放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相关辞条的介绍，此次渡河，却是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实施的，目的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开拓一个背靠苏联的根据地，其中前期的具体做法是先消灭马步芳部，再行推进。
而恰在此时，西安事变爆发了。其实，早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为了保存军队，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就在不停地写信给国民党各方大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做统一战线工作，并表示愿意同国民党进行和谈，建立抗日救亡统一战线。不过，蒋介石决意要消灭红军，所以，中共中央又不得不决定积极准备宁夏战役。此前，由于跟中央闹了不少别扭，四方面军从张国焘到陈昌浩，再到徐向前，无不赞成积极准备，主动向中央请缨，派主力部队参加宁夏战役。而且，渡河对四方面军来说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找到一块相对独立的安身之地，避免与一方面军的过多接触。并且，张国焘还天真地以为，苏联方面准备了大量武器弹药，等待过河部队去接收，因此他极力催促陈昌浩等人快速出击，期待他们迅速带着苏联装备打回来，自己便可以收获满满了。这下，中央不干了，觉得张国焘又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了。于是中央决定不再实施宁夏战役，而是命令彭德怀抽调原本准备渡河的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去阻击胡宗南对陕北红军的进攻。
此时，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四方面军主力早已渡过黄河，一直在盼望着原定后续跟进的一方面军早日与自己会合，却迟迟不见对方踪影。同时，中央又一再发电报，要求四方面军坚持按原计划行事。但其实，一方面，由于兵力匮乏，这样的命令乃是无法执行的；另一方面，中央对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究竟应当作何长期打算也并未考虑成熟。此后，随着战事的发展，各种困难接踵而至，主要还是兵力不足，而军委的指示则总是要求他们坚守。身处一线的陈昌浩，由于背上了过去犯错误的包袱，盲目遵照上级指示指挥部队作战，更是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伤亡。
由于不断失利，又想避开蒋介石的军队，西路军只能一路西进，于是自然环境就变得越来越荒凉，部队人员和给养得不到补充，此时他们虽然一直发电报给中央，希望援军能够到来，但由于中央不了解西路军已经惨败的情况，仍希望他们坚持到底，开展对马家军的斗争。西路军遵照命令执行，最终，打光了几乎所有的部队，兵败祁连山，少数幸存者只能分散活动，各奔前程，又一次踏上了充满艰险的生死未卜之路。
西路军女战士
在西路军的幸存者中，命运最为悲惨的，还要数那些女战士。在红军各部队中，西路军的女战士本就最多，组成了一个妇女团，其中渡过黄河的有1300多人。西路军失败后，剩下的女战士只好躲避到山里，后来马家军趁她们在树林中熟睡之际，将她们全部俘虏，押送到凉州。关押在监狱期间，这些女战士不断受到马家军的强奸和凌辱，不少人都在监狱里病死了。有些女军官，如妇女团团长王泉媛等，则被强行嫁给马家军军官，备受折磨，逃出后找到历经艰辛，重新找到了组织，满以为归队了，谁承想，组织却不再承认其原先的身份，甚至不容其重新加入部队了。还有不少西路军中高级军官，或是部队打光了，或是被诬为有过“不清白”的历史，许多人即使在通过了组织的层层审查之后，仍然只能重新从战士做起。
并未结束的故事
毛泽东于1936年12月在延安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其中提到：“被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线路的最后的破产。”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当年被叶剑英截获的张国焘致陈昌浩电报中，有“武力解决中央”的表述。长期以来，对西路军历史的定位基本就是围绕着这两条形成的。直到1991年，新版《毛泽东选集》终于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增加了一条与原文意思并不一致的注释。这条注释明确了，当年西路军乃是遵照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指示而非张国焘之个人意志行动的。《北上》这部书中讲述的细节也佐证了这一点：张国焘在到达延安后不久，就听取了林育英的建议，不再过问西路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事情了。至于张国焘是否曾给陈昌浩发过表示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早在1982年，徐向前在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的谈话中就态度鲜明地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是没有看到过（这封电报）的。”加之前文已经提及，这封“密电”至今未曾浮出水面，因此这一曾经广为流传的说法的真实性，也就很值得质疑了。
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之后，中共中央终于在陕北站稳了脚跟，此时对张国焘的批判也就拉开帷幕了。与此同时，在西路军幸存者集中的迪化（今乌鲁木齐）兵营里，在陈云、邓发等人的主持下，一场在四方面军内部彻底批判张国焘的斗争也在进行中。经过两次大规模批判的张国焘自觉颜面扫地，希望搬出延安城，后来又听说自己亲手培养的两位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李特和黄超，被不明不白地杀害于迪化，张就很怕自己步他们的后尘，于是逐渐起了另谋他路的想法。他最终设法离开了延安，投向了国民党，被分配在戴笠手下做事。不过由于无法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戴笠死后，他即遭冷落。1949初，张国焘移居香港，1977年底终老于加拿大的一家老人院。不过，与他留在大陆的“亲密战友”陈昌浩“文革”期间以安眠药自尽相比，如此结局，已经算是得着善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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